记忆中洛阳大厂的生活：最终凭借自己努力，走出了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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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东北人，妈妈是上海人。

父亲是军人出身，在河南柴油机厂（也就是407厂）当军代表，69年因为出身问题被“清队”，就地在厂里转业。母亲中专毕业就分配到407厂工作。所以，407厂，就跟其他洛矿、洛拖、洛轴、洛铜、洛耐一样，成员基本来自五湖四海，且来自沿海相对发达地区的人大多从事管理和技术岗位，而来自本地以及周边县市的当工人的比较多。

那个时候，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有食堂、医院、理发店，有维修队（类似现在的物业）、甚至还有冷饮厂，在夏天的时候生产一些冰棍供应职工和家属。所以，一个大厂工人，甚至可以一辈子都不用走出厂区，生老病死全部都有厂里包了。

那个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没有这么大。我家人口少（我只有一个姐姐），且父母工资相对较高，所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算是中上吧。就算是这样，在我的记忆里，过生日的时候，也不过是多一个煮鸡蛋而已。我觉得我跟其他同学家的区别，仅在于我们家的糖果之类好吃的，是不用藏起来的。但家境的好坏，仅仅是个潜意识而已。与同学们一起上学，一起下学，当然，全部都是步行。大家一视同仁。下晚自习的时候，为了偷看在灯光球场放映的录像《霍元甲》，我们会结伴翻越铁门或者从大铁门下钻进去。

洛阳玻璃厂

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都很现实，特别是我们这些学习一般甚至很差的孩子，没有什么考大学的奢望，将来接父母的班，还进大厂工作就是最好的归宿。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上到了高中二年级。突然有一天，同学们开始热烈的讨论接班的问题，还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已经进咱厂工作了！搞得我一头雾水。回到家追问父母才知道，我母亲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让我接了她的班进厂了，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前期还一直瞒着我。就这么着，1986年，年仅46岁的母亲就提前退休了，让我顶替进了厂。因为，据说这是最后一次退休接班的机会。

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发生了变革，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开始懂事了。进厂前，父母跟我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叮嘱我，虽然工作解决了，但绝不能放任，还要努力学习。我在当时还很热门的自修大学报了名。但是，随之，我通过厂里专门在我们这批青工里招收的技校考试，又开始了学生生涯，而大学梦想只好暂时搁置了。我的专业是机修，这在厂里算是比较好的工种了。每个月不用上班却能拿着二三十元的工资，我觉得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骑车走在上学或者去车间实习的路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心里憧憬这今后这不紧不慢的生活，简直要被自己陶醉了......

中铝洛铜

那个时候，机修算是比较不错的工种。在工厂工作过的人都应该听说过这句话：“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而机修工就属于钳工的一种。两年的技校生活很快结束，我被分配到23车间干机修。我们的班组是在车间的一个小屋里，一共10多个人，分为机修和电工两班人马（吉师傅、韩师傅、尤师傅、大马师傅、小马师傅、牛师傅、李师傅，多年不见，你们还好吗？）。我师傅、师兄和我三个人负责一个工段的设备检修。我们工段的设备，是全车间最复杂，品种最多的，甚至还有几台德国原装进口价值百万的马克磨齿机。因此，那时候我还是很自豪的，因为我的技术自豪。与此同时，为了不被时代抛弃，我再次报名参加了高教自学考试，我学的也是当时很热门的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机修工作相对清闲，机床坏了，操作工来报修我们才会去，有时候连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什么活，当然，有时候机床会接二连三出故障，那么我们就要忙得吐血了。没事的时候，人家在屋里打牌侃大山，我呢，就坐在一边学习。要么，就端着一杯茶水，搬个小凳子到车间外面的小花园里，一边安静的喝茶，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对面的摩托车厂试车工骑着黄河川崎250在试车道上风驰电掣。就这样，三年后，我拿到了大专文凭。

那个时候，407厂的效益比之洛矿、洛轴、洛拖等几个大厂虽然有差距，但还不至于太差。我技校毕业后大概工资是28元，后来就涨到50多元了。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后，我要尊照母亲的命令，采用零存整取的方式，在银行存15元，一年下来就是180元。我的第一部照相机是华夏821，就是用这笔钱买的。91年还是92年的时候，我们机电修几个人在屡次想请假出去旅游而不被批准的情况下，集体不辞而别，踏上了南京—黄山—杭州—苏州之旅，耗时一周，花费300多元，这相当于我一年多的存款了。这次旅行，真的是“苦旅”。为了省钱，不吃早饭，在爬黄山的时候差点饿昏了。为了省钱，在从黄山去杭州的长途车上，甚至充当了师兄在途中偷人家梨的帮凶。当然，旅途归来，我们几个被车间主任扣罚了当月的奖金（大概10多元吧）。当然，为了报复车间主任，我们几个，当得知主任的儿子要结婚的时候，不请自到参加了婚礼，每人出了毛把钱塞到了一个红包里。当然，我们随后也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洛阳一拖

那个时候，文凭还真的管点用。我的大专文凭拿到没多久，一天正在班组里发呆，突然分厂颜厂长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我还纳闷，最近没有刁难过操作工，有报修都赶紧去修了呀！谁知厂长第一句话就是：“柴油机生产处缺一个生产调度员，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都震惊了，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就这样，告别了铁锤、扳手和螺丝刀，我坐进了敞亮的办公室开始了“干部”生涯。我主管一个车间的生产调度。这个车间，也差不多是全厂生产零件品种最多、工期最长的车间。一两千种零件，每个零件都有长达13位的编号，比现在的手机号都长。不仅要记住零件编号，还要记住生产流程，以及库存量。工作难度和强度可想而知。话又说回来，工作不复杂，干嘛找你来呀！最初的那半年，常常夜不能寐，半夜经常会被噩梦惊醒，不是哪个零件没安排上就是哪个零件严重缺货而导致生产中断。终于，我适应了工作，再也不用做噩梦了。

那个时候，407厂的效益逐渐下滑，开始裁员了。柴油机生产处重组，我这个本来就是工人的编外人员，首当其冲离开了办公室，重新回到了车间，重新拿起了铁锤和扳手。这还不算完，紧接着，车间也开始裁员了，被裁的人叫“下岗”，而我不幸又位列其中，从每个月400多元的工资，变成了96元。还好，父亲退休后，开了一个卖橡胶制品的小店，我就在那里帮忙，而不至于无所事事。

98年，我终于凭自己的努力，结束了12年的大厂生活，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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