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本田喜悦100像散架的声音大】孙卓姐姐发声：弟弟失去的14年，我家好像得了癌症，妈妈想砍掉自己的手。

孙卓丢失5172天后，2021年12月6日，在警察组织下，孙卓夫妇和孙卓在深圳见面。在亲知识拥抱的瞬间，孙海阳抱着17岁的孙卓痛哭起来。

与此同时，在距离深圳2607公里的新加坡，孙海阳的女儿孙卓的亲姐姐孙悦通过网络直播看到了这一幕。正在吃饭的孙悦，无声地开始流泪，大眼泪掉在饭里。

分手14年后，通过孙悦视频再次见到了孙卓。视频那边的年轻人又高又瘦，戴眼镜，额头像爸爸，眼睛像妈妈。隔着模糊的泪水，仔细地看着手，直到眼前轮廓清晰的年轻人和记忆中的弟弟重叠为止。那是三岁半的孙卓，额头宽阔，笑的眼睛弯曲，穿着幼儿园的黄绿色短袖校服，右手比“是”好。这张照片印在红色地板或白色地板的人身追踪公告上，印在报纸上，贴在家里的墙上，还贴在深圳和全国部分角落。

2008年1月，10岁的孙悦一个人乘坐从湖北卫理县出发的公交车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她再也没有见到弟弟，看到的只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漫长岁月里弟弟所有容貌的孙热记忆源泉。

孙悦把过去几年家人的痛苦描述为“癌症”。父亲孙海阳说，被拐卖的家庭三五十人经常聚集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一样。(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他的家人)而现在，降落在这个家庭的“癌症”终于痊愈了。孙悦说，弟弟能拿回来是她23年来最光明的事。

幼年时期的孙悦(前排右侧)、孙卓(前排左侧)和父母。回答者公岛

以下是孙悦自述。

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我在湖南永顺县长大。当时父母在县城的天桥下开了一家包装店。每天早上5点多开始卖饺子，爸爸凌晨2点起床去商店和面，包饺子。一想起英顺，就想起了自然现象、洪水、星星，而不是爸爸、妈妈、孙卓。

上游发洪水，永顺经常发洪水。一年来，我在家看漫画，水渐渐涨了，淹没在电视机桌子下面。我父亲把我放在肩上，跑到天桥上的高地避难。洪水淹没了天桥下的包装店，淹没了房子。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总是能解决好的。坐在他肩膀上，我感到安全。

一天清晨出发去箱包店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了。从家到皮包店不到300米的距离，他牵着我的手，四周无人，寂静无声，整个村子都在睡觉。我抬起头，看到无数星星堆在天上。

在子女教育方面，父亲一直很宽容，很少说沉重的话。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他执着于学习这项工作。他认为上学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必须抓住机会好好上学。小县城送孩子上兴趣班并不常见，但父母给我报了舞蹈班。刚学跳舞的时候，基本功训练很多，下腰，劈叉很累，不想去。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发火。他拿起火炉旁的夹子，大声问我要不要去。我吓哭了，他也慌了。急忙扔掉钳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是这么笨拙的父亲。

2003年，我5岁的时候孙卓出生了。孙卓很调皮，很聪明。我们在一起总是吵吵闹闹，为玩具或零食争吵。这种吵闹声是多情的，我不会放过他，他也不会允许我。

2007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回到湖北卫理的老家上学。父母带孙卓去深圳了。我那时成绩很好，但深工子女很难入学，为了不耽误我，他们在深圳定居，想接我去读书。

2008年1月，一个人在家乡呆了半年后，伯父送我坐从监理到深圳的公交车。

那时我对孙卓被诱拐的事一无所知。爸爸接待我的时候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很久没见孩子的喜悦，什么话也没说。出租车停在皮包店门口，晚上掩盖了“悬赏20万韩元寻找儿子店”的招牌。

太累了，回家后我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想起没看到弟弟。离开房间后，客厅的墙上贴着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有弟弟的照片。照片中，孙卓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腮帮子、咧着嘴笑，右手照在“是”上。

这时我才知道弟弟丢了。

没有人正式和我谈过孙卓的事。记者和警察经常来访，与父母交谈时，我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详细过程。

2007年10月9日，是父母箱包店开业的第二天。天刚黑的时候，妈妈去饺子馆蒸生姜，让爸爸在家看孙卓。爸爸打盹睡着了。孙卓在离家100米的白石洲城中村花坛玩耍时被拐卖。当时饺子店离孙卓折的地方很近，但妈妈背对着店门剁碎生姜，没有看到孙卓。

两个；两个。这个；这个。2

深圳和我想象的繁华大都市不一样。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活动范围在深圳白石州的城中村，围绕着河白石新村的房子、包子店和店铺所在的胡同。

父母仍然延续着以前开店时的时间表。爸爸凌晨2点起床做面团，妈妈随后去饺子店把牛剁碎，包好调料、饺子。(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一直忙到晚上8、9点。

房子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破碎了，摇晃了。家里总是吵架，三天两头大吵大闹。妈妈、爸爸和奶奶总是互相指责。妈妈说爸爸在沙发上打瞌睡是因为没看清孙卓，爸爸说妈妈在店里切了葱姜，离孙卓折的地方只有三四米，但没有看到孙卓。(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奶奶也很吵，怪父母丢了孙卓。

孙卓迷路后，我妈妈变得很情绪化。有一次和爸爸吵架后，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想砍下自己的手，被我爸爸抢走了，但刀背还是被打中了手。妈妈的手背肿得很厉害，令人震惊

心的青紫色。

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访者供图

我害怕，不知所措。有时我会躲在房间里，有时就看着他们。我不会安慰，劝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哭。

爸爸越来越沉默，妈妈越来越敏感。从前，她爱漂亮，喜欢穿优雅的长裙，也爱尝试新东西。弟弟走失后，她更轻易地被触动到最痛苦的地方。有时她只是和我聊天，说着说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她开始流泪，越哭越伤心。

她的身体也变差了很多。容易生病，肠胃也不好，上楼没力气。有时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会给家里打电话，说来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动了。

我放学后常去店里帮忙看店。有次刚进店，看到我妈正在包烧卖，她低头专注于手上的动作，突然开始流鼻血。一滴一滴地掉进馅里。最后那盆馅只能倒掉。

家里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记者到访。有人采访时，妈妈会换个好看的衣服，画个眉毛，把头梳好，发根白发太多的时候，她会染黑头发。

三

记者来时，爸爸会提前告诉我，我会主动避开。那时的心态是大人正在办要紧的正事，我应该回避。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有媒体曾写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记者来家里，我被要求当众要叫父母为叔叔、婶婶，不准叫爸爸妈妈。我确实叫过父母“叔叔”和“婶婶”，但只有那一次。他们扛这个担子已经很重了，他们想让我自由、轻松地过自己的生活。父母曾掩饰我存在的信息，也绝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为了提高关注度，让更多人关注我们家庭。

网络上有些网友觉得对我不公平。但这确实没有造成对我的伤害。我反而觉得在找弟弟这段漫长的跋涉，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无尽的争吵过后，家里的氛围转为沉重，压抑。每个家庭成员都避免提到孙卓，一提到“卓卓”，大家会突然静默。每年的10月9日，孙卓走失的日子，每个人心里都会记得，但大家不会交流。有时我会突然想到弟弟，但我不会说。

寻找孙卓从未停止。爸爸的手机一整天都在响，他总在接电话。起初，他贴寻人启事，后来，他联系被拐孩子的其他家长，和他们相互依靠。十几个家长会聚在我们家，他们不会哭闹，讲话声听起来克制、冷静，神情有和父亲相似的沉重。有时，他们只是吃饭，有时，他们吃饭后立刻开车出发去外地。

爸爸经常不在家，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他跑遍了几乎中国的所有省份。妈妈急躁，常因为拖延、磨蹭、丢三落四等习惯问题训我。我开始写日记。难过的时候、心里憋闷的时候都会写。那几年写完了10个本子。

和妈妈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在白石洲念六年级时。中午放学后，妈妈在店里一直唠叨我，没等到上学时间，我跑去学校门口晃荡，不想待在家里。

妈妈气急了，跑来校门口，推搡着我，把我拉拽着拖回家里。当时校门口聚集了很多学生，有不少我认识的同学。那种羞辱让我难堪，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跑出家门，跑向附近的大沙河公园。在榕树下我反复兜转，想彻底离开，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天渐渐黑了，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回家。在家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爸妈报警了。因为孙卓的事，警察了解我们家的事，应该是很快赶来帮忙了。

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爸爸神情严肃，看到我时突然松懈下来。我灰溜溜地躲进里屋，关上门，躺在床上。我想到爸妈，被愧疚淹没。如果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刻烟消云散。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寻找孙卓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坚强的形象。我没有看他哭过，他身上有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像既枯又荣的草一样野蛮生长。爸爸靠着这种信念坚持下去。14年，他一直用手掌护住这一簇火焰。

和爸爸一同组成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们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孩子，孙卓却迟迟没有被找到。有一两次，希望似乎近在眼前，但这希望却像盖茨比的绿光一样，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及。

孙悦日记：他（爸爸）身上那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受访者供图

程明找到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程明找到了，通过人脸识别和验DNA，老爸说人脸识别技术很有用，不久的将来……”我不敢写下去，写下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能会破灭，又要承受多一次的失望。

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彭高峰关系很好。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爸爸很开心地去机场接带回孩子的彭高峰。一群记者围住他们，爸爸躲在远处，有记者突然看到我爸爸，问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在视频里，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开始大哭。他哭得那么厉害，他哭得坐都坐不稳了，几乎从凳子上滑落。

爸爸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有脆弱。

四

为了有更多时间寻找孙卓，爸爸把白石洲的包子店关了，做二房东的生意。

爸爸每租下一栋房子，我们家就跟着搬去那里管理那栋房子。我们频繁搬家，深圳各处我们都住过。最远时我在石岩住，每天走读，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房子的布局，墙壁，我房间的模样，在记忆里混乱成一片。对“家”，我没有确定安稳的记忆。

每到一个地方，爸爸一定会给我弄一个书柜，把我的课外书好好地装进去。我的日记本，他们也会帮我收好，从没丢过。

与书柜一样被小心保存的，是一个破旧的纸箱。一米高的纸箱里放着幼时孙卓的衣服，鞋子，书包，玩具，和幼儿园的小被子。后面又加上了拐卖儿童的资料，有孙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从椅子上站不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笑声。“辉”谐音“回”，名字是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取的，寄许着对孙卓的期望。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层柔软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想自己上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旅行时的孙悦，小弟弟孙辉与父母。受访者供图

经过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孙辉关于孙卓的事。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大人担心你，就像担心孙卓的事会重演。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伤痛没有消失，但却夹杂着快乐和力量感。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五

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永远的回应都是 “好”。和过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

现在，我在新加坡读研究生，即将毕业。知道孙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惊又高兴。12月6日认亲仪式上，我通过视频终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来眼睛弯弯，我也有双这样的眼睛。

认亲仪式结束后，我和孙卓终于见面。和孙卓视频聊天前，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想告诉他我想快点见到你，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会难受吗?我想告诉他，慢慢来，有什么事情就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姐姐说。

我有那么多问题想要问他，可一看到他，刚说一句，哈喽孙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经泣不成声。反而是他一直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样，他说别哭啦，不要哭，这没什么好哭的。很懂事的样子。

爸爸曾经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我也想用“癌症”形容这14年来家庭遭遇的痛苦。现在，“癌症”终于被治愈了。弟弟能找回，是我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因为他，我觉得我此前的人生也都重新变得光明。

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编辑 胡杰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