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库产业体系构造主要是以三产高端行业为智库产业主导产业;其外延体现为各类智力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包括第一产业中以品牌建设、绿色生态、高质量、高价值为特征的现代高端示范农业,第二产业中以集约、集聚、循环发展为特征 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 打造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五链融合”的产业新体系是智库产业成功的关键。“五链协同”的本质是市场导向、企业主导。由此形成的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应用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
在世界经济的“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经济结构、发展动力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下行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时期,已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减速。面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让智库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智库产业集群如何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智,构建智库产业新体系?如何因地制宜地打造以“智库+”为核心的智库产业集群园区?如何形成以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应用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为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智库产业提出者于今先生。
“现在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之下,区域间的产业整合是促成区域整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新经济下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中,智库产业会发挥关键作用”
引进柔性人才,打造智库产业集群
记者:早在2002年,您发起成立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简称:东中西部院),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模式。作为“智库产业”的提出者,您提出“智库产业”和“智库产业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于今:上世纪美国的电影产业已经是一个与汽车业、钢铁业同等重要的产业部门,最有美国特色的好莱坞模式在全球范围获得霸主地位。与此同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先后提出了批判意义的“文化工业”和积极意义的“文化产业”。西方“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概念和一批以戴维·思罗斯比、露丝·陶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经济学领先学者的相关著作以及日本学者提出的“动漫产业”概念进入中国学界视野,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热潮。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次正式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提出来,这在文化建设的理论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伴随着信息化发展变化,美国IBM公司先后在1996年提出“电子商务”概念、1998年提出“数字地球”概念,谷歌地球就是“数字地球”的原型系统。为此,1998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数字地球”概念传到中国后不久,“数字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并纳入国家“十五”数字化城市示范工程项目。
IBM乐此不疲,2008年再次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地球”传到国内,很快出现“智慧城市”概念,并纳入国家战略,在全国各个城市推进。据德勤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已启动或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已经达到了1000多个,中国也是世界上建设智慧城市最积极的国家之一。IBM这些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逐渐扩大,则让其在市场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进一步拓展。IBM最精明以及老到的地方,每一次战略理念的推出,都很高屋建瓴,动身点都是他人,而落脚点却是自己。
2010年7月,德国政府公布将“工业4.0”上升到2020国家战略。“工业4.0”概念是由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协会会长米夏埃尔·腾·洪佩尔等德国学者提出。随后,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并迅速成为德国的另一个标签,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业转型竞赛。在中小制造业企业云集的中国,工业4.0的概念备受追捧,被各地政府列入工业转型方案。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这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它实际上是指通过虚拟生产结合现实的生产方式,未来制造业将实现更高的工程效率、更短的上市时间,以及更高的生产灵活性。
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冷战后,西方国家也鲜少有经济改革经验。把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全盘照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来说,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国内外经济实践经验表明:现代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产业强则经济强,只有现代产业体系壮大了、协调了,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有坚实的基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三大产业如果存在明显的短板,就不可能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级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较低环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总体上大而不强,且三大产业间融合协调发展程度较弱等现实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走出这一困局,不仅需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发力,更要顺应产业边界逐渐打破、产业间分工日益细化、产业融合日益普遍的大趋势,加强产业融合互动。
伴随科技革命越变越快、产业发展规律走向跨界融合、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全球经济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位移以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区际竞争走向新阶段等因素影响,“大破大立”的变革性逐步彰显,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产业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于具有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的城市或地区而言,需要进一步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地区爆发成长发展关键、现代化产业结构、产业思维本质、产业转型升级原理、产业发展规划方向等,进而在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管理范式创新、产业政策创新、产业哲学创新、产业促进工作等方面,以此构建智库产业体系,才能够居正出奇、有的放矢、开放创新。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就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发展“关口”。而跨越这个“关口”的关键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着力点来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立足于解决好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和要素瓶颈等“三大瓶颈”,并实现对产业布局、生产组织和要素配置的“三项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诸多方面一起努力。
作为采用举国体制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政府决策、企业发展、产业创新、区域协同、科技进步、社会民生等诸多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智库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服务,需要智库的预警及对行动方案的构思,来保障众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30岁出头,就是地方政府顾问,用现在智库观来看,顾问其实就是政府的智库专家,当时多数政府顾问还只是停留在参加开会提点儿意见的层面。但有些顾问,比如我们研究院的老院长任玉岭先生,他在担任一些政府顾问期间,就会利用自己的资源,把一些企业家学员带过去,帮政府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创收、解决民生问题。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投入成本非常大。那时我就在考虑,如果能把智库专家的这种资源圈层效应发挥出来,为地方的政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招商引资工作排忧解难、节约成本,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我们研究智库产业体系的初衷。
我们研究智库产业集群园区,则是对新理论范式的一次探索。在2009年7月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我就明确提出: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智库建设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百家争鸣”局面在新时期将以“智库群”和“智库产业”的形态出现,这些群体之间既具有区域性特征,也具有专业类组合特征,即可以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文化趋势、艺术源泉,也具有科研和文化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这就需要一定的载体,加强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政产学研金一体化的智库产业集群。提出智库产业区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智库、智库群以及智库产业业态。智库产业区作为智库产业的孵化器和统筹区域科学发展的实验区,可以借助地域优势,提升和发展当地的支柱产业。智库产业区内各行业精英人才的集聚,将产生智力触发和知识辐射的溢出效应。
记者:您怎么看地方经济过去遗留的痛点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您开出的这个智库产业药方是不是能对症治病?
于今:20世纪9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的一些政策,对地方产业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比如,原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多是传统工业,由于政策性的误导,使得一批老工业企业还没有进行创新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产业转移,随即就破产关门。这是原来东北老工业基地遗留的问题。本世纪初,随着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型的政策又把东部地区一些余温尚存的企业,或者说可以进行升级改造的产业停掉,搬移到西部。
其后果是,原来老工业基地中那些本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改造焕发生命力的企业被扼杀了,原有企业关门,工人大批失业,而新进入的企业落地短暂,在掏空政府招商引资的红利后,又离场去了别的地方。
理论上讲,我国国内这种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模式是具有显著优点的:第一,能够在不影响就业总量的前提下,完成中国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产业升级,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就业也随之转移;第二,降低产业升级的成本,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将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所节省的资金可用于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投入;第三,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格局。
然而,现实中区域间“空投式”的产业转移,不仅存在人才引进、招商引资、配套设施上的操作难度,同时也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优势产业由东部迁移到中西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收入,不利于我国扩大内需;第二,东部集聚的产业态势变成向中西部产业分散的发展趋势,区域间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将增强,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和市场恶性竞争;第三,中西部地区在争取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所推行的财税、土地优惠等政策措施,将导致政府支出向非民生领域倾斜,民生保障难以实现。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区域产业转移模式只强调了局部之间的调节,忽略了对整体目标的把握。产业升级不应成为区域性的战略,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同时这一战略还要与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等目标相互协调。
这些都是政策性失误,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没有智库,也就谈不上发挥智库的作用。如果当时有智库,有专家对此做出科学决策分析,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正确解读国家政策,那么,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失误就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智库产业能够依靠自身的智力优势,从根源上恰到好处地解决地方经济遗留的痛点问题。
记者:您认为智库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
于今:首先,智库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与解构,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智库必须帮助决策者剖析公共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并且对问题做出明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测。比如,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全球50年来最大最快的债务狂潮问题,对中国政府决策机构来说,就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独立学术研究机构,对此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性参考意见,对经济形势做出预警性判断。
第二,智库要提供前瞻性的议案,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使得国家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能够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大型思想库经费比较充裕,资源更加丰富,能够对广泛的内政外交和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思想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够在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产生影响力。
第三,智库要提炼出政策理论体系,引导社会思潮。智库要站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提炼出适合我国的政策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虽然短期内不一定可行,但经过长期、反复地倡导,有可能逐渐被决策者接受,并最终获得足够的拥护者,甚至可能会立法成规。
第四,智库要储备人才资源,充当政、学界之间的“旋转门”。智库承接政府部门相关研究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研究型人才的历练和培养,成为政策研究型人才和未来决策者的培养基地。同时又是网罗高端人才的“战略储备库”,充当人才流通的“中转站”;智库机构既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处,又为新政府决策机构输送储备干部。在我国已有的高级别智库当中,有的研究人员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他们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
第五,智库要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找到发展的动力源。智库为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能够帮助其研发和策划众多的项目和计划,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项目研发、项目实施能力,为项目落地或者项目成果的取得提供一种保障能力。也就是说,智库为地方经济提供了一种新的能力,找到了新的动力来源;新的动力一定来自于新的战略构想、新的发展逻辑、新的创新理念、新的重新定义和定位、新的事业发展氛围和基础。
第六,智库要能够提升领导决策能力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素质,使政府的施政能力得到强化。转型升级不只体现在产业和经济层面,还要体现在政府、社会、文化、民生层面,尤其领导干部的素质、意识层面,从而使智库能够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求,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第七,智库能够帮助解决我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顺利地融入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及应对我国国内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发,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在注重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整合统筹国内外智力资源,加强国际问题、中国国内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将智库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促进国家创新和智库产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安全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降低我国发展的国际国内风险。
集聚全产业链,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记者:早在2007年,贵院就开始?研究并?提出??智库产业概念,您领衔的课题组对智库产业进行了初步定义,并在智库产业研究中率先就国民经济分类进行了新兴产业的尝试与创新。能否就你们研究的“二连浩特中蒙俄国际智库产业区发展战略规划”重大课题,简要说说你们的研究成果?
于今:2012年,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政府委托我院开展“二连浩特中蒙俄国际智库产业区发展战略规划”重大课题研究,我院多次组织各领域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及对中蒙俄、上合组织、草原丝绸之路等方面研究,2013年形成了项目成果初步报告,2014年审议通过并形成最终报告,期间课题组相继给我国中央政府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201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蒙俄经济走廊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促使二连浩特市被国家确定为中蒙俄全面合作的战略桥头堡。
本项目研究期间,我们课题组重新界定了智库产业的概念,指出智库产业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智库为载体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以创新型人才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是针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是带动一产、提升二产、促进三产的功能性产业。现代化经济体系从产业方面来看,就是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不仅需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发力,更要顺应产业边界逐渐被打破、产业间分工日益细化、产业融合日益普遍的大趋势,加强产业融合互动,构建智库产业体系。
记者:对中西部区域如何构建智库产业区,你们是否也有研究成果?
于今:2011年,我带领研究院智库产业课题组对“黄河金三角区域”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金三角地区”构建我国首个“黄河金三角智库产业区”,并从规划总则、总体思路与战略构想、产业体系构建、重点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区空间布局、项目设计、保障措施等方面给出翔实、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智库产业课题组还对智库产业涉及国民经济行业进行了分类,包括第一产业中以品牌建设、绿色生态、高质量、高价值为特征的现代高端示范农业,第二产业中以集约、集聚、循环发展为特征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中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政策咨询、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专业支持等产业。
记者:这对完善新经济的统计分类很有帮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智库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提升作用。那么,根据您这么多年的考察研究,您认为智库产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今:第一,聚集高端产业功能。智库产业集群能够把一产、二产、三产的高端环节的智力资源集聚成一个全产业生态链,形成一种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和共生体系,进而发挥它智库+产业的功能,为政府出谋划策,解决如何发挥政府顾问效果最大化的问题。
第二,聚集高端人才功能。在中心城市,智库产业可以聚集全球范围内的高端人才;在省会城市可以吸引全球部分领域及全国范围内的高端人才,发挥柔性人才作用。解决吸引不同层次城市高端人才的问题。
第三,情景感知功能。智库产业体系能够动态、全面、及时地了解、把握区域内外的集群创新发展的走向、困惑等,解决目前产业信息获取不足的问题。
第四,问题挖掘功能。智库产业体系通过数据信息和情报系统,依据后台加工、数据管理、信息加工和情报管理等,能够形成一种定界、洞察,能够对招商引资或招才引智的建设产业园做综合研判,实现对产业信息的快速反应。
第五,智库事业效能提升功能。我提出智库产业,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批智库都是事业编制,机构臃肿,缺乏全面应对市场的竞争力。如果把这些事业编制的智库一刀切地推向市场,很可能会出现前苏联的情况,大批人才被西方机构高薪聘走,这会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如果智库事业是为政府服务的,它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让更多事业单位的智库能够参与到智库市场的产业体系之中,逐步地去与市场竞争,体验市场的甜酸苦辣。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协同功能。我们从原来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提出,这些都需要各省协同合作。基于协同发展战略的定位,我认为,智库产业园区的落地,首先应该在省会城市,然后是在国家战略布局的区域城市群,还可以在一些中心城市打造智库产业区的商业模式“智谷”,这将有利于政策的整体协调、统一规划、统一布局,也有利于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和各自为战,当然,关键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
记者:您是否可以谈谈智库产业对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于今:现在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之下,区域间的产业整合是促成区域整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新经济下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中,智库产业会发挥关键作用。我认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应当基于当地原有的优势产业基础,进行技术的升级改造。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把中西部地区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这样一来,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就具备了十分优越的产业发展基础,这种优势现在也还有发挥的空间。但是,随着交通、通讯和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地域限制作用正在减弱,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缺少的是对传统产业在技术和工艺流程上的升级改造,而不是建立新的产业。大力发展智库产业,找准问题的突破口与破解之策,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既可以利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降低产业升级成本,又能够避免产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形成与东部产业的互补。所以,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不应是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而应是区域内原有产业的升级。
智库产业集群能够引领城市功能集群化发展,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群组团发展需要以体制改革为引领,体制改革则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支撑。如果一座城市能够建一个智库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建立类似于“智库一条街”的智库空间载体,以智库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引领产业聚集化发展、城市群组团式发展。这样就能够凸显城市群的核心和中心城市大城市的创意引领、战略指导地位,或者说这种生态服务的功能;赋予整个城市群新的功能属性和DNA,引导城市群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协调发展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这其中一定会有激烈的竞争和不协调行为,即使实现了短暂的协调,这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协调。因此,发展智库产业区,会加速区域间协调分工的产生,促成区域一体化的形成。
智库产业不是智库产业“化
记者:对智库产业的商业性和公益性,您怎么看?
于今:我认为,任何一个公益性的事情,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只不过它没有分红而已。智库产业不是智库产业“化”,而是智库+产业。如文化产业也不是文化产业“化”。智库产业在学科建设上可以参照“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创意产业”。在理论政策顶层设计可以借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来构建中国特色“智库事业”和“智库产业”。
健康的智库与产业融合不是不分主从的,而应该是公益性智库事业为主,经营性智库产业为从,也就是“智库应当引领产业”。然而,在现实之中,那些“产业智库”反而越来越让智库的处境极为尴尬。 产业融合互动有许多组合,比如一产与二产的融合互动、三产与一产的融合互动、三产与二产的融合互动,等等。智库与产业的融合是基础。强调智库(高端人才)与产业(主要是高端业)的融合互动尤为重要。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借力智库,做大做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石,又可以避免产业自我循环,为新型智库的发展寻找新动能,从而实现智库、产业的多赢格局,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您提出设立智库产业基金,根据您的定义,这个基金是市场化的而非公益性质,那么,将它设为市场化的基金,您觉得最终能盈利吗?
于今:可以盈利。因为这里面有知识产权孵化器。在智库产业园区里,它的孵化器有两个,一个是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即可以实现现场进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交易。另一个是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买走一些专利,让民间的专利人能享受到研究成果的回报。在这些研究成果里,也有社会科学,比如说,像智库这样的机构的知识产权。
另外,设立智库产业基金也要因地制宜。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省份相比有一定差距,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通过设立智库产业引导基金可通过开展风险补助、投资保障、阶段参股三类项目,向智库产业集群园区注资,同时引导战略新兴企业主动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快项目的产业化进程,形成优势产业集群。
记者: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在您的调查当中,政府这种购买的意愿强吗?
于今: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意识极强的国家,这对推动科学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挑战。当前主要有五个问题,第一,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求政府购买智库服务,有些地方政府目前暂时还没有“购买意识”;第二,现在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地方政府原有的思路与做法行不通的时候,自然会提出购买需求;第三,智库本身是否具有有效供给能力的问题,从我国智库的品质或底蕴看,离满足政府需求还相差甚远,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政府的购买愿望或者对智库的评价;第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论研究和规范指导,现在看来还缺少一个共识或者基准(BENCHMARK);第五,需要研究和解决基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智库政策和相应法规的研究、制定和出台问题。
推动“顾问”角色转型,发挥五链融合协同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智库产业目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今:中国的智库发展一直很缓慢。最近这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产生变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难题和发展瓶颈,智库的重要性才日益突显出来。我国研究机构规模大、数量多,但多数还局限在民间和学术层面,对国家起重要作用的智库,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竞争力等都与发达国家智库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认可度也较低,面临的问题也很多。2012年我就提出智库产业面临的六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第一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问题。就是说,要发挥政府顾问的智库作用,智库专家组的角色要做好,不是简单的顾问,要转换角色。
第二是省会城市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的问题,要引进柔性人才。现在山东、浙江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2005年去浙江嘉兴时,向当地组织部长谈到这个建议,后来,他们按照我的建议出台了柔性人才引进政策。
第三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都是大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
第四是高端产业集聚的问题。我们重视了一产、二产、三产的高端产业,淘汰了一批低端产业,把一些老工业园区的低端产业提升为中高端产业。另外,还有行政改革的问题,即从智库事业到智库产业逐步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肯定是痛点,我在前面讲了,行政改革要去事业单位,就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推动这一改革,不能一刀切。
第五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重视发挥科研院所产业成果转化的作用。如果说,一个地方能将一个智库产业落实到位,这些问题就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智库产业中就包括了政策链。以往地方园区的发展只有产业链,而且产业链大多是低端产业,人才链也大多是低端人才,虽有政策,但政策链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进入本世纪,中国提出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由于园区定位于高科技,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就发挥了作用。我们提出智库产业,就是要将已有的政策体现出来,发挥政策链的作用。过去,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绝大部分企业没有享受到政府的政策红利,只有少部分企业,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享受到了,但中西部基本没有享受到。
记者: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您率先提出了服务区域经济的智库产业的五链?请您具体说说。
于今:我们提出了智库产业的五链:即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金融链和创新链,而且政策链要先导。智库产业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以创新型人才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是针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带动一产、提升二产、促进三产。智库产业是以智库为载体,以智库产业园区为孵化器和重要抓手,集聚高端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政策制定,节约区域战略成本和政府行政成本,因地制宜,引领集聚高端产业,使之成为区域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智库产业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智,构建智库产业的新体系,因地制宜地打造以“智库+”为核心的智库产业集群园区,形成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应用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摄影 杜京哲)
《国际融资》记者李路阳 、实习记者文柳依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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