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国灭亡的原因：根源是金融危机

明朝帝国灭亡的原因：根源是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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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个非常有趣的王朝,有趣在于它的文化和三百多年后的中国是一脉相承的。

明太祖朱元璋白手起家,做过乞丐、和尚, 就是没读过经济学,更不用提什么金融了——应该有个美女金融博士穿越过去给他做妃子,顺便教教他如何治理经济。

这个布衣皇帝是个经济白痴,其余的事情就不谈了,就说他实行的货币政策。

最初明朝连货币都没有,泥腿子上岸,只相信粮食,可想而知经济循环的便利和财政收入支出等等效率极低,一片混乱。后来想出宝钞这个名堂,这个纸币谈不上国家信用支持,更不用说以黄金做锚。最初的用法是强行发给官员做工资,这个没有信用基础的纸币在市场上是没有人信任的,只是靠国家暴力强行推广。但那个时候国家力量的控制在于朝野,却对金融货币的循环无能为力。

民间开始自发的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朝廷大怒,曾严刑峻法禁止白银货币,但毫无用途。几十年后,朝野上下就都默认了白银成为通用货币。而朝廷也开始大肆开采白银来充实国库。不过明朝白银的产量太低,大致每年产银20万两,而明朝的财政收入每年大概600万两左右,远远不够。

不过明朝初虽然有海禁政策,其实国际贸易一直存在。以王植为代表的海上走私商人和日本交易,到中后期西班牙商人以菲律宾为基地、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的国家转口贸易,与明朝江南沿海到福建广东一带的出口形成了当时全球化的贸易体系。

由于明朝是一个只出口基本不进口的怪异经济体,这几个国家对华贸易都集中在以白银换货的形式上，所以长期有白银净输入（贸易顺差）。其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大多以日本白银输入,西班牙人以墨西哥和秘鲁所产白银输入。到了明末后期的上百年间,中国大概输入了3亿两白银。（数据或许有出入,不过我参考了许多研究报告,应该大致差不多。）

这里面提一句小插曲,我们历史书上所写的明代抗击倭寇,其实主要是对沿海海匪的内战。以王植为首的走私商人长期与明朝发生纠纷,于是在浙江福建沿海,为了武装护卫贸易行为与明军发生武力冲突。而王植的队伍里混迹有大量的日本浪人，跟着混饭吃,其实就是雇佣军,因此就发生了我们历史上记载抗倭的一幕。不过王植后来被朝廷诏安诱杀,此后对日本的贸易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后来著名的抗清英雄郑成功起家也是海上走私集团。福建人的航海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海峡两岸的海军都是以福建裔为体系。

明朝的国际贸易积攒了数亿两白银,但是却没有换取当时欧洲兴起的先进科学技术,几乎全部投资了房地产。当年的权贵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买土地,建立庄园。告老还乡后就做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而商人的贸易盈余也以地产为主要投资方向。我在宁波参观范家园林,好家伙,这个院子在今天宁波的地价,少说也值20亿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中,明朝黄金与白银比例为6:1,欧洲比例为20:1,所以在换取货物之余,欧洲人也换取不少黄金回去。就当时的汇率而言,明朝所获白银的价值年年都在贬值,国内的通胀日益严重。

明朝的税法在张居正改革后发生了改变,叫做一条鞭法,所有的税负改用白银纳税。而最初税是可以用粮食来计量缴纳的。这给西北、山东、安徽、江南一带带来了沉重打击。西北等地由于工商业不发达,没有多少白银收入,所以当地农民必须卖粮换银,但是粮食在当时的物流条件下,自行运输很难,就地出售又很便宜,所以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卖儿卖女、抛荒开始流亡,形成流民。而江南一带由于工商业发达,提供了大量就业,而交税用粮食又不可能。所以江南一带土地抛荒严重,导致粮食价格飞涨。这就像山东菜价8分钱,上海菜价2块钱,有点相似。不过不是一个道理,下次再扯这个。

这在明末导致了大饥荒,造成接近40%的人口损失,国际贸易的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在那个时候遇见明朝。

明末权贵口袋里沉淀了大量白银,并且兼并了大量土地。但是由于此时欧洲和日本都开始面临硬通货减少,西班牙国王强令斩断对中国贸易。菲律宾发生屠杀中国商人事件，葡萄牙也减少了对华贸易,王植的死亡也影响了日本白银输入。

于是突然间,整个大明帝国后期发生通货紧缩，缺乏白银。江南的工商业遭到重创,整个国家发生硬通货紧缩,粮食的价格在两三年间价格下滑70%这是以白银计价,以铜钱计价则上涨10倍。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举个例子,就是以美元计价跌了70%,以人民币计价涨了1000%。

明朝一年的军费1600万两白银左右,而明末的财政收入也大致在这个数字,白银的减少不仅仅是经济紧缩的问题,军队缺少军饷也出大乱的。

对清兵入关的边疆防线一直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这个时候,朝廷重臣提出缩减驿站,减少公务员队伍。这里说的驿站是军人驻扎地。白银支出是少了数百两万银子,结果把李自成同志从体制内给下岗了，李自成就上山了。

所以,明末后期的社会危机根源是金融危机。帝国面临国际贸易中断、外汇储备突然减少、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硬通货计价的通货紧缩、本币狂扁引发的恶性通胀，于是流民造反、清兵压境。而明帝国竟然五没有钱支付国防军费，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王朝最后就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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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灭了明朝。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导致明朝的经济的崩溃的导火索就是白银短缺。可是说是白银毁了大明帝国。

在研究明朝灭亡时，大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农民起义以后与后金（清）的军事斗争上，以及明朝内部的激烈党争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银的进口骤减这一事实。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开首即利用马尼拉的港口档案证实了这一点: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 世纪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 艘。到1629 年便降为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 世纪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银流入两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 年后,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那么白银的进口量骤然减少，会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在一般人眼里，古代中国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怎么可能因白银的进口骤减而受到重大打击。确实明朝的经济完全可以自足自给，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货币白银主要依赖进口。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

万历可谓中国历史上对开采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竟至“无地不开,中使四出。”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万历及其矿监如此努力，最后开采了多少白银呢？ 据载:“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铛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 即使算上宦官数倍贪污中饱之数,其开采量完全不能进口的白银相比。

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17 世纪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 万至26. 5 万公斤。美国学者艾维四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数在33750一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从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人中国。艾维四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 。

明朝到底进口了多少白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很精确的数据.但从以上学者研究的数据上看明朝的白银完全不能自足自给，严重依赖进口。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 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贵金属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 今天看来, 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人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

顺治三年(1646 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即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十年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这里的通货膨胀是针对铜钱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以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 年到1634 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 %。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 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

可以看出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明朝的财政，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是白银进口的骤然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财政，并打击明朝的经济重地，但这一切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爆发的而不是东南。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发与白银有何关系呢?

西北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但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 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人京师，从京师流人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当然，一路上不断沉淀，成为达官贵人的窖藏）。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山东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这些地方的资源已被长期的历史重负所耗尽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西北成了一个白银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 。这使农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丰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而开征太早，预向客(商)借，谓之揭谷，谷二十担始得银一两;倘期满不偿，则各台远控，拖累无休。浏阳之民折屋弃产，常妻卖子，殆无虚日失”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娜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 丰年都得卖妻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了。这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

白银还导致明末那空前的粮食危机。明末的粮食危机很多人归咎于天灾，但白银在其中起的作用没有引起关注。对于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 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 跨区域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江南地区, 比如松江地区, 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这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

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了。在17世纪40年代, 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 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 一条鞭法实施之后, 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 偿还贷款。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 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 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可能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有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 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 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 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其中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 年代, 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 大批的人饿死, 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

因为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使明朝的东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同时也是原来的天下粮仓的粮食需要跨地区贸易。这使明朝始终面临这粮食危机的风险。而崇祯年间的天灾使粮食危机成了现实。而于此同时白银进口骤然减少，使东南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而帝国的西北因长时间没有白银的灌溉，而却需要用白银缴税，这导致西北的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最后由天灾为导火索，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帝国的东南和西北同时出现了极为严峻的问题，再加上东北后金（清）的军事压力，大明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大量的白银流入给明朝带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给明朝带来了挑战。而明朝面对白银提出的挑战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忽视了货币安全和粮食安全，最后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好好发展起来，最后帝国反而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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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的货币流通量以万历年间作为分界线。

元朝时蒙古人把中原江南的白银都拿到中亚阿拉伯地区去做贸易，白银过度外流，使全国的贵金属需求极度紧张。这到明朝时依然很严重，所以从洪武时期开始，明朝的银价飙升。

铜币不值钱，导致通胀很高，这也导致了朱元璋定下来的官员薪酬越往万历年间跑，购买力就越低。

而隆庆年间开了海禁，明朝就有了充足的海外白银输入到国内了，当时在明朝流通的白银，供应地是两处：日本的石见银山和马尼拉的墨西哥银元。由於明朝国内的强烈需求，所以当时明朝每年输入的银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80%。因为白银的供应舒缓了，也使得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缓解，於是商业一片欣欣向荣。一条鞭法也在这时候被推动实施了。

但是在1600年前后的欧洲发生的事情对於当时明朝经济来说，是重重地捅上了一刀。1600年前后，无敌舰队海战战败，爆发尼德兰80年战争和30年战争。这使得作为明朝主要白银来源的西班牙必须将墨西哥银元调回去本国用于支付军费。

同时，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有极高且离谱的通胀和破产问题，使得西班牙银元的欧洲的购买力远不如在明朝的购买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西班牙必须额外使用更多的银元来支付当时他所需要的费用。而明朝的记载也同样反映这个问题，1607年之后，来自马尼拉的银元就嘎然而止，只剩下石见银山的银币可以输入。

在此之后，明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又再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一连串的天灾、兵患，让原本贵金属供应已经捉襟见肘的万历政府更加雪上加霜。

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明末叶梦珠所著的《阅世篇·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五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十二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

顺治三年(1646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就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10年间米价上涨了10倍，银价上涨了5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白银短缺还导致了明末空前的粮食危机。对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棉布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

17世纪40年代，即使是丰年，南直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容易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由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根本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1640年左右，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人饿死，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