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网络暴民”比文盲更可怕？

在社交网络上持续刷屏近月余的战狼热潮终于趋向尾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票房奇迹面前，高诚意的场面设计与激发共鸣的爱国情怀固然如飘扬于异国的五星红旗般值得尊敬，那些一度遮天蔽日的“白色垃圾”，却在风口退去后显得分外刺眼。

虽然各自起飞的姿势千奇百怪，胯下的坐骑也从键盘进化到了手机，但他们都享受着江湖同样的尊称，名曰：网络暴民。

从论证“吴京即小粉红”的一百种方法到“差评就是不爱国”的奋起反击，前有中戏学院派亲自下场肉搏、后有网络键盘侠浩浩荡荡地震逼捐。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全民话题如战狼2般让我们有幸目睹如此震撼的暴民狂欢，俨然是被鲜血激活的斗兽场，上演着跨越立场、抛弃逻辑的无差别战争群戏。

自1965年9月8日设立“国际扫盲日”以来，我国在五十余载间对扫盲运动及义务教育的坚持推动已然取得了不俗的成效，降至4.08%的总人口文盲率足以让隔壁正在忙着普及厕所的莫迪同学颇为眼红。

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关于文盲的定义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网路暴民”肆虐所突显的教育及认知鸿沟绝不仅仅存在并危害虚拟网络，若未能加以及时弥补，今日美国呈现的阶层分裂危机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巨大隐患。

开启民智的强国之旅，前方依旧路阻且长。

你是社会功能性文盲吗？

传统意义上，鉴于接受教育实在是件颇为奢侈的事，是否具备对生活基本文字的辨识能力便成为了判断文盲与否的充要条件。

而得益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生产、教育及社会制度的发展完善，古装剧里落草为寇的江湖好汉在城门口对着通缉令满脸懵逼的桥段显然已成为历史，功能性文盲的概念也就随之而生了。

所谓功能性文盲，是指“具备基本读写能力，却无法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在现代社会顺畅交流”的群体。仔细想来，和网络暴民的行为模式还真有几分贴合：

他们习惯用情绪化的愤怒代替语言的交流与表达；他们总是以“太长不看”的态度忽略理性的陈述，从文字的细枝末节中运用“非我即异”的是非观大加辱骂；他们也往往抱团出动，动辄以群体的形态吞噬异见者的表达空间。

于是我们目睹了乔任梁含愤自杀、柴静遭疯狂唾骂、日产车主在祖国的土地被暴徒凶残打砸，从天涯、贴吧到微博、豆瓣的逐渐沦陷。

当网络广场遇见反智浪潮，幸耶？悲耶？

如果，他们也是受害者呢？

在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对教育认知引发的阶层撕裂可以说刻画地淋淋尽致。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产可以在自知有罪的背景下通过严密的逻辑和引发共情的语言表述获取法官的信任，而举步维艰、无以谋生的底层人民只能用愤怒的辱骂与单薄的指控在对抗中丧失掉最后的希望。

他悲愤地撞击着那扇分割阶级的大门：“我没有他那么能说会道，能把黑白颠倒，我只希望社会给我公正。”

同样的境遇也可能是每一个“网络暴民”所经历的，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出国留学就等于富二代、日本旅游就意味着卖国、所有的人和事必能以好坏区分。

一旦既成的三观被打破，自我安全感的缺失外化成愤世嫉俗的形式，而许多未曾有机会接受过充分教育的普通人甚至无法组织出理智、有序的言论，一场又一场的网络骂战便由此展开。

人们往往很难意识到：无论是良好健康的认知，还是客观充分的言语表达，都是需要以代价获取的，而这份代价，正变得愈来愈高昂。

高考试卷下的通识教育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朋友提出质疑：我国正以每年超过七百万的速率输出大学毕业生，怎么能说教育认知的差距不断增大呢？

以高中教育为例，同样是迎接高考为目标，毛坦厂中学等“超级学校”学生与京沪浙等省份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俨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套系统：当西厢的学子仍在夜半寒窗苦读期盼一朝金榜；东厢的子弟早已见识过世界的浩瀚广阔，在辩论与演讲中磨砺过口才、在夏利营体验过异土的风情、在课外阅读里探寻过多元化和包容的真谛。

虽然两股轨道最终都汇合在名为“高考”的站台，但旅途中经历感悟的千差万别，哪里又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所能平衡。

这也正是通识教育始终被呼吁推广的意义所在，在专业教育完成扫盲任务的基础上，接过传道解惑的民族期望，共三光而永光，将独立人格与多元思想在社会间自由传递。

让社会告别文盲，还需你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