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说起甲骨文被发现的过程,很多人都能说出这样一个故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国子监祭酒(当时最高学府官职名,主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王懿荣得了病,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派人到中药店购药,想看看“龙骨”的究竟,发现这味药已被捣碎了。于是王懿荣又让人从药店里买回了没被捣碎的“龙骨”,发现上面有很多刻痕。他反复揣摩,发现上面的一些奇异的线条与青铜器上面的金文有些相似。于是,他决定对甲骨进行深入研究,并向外界高价收购带字的甲骨。王懿荣先后共收购了1500余片甲骨,经过考释,他初步断定刻在甲骨上的“线条”是殷商时期的文字。

商王武丁时期牛胛骨刻文

虽然故事的某些细节说法不一,但可以确认的是,从王懿荣开始,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这些带文字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一片小小的甲骨,无不让他们惊喜万分,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凭着自身深厚的学识,不仅辨识出甲骨上的文字,还通过这些文字考证了史书中关于商朝的记载。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术界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学问——甲骨文研究。

王懿荣:散尽家财收集甲骨

王懿荣

虽然关于王懿荣最初如何发现甲骨有多种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而且王懿荣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改变了甲骨的命运。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因为王懿荣的收藏,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摇身变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毁坏。

事实上,王懿荣在甲骨上看似偶然的惊人发现,背后还有很多必然的因素。这与他自身的经历和时代特色都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学术名词:金石学。

金石学,就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碑石刻文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始于宋代,并呈现繁荣景象,欧阳修写的《集古录》被看作是金石学专书之始。元、明两代,金石学衰颓。到了清代,金石学重新得到迅猛发展。乾隆和嘉庆时期,许多学者崇尚研究历史典籍,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在此风气之下,形成了重要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受此影响,清代的金石学也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涌现出一批金石方面的学者,而且皇帝和一些朝廷大臣都对金石之学非常感兴趣,内府甚至从民间收集了大量金石古器。到了清末,学者们对于金石学的研究更加系统。

对“龙骨”上的纹路产生极大兴趣的王懿荣,正是清末的金石大家。王懿荣出生于山东福山的王氏家族,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也是书香世家。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并着有金石鉴赏方面的着作。

因为家庭的影响,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并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鉴定经验。王懿荣后来往来于大江南北,对喜欢的书籍、字画、金石文物、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珍藏。在成为进士之前,他就因金石学研究名满京城。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中曾提到,“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中进士之后,王懿荣在古物鉴赏方面更是声名远播,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王懿荣因为收集这些“宝贝”,有时出现手头紧张的情况,甚至要把妻子的嫁妆拿出去典卖,为此他曾写了一首自嘲诗:“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正是因为王懿荣对金石学的痴迷和深厚积累,才使得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偶然发现的有奇异纹路的甲骨非同寻常。经过大量的收集,王懿荣成为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他也被后人誉为“甲骨文之父”。

遗憾的是,王懿荣还未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饱学之士,同时还是一位非常有气节的忠义之士。1900年6月,在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前夕,她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以保京城安定。8月15日,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往西逃跑后,王懿荣对夫人谢氏讲:“吾可以死矣!”并用楷书在纸上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绝命书写完后,他两次自杀未果,后投入庭院的水井中,壮烈殉国。时年56岁。

刘鹗:收藏五千甲骨并着录成书

王懿荣生前散尽家财购买古物,死后没留现金。为了生计,其子王翰甫只能变卖家产。此时,京城另一位对金石甲骨感兴趣的有识之士,买下了王懿荣遗留的大部分甲骨。

刘鹗

这位“慷慨解囊”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写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买入王懿荣收藏的1000余片甲骨后,刘鹗自己也开始购买甲骨,最后总共收集5000余片甲骨。随后刘鹗开始独立研究,他将甲骨上面细小的字迹拓印下来,并整理分类,挑出精细者拓印成1058片,在190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书籍《铁云藏龟》六册。

“铁云”是刘鹗的字,“藏龟”则是他收藏的甲骨。这部书成为我国着录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专书,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观赏的“古董”变为广大学者研究的资料。1904年,《铁云藏龟》出版后不到一年,晚清着名经学大师、教育家孙诒让,正是在《铁云藏龟》的基础上,对甲骨上面的文字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考释其形义,写出了《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有趣的是,刘鹗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着作《铁云藏龟》和《老残游记》,都是在1903年诞生:1903年6月至11月,刘鹗写完了《老残游记》的第一回至第十四回,同年九月,《铁云藏龟》印成。刘鹗能够在文学与甲骨研究上“左右互搏”,这与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

刘鹗编著的《铁云藏龟》

同治十年(1871年),15岁的刘鹗随父至河南,直至25岁因其父告病辞官,才返归淮安。28岁时,他在淮安南市桥开烟草店,年底倒闭。29岁,刘鹗在扬州挂牌行医。31岁,刘鹗又来到上海开设石昌书局,为中国石印之始。同年8月,郑州发生洪灾。第二年,32岁的刘鹗印完父亲刘成忠的遗稿后,停办石昌书局,赴郑州帮忙治理洪灾。34岁时,因为治理黄河有功,刘鹗一时享有盛名。他在测绘基础上,绘制出《豫、直、鲁三省黄河图》,并出版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刘鹗也被世人看作奇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38岁的刘鹗再次回到淮安。在淮安一家碑帖店,刘鹗与小他9岁的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清国学大家,敦煌学创始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初次见面,有着共同爱好的两人,由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交往。两人在学术上的交往不仅促进了甲骨文研究的极大发展,而且两人之间的友谊也给后世留下一段佳话。

1895年,刘鹗将当时还比较穷困的罗振玉招致家中从事家馆,教授刘鹗子嗣。罗振玉之前在山阳刘氏做家馆时,“岁修两万钱”,而刘鹗给他“岁修八万”,可见刘鹗对罗振玉的器重。1901年罗振玉在湖北任农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王国维、樊炳清任教员,他们创办了一本名为《教育世界》的杂志,刘鹗还特意汇款五百元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1902年,罗振玉在上海见到刘鹗所藏的甲骨墨本,大为惊叹,称“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劝刘氏编印《铁云藏龟》且代为撰与序文。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罗振王、吴昌绶(近代藏书家、金石学家,曾藏宋本《东京梦华录》)以及刘鹗自己均撰写了序言。

1907年,刘鹗的《老残游记》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1908年,刘鹗与朝廷官僚发生纠纷,多年前他在北京将沙俄官兵不用的粮食买来救济北京城里难民的事,被重新翻出,刘鹗被冠上“通洋”的罪名,被发配到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中风去世。

1915年,罗振玉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在自序中表达了对好友刘鹗的深切怀念。“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君铁云……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

罗振玉:发现甲骨出土之地——安阳

罗振玉祖籍为浙江上虞,1866年,他出生在江苏淮安。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中,他有着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劳。但后来罗振玉以清朝遗民自居,追随末代皇帝溥仪,并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他的这样一段历史也多为后人诟病。不过,在政治上的“失足”,并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历史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罗振玉

1902年,自从在刘鹗的家里接触到刻有上古文字的甲骨后,他就对此特别留意。1907年,罗振玉进入清朝学部后开始收藏甲骨,并深感其珍贵,为此大量搜求,个人毕生收藏甲骨达三万余片。

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则是探明了甲骨出土之地:安阳小屯村。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为了找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数年之间多方探询,终于在1908年得出甲骨确切的出土之地在河南的安阳洹滨的小屯村。之后他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胞弟罗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去安阳小屯村收集甲骨,“虽龟屑不令遗。”

有了大量的甲骨,罗振玉开始了系统的考证甲骨文,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他释出单字近三百个,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罗振玉根据考释的甲骨文创作的对联:三德六行大学教、五风十雨康年占(注:甲骨文的“十”,像一根用于记事的垂悬的绳子)。

1920年,年逾五十的罗振玉寓居天津,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渐深入,此时的他在书法上风格为之一变,由篆而人甲骨,不断临写揣摩,并用考释的甲骨文字编集楹联,短短的3天时间,居然撰写了一百多副对联。1921年,罗振玉将这些楹联整理成《集殷墟文字楹联》,由此开创了甲骨文书法。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的贡献,除了收藏整理甲骨,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则是罗振玉将内阁档案从书摊上三倍高价买回的故事。

1909年,清朝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有人奏称,大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朝廷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恰在此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罗振玉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的档案,最终这些档案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便命令历史博物馆将放置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次作为废纸卖出。一天,罗振玉赴京办事,偶尔发现有人在书摊上出卖《洪承畴揭帖》和《高丽王进贡表》等古籍。追寻之下,他得知早先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被卖了。在又气又急下,他当机立断,以三倍的高价一举买回了这批档案。

王国维:用甲骨文考证《史记》

在提及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时,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王国维(1877-1927)。他们曾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并各自成就了流传后世的学问。

王国维

20世纪初的上海,是各种新学与新知汇聚的地方。22岁的王国维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与校对。此后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查封,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因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此后的交往中,对彼此才能都很欣赏的两人也迅速成为至交。

1911年1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联袂东渡日本。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图书、甲骨器物带到了日本,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转向了国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他们都对甲骨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两人的研究侧重点略有不同,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西汉司马迁所着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内的“雍”、“曹”、“杞”等8处地名。后来,王国维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他又写出一篇《续考》。在这两篇着作中,王国维考证了王亥、王恒、上甲等先公先王,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

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不局限于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还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他创造并完善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1916年,王国维回到国内。3年后,罗振玉也从日本回国。回国后,罗振玉为了在政治角力中胜出,力邀王国维加入朝廷,但王国维无意于尔虞我诈的官场,多次拒绝了罗振玉的邀请。于是两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再加上因为儿女结为亲家后生活琐事上的纷争,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1927年,五十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湖自杀,当罗振玉听到噩耗后,沉痛地说道:“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在王懿荣、刘鹗、罗振玉以及王国维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甲骨文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28年至1934年,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学者董作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积极从事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卜辞通纂》等书籍,晚年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四人因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被誉为“甲骨四堂”。着名文字学家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补白

“甲骨文”名称的由来

在最开始的研究中,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对甲骨文的叫法均不相同。

甲骨文是以龟甲和兽骨组成的,字就刻在这些龟甲和动物骨头上。最初的收藏研究者,直接以质料来命名。刘鹗因为买到的龟版居多,所以就称甲骨文为“龟”。孙诒让称“契文”,是因为这些文字是用刀刻的,这是按文字书写的方法命名,罗振玉的书也叫《殷墟书契》。再有就是按照甲骨文的内容命名,因为上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祭祀占卜,所以罗振玉有一本书叫《殷商贞卜文字考》,“贞”在商周两代的意思,就是占卜。

上世纪20年代初,陆懋德发表了一篇《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的文章,这是“甲骨文”这3个字第一次出现。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及1925年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部分等均沿用了这一称呼,1930年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也都以甲骨文命名其书或其文。甲骨文这个叫法,从此广为人们接受。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引发了自1928年开始的历时80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古老的殷商王朝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秘世界逐步显现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发现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0余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数千座、手工业作坊多处,以及大批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奴隶社会形象。殷墟也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龟虽寿三千岁 永不朽在文

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因为碰到了王懿荣,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一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甲骨约达15万片,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甲骨文的“抢救性”发现,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面对甲骨上的刻写,有人认为那是多余的划痕,有人则认出了那是一种文字。“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罗振玉的墨书意味深长。

甲骨文出土后,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承前启后,不吝相传,以发现之功、推广之功、考释之功和提升之功成就了“一片甲骨惊世界”的中国传奇。让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甲骨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中予以特殊扶持的“绝学”,正面临着人才队伍减弱、后备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从“显学”到“绝学”,其间的沧桑变化令人唏嘘。

水有源,木有本。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活水和生长之根,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宏观的文化发展,还是微观的书法艺术,要返本开新,都不能不将目光投向甲骨文。甲骨文的历史很长,已有3000多年之久,但甲骨文被发现、被认识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00多年,继续发现和认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00多年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学者薪尽火传、寝馈或废的努力之后,在迄今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仍然有3000左右的单字未获释读。有学者把一个甲骨文单字的破译比喻为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可见其难度之大。甲骨学前辈学者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公诸于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深切瞩望于未来新的学术力量。

今天,在提笔忘字已经成为一种危机的情势之下,我们重温一个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或许可以从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术先贤的脚步中获得启示,更好地履行知识分子继往圣、开来学的历史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这棵老树不断绽放出学术新花。

甲骨文怎么认?

甲骨文与商代的占卜活动密切相关。甲骨问卜的主要人物有3个,分别是需要占卜的商王、贞人和卜人。先由贞人问卜,说明卜问的内容;然后再由卜人用烧红的木炭之类的东西在甲骨钻凿处烧灼,使其在正面出现卜字形裂纹;最后由商王很据卜兆的形状判断凶吉。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分为四个部分,它一般包括叙辞(叙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的人物)、命辞(记录所卜问的事情,是卜辞的中心部分)、占辞(记录观看兆辞的人根据卜兆判断凶吉的预言)、验辞(实际应验的结果)。

象形字

甲骨文中“画成其物”、有形可象的文字很多。

指事字

在象形的基础上添加一定的符号以表达比较抽象的概念,反映无形可象的比较复杂的事情。

会意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组成的文字,大多是会意字,义在其中。

本文内容综合自《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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