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保险 看这里!书单31上：中国保险史1978-2014（至2004年）

2014-08年

前言：在加入WTO谈判中，为了保护和稳定银行业证券业，国家抛出了最薄弱的保险业。

这些年，大量的保险人涌现，供应即承保能力不断增强，而有效需求的增长远远低于供应的增长，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可以想象了。供过于求，价格必然规律性下降，行业性亏损日益严重，于是各种形式和期限的自律联盟、新车共保等价格卡特尔组织层出不穷，“囚徒困境”也就不断上演。

如果把年保费100亿元以上、30亿元到100亿元、30亿元以下作为标准，将中国目前的公司分别划分为大、中、小公司，就会发现两个规律性的现象：其一，大公司保费占总保费的70%到80%，近100%承保利润向大公司集中；其二，小型保险公司保费规模增长迅猛，中型公司保费被挤压得厉害。

1.冰河初开（1978-1991）

1.中国保险的开端

198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中正式分设，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自1949年起，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公司经过了“四起三落”。直到1980年年底，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刚刚恢复的中国保险业，很快就为自己的冲动和不专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大量开展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到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此后绵延近20年！

2.中美保险始乱终弃

一个美国人联手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名曰“中美保险公司”。

但是，中美保险成立之初，合资双方其实是各怀心思。

1994年，中美保险散伙，投资的1000万美金打了水漂。不过，这种结局已经无关痛痒。接手之后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劳工险，其后续责任大大超出预期。这些业务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后转至中国再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一笔坏账。

3.青葱的精算童话

1949年之后，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精算技术可有可无。1958年至1978年，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精算没有存在的土壤。1983年，成为国内保险精算一个新的起点。

1983年11月，另外一个幸运儿被人保派至友邦香港总部学习精算实务，为期半年。1988年，他将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寿险基础数理》，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本精算教材。这个幸运儿就是万峰。此后，他“26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寿险”，2007年，万峰出任国内最大寿险公司——中国人寿的总裁。

借鉴海外的精算职业体系，中国于20世纪末设计了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和制度，“中国精算师”成为保险“皇冠上的明珠”。1999年11月20日，保监会公布通过首次“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的43人名单。第一批“中国精算师”中，南开大学毕业生占据半壁江山，而这首期精算师后来多数都成为中国寿险行业的高管。

4.马明哲旧瓶装新酒

1986年，马明哲已经由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经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这是马明哲主创平安保险公司的起点。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1986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的奔走终有花开。中国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2.友邦破冰（1992）

1.代理人制度十年穷途

友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1992年，友邦率先将寿险代理人机制引入中国,代理人仿佛一颗原子弹，引爆了中国的寿险市场。友邦引入内地市场的代理人制度，其实是复制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个人营销模式，这一模式在台湾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内地亦一样。

友邦之后，国内保险公司纷纷效仿，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制度被快速复制，带动了中国寿险业超常规发展，其保费收入快速超过产险，改变了产险和寿险的市场格局。代理人的奇迹不仅在于规模，而且是实在的利润——仅仅用了三年，友邦（上海）就实现了盈利，而普通保险公司的盈利周期在5～7年。

保险代理人素质最好是1994年到1997年之间（当时做代理人有两类，一类是大学毕业生，一类是下岗工人，素质都相对较高）。那个时候，保险业在中国刚刚起步，高收入吸引了很多优秀者。另外，代理人制度刚引进不久，谁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跃跃欲试。他给营销员做培训的时候，下面坐的不乏博士生、硕士生。

但1997年中国保险市场全面扩张后，情况就变了。大批人涌入这个行业的同时，代理制的残酷现实也逐渐显现，高素质者纷纷退出了这个行业。久而久之，中国代理人制度导致向下的恶性循环：素质低的人让行业形象越来越差；行业形象差则更招不到高素质的人，于是乎行业形象更差。

2.“92派”创业

“92派”下海，选择保险行业，有两位比较出名，一位是泰康人寿的陈东升，一位是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王梓木。

3.蹒跚学步（1993-1995)

1992—2001年，寿险进步最快，最意气风发

1992—1996年，萌芽期。友邦打开了寿险代理人营销的潘多拉魔盒。本土玩家们——人保、平安、太保纷纷觉醒，学习、复制，以至滥用“代理人模式”。

1997—1999年，震荡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七次降息打断了中国寿险业的发展节奏。突如其来的利率风险使得本土玩家们不知所措。恶果很快显现，“利差损”成为各家保险公司最为头痛的顽疾。

2000—2001年，调整期。面对利率风险和利差损的“双重围困”，各家公司均希望以新产品突破重围，于是，分红、万能、投连这三大投资型产品先后落地。

1.平安“偷”师

马明哲向台湾国泰请教，而台湾国泰亦很坦诚地告诉马明哲，这是因为台湾国泰做寿险，而台湾富邦干产险的缘故。寿险的蛋糕要远远大过产险，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正如马明哲所料，产、寿分家的“核裂变”，极大地解放了寿险的生产力。

事实上，“台湾模式”的复制效应已经让位于本土精英人才的崛起及保险营销模式的创新步伐。“不论学历、不论年龄，只要勤奋就能成功”的传统代理人模式正日渐消失。而银保、网络、电话、中介等新兴保险销售模式异军突起，多元行销模式带来的硕果开始让市场意识到，在这个渠道为王的时代，“一条腿”走路的传统行销理念或将终结。

1993年12月17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获准各自出资3500万美元入股平安，各持有5.56%的股份，拉开了平安引进海外投资的序幕。而外脑（海外人才）、外资（海外投资者），以及外体（海外机制）成为成就平安的著名“三外”法则。

2.《保险法》：规范赶不上实践的脚步

当时主流的金融监管观点认为分业更有利于控制风险，因此《保险法》第91条第2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这样规定事出有因。因为财险具有补偿性，人身险中的寿险则具有储蓄性，禁止两者兼营可以防止将寿险资金用于财险补偿，从而规避风险。

在当时，这些投资被严令禁止，防止了保险资金滥用的风险。但这是一个悖论。10年一个轮回，螺旋式上升，看似回到起点，其实是新的质变。严格的投资限制，表面上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但是也扼住了保险行业的喉咙。

由于投资渠道受限，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长时间萎靡于5%之下，远低于其时寿险产品6%～8%的保底利率。1996年步入降息通道之后，巨额的利差损让整个行业不堪重负。

4.利差损毒丸（1996-1999）

1.人保破“规”

1996年，人保分家成人保、人寿、再保三家，根据分业监管的要求，人保“产、寿分家”。“干部队伍中，多数人不愿意分出去，而愿意留在产险。因为产险家大业大。

从1997年开始，中国大陆寿险总保费首次超过产险总保费，达到600亿元，个人营销业务在1997年占到寿险总保费33%的份额。”

2.利差损毒丸

1996年5月肇始中国人民银行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至冰点1.98%。快速的降息打得国内稚嫩的保险行业晕头转向，导致中国寿险行业出现巨额亏损。中国保险行业的三大不良资产，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的“长尾保单”，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乱投资”，但是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最晚产生的“利差损”

所谓“利差损”，简而言之就是给客户的回报过高，超过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使得保险公司出现巨额的亏损，最终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危及公司、客户和市场等三方参与者。造成利差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预定利率偏高，另一方面则是投资收益偏低

1993—2004年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寿险产品预定利率变动情况

保险资金整体投资回报

面对利差损的压力，各家公司自寻解药。中国人寿靠剥离的“美容手术”，把包袱留给了母公司和财政部；而市场化的平安和太平洋则不得不苦练内功，自我消化。

1999年后，由于预定利率保持不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相对偏低，香港等地的高回报保单乘虚而入，内地市场成为这些“地下保单”倾销的区域。

3.扩军

1996年，在100多张牌照申请中，中国人民银行史无前例地批准成立五家中资保险公司，其中三家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华泰财险、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另两家是总部分别设在西安和深圳的区域性保险公司：永安财险\华安财险。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大扩军。

4.泰康人寿的健康基因

泰康人寿认为其获得监管垂青的原因有三：其一，泰康是第一家申请专业寿险公司；其二，发起股东实力雄厚，包括中国国际旅行总社等大型的国有企业；其三，陈东升本人有创建嘉德拍卖的管理经验。

泰康人寿做出了如下的判断：有规模最大的公司，有最富创新的公司，唯独没有以专业化为导向的寿险，这成为泰康人寿创业的一个逻辑原点。泰康是左眼看友邦，右眼看平安，两只眼睛看世界。除了战略前瞻，泰康人寿最为可贵的在于财务稳健——10余年来，泰康人寿没有一笔呆、坏账，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2000年11月21日，泰康引入瑞士丰泰人寿、苏黎世洛易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投资和日本软库银行集团四家外资股东，注册资本从6亿元扩充至8亿元。泰康的偿付能力达到惊人的736%。

2003年，泰康人寿全国机构战略布局完成。快速扩张难以避免地留下后遗症。尽管泰康着力控制成本，开办一家分公司的费用从初期的2000万巨降为400万；但是由于铺设机构多，运营投入加大，加之开办费用和运营成本一次性摊销计入成本，泰康人寿在2001年、2002年出现亏损。而年均30%的增长，也极大地消耗着泰康人寿的偿付能力。

5.麦肯锡药方

1996年年底，以张子欣、吴岳翰为首的麦肯锡工作组在诊断了平安的投资体系后，开出了第一剂药方：建议改变组织构架，把投资分成战略性资产分配、战术性资产分配、投资风险控制三个部分；建议公司加大资金上划力度，成立结算中心，实行统一管理；建议公司停止放贷和实业投资，所有资金投向国债，信托全部转向清理资产、回收贷款，简称“清收”。仅仅第三项建议，平安就获益甚巨。

对于“麦大夫”的覆辙，业内曾经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麦大夫”没错，其实是人保的国企气质、执行不力导致最终的结局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麦大夫”显然有问题，好比为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平安则是一个青年小伙），于盛夏猛开一剂补药，即使不死人，也会十去七八分。

5.壳公司困局与投连之殇（2000-2003）

用苹果树来比喻寿险的业务，用农民和果农来形容寿险公司，极为精到。他说，趸交业务好比农民种麦子，一年收一次，年年都得辛苦；期缴业务好像果农种苹果树，树种好了，年年都可以丰收。但是，种苹果树也得小心。寿险的利差损就好比烂苹果树，尽管它每年也结果，但结的都是烂苹果，不仅不能吃，而且还有毒。

1.投资型保险，饮鸩止渴？

分红险的销售过程中，部分代理人甚至宣称：买分红险就是买中国人寿的原始股，而且每年还可以分红。对于行业，投资型保险的崛起，彻底颠覆了保险尤其是寿险行业的产品格局。

2.银保”生猛崛起，转型知易行难

2000年8月，平安保率先在银行柜台推出了分红型储蓄保险“千禧红”，由此拉开了银保之巨幕。

2002年，平安已经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0余家股份制银行“一网打尽”，全国共有合作签约银行网点10000多个。仅网点数量而言，平安达到了一个高潮。紧随平安，中国的寿险行业掀起了大干银保的热潮。

3.平安“毕业生”录：黄埔军校

巧合的是，每次平安人才有大流动，均对应新保险牌照的派发：

第一次是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华安财险等五家新公司。之前，国内只有五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安、天安保险和大众保险。

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生命人寿、民生人寿、东方人寿和恒安人寿四家“壳”公司破土而出。几乎同期，太平人寿和太平保险以“复业”的名义获得了当时依然稀缺的保险牌照。

第三次是2004年，监管部门一口气批准了18张以上的新牌号，再度引发平安后起人才的纷飞

6.新牌照毒药（2004）

2004年，承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初试啼声之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再度集中孵化，成为保险行业布局综合金融的重要棋子。至2006年太平资产挂牌，形成了所谓“9＋1”格局，包括中资的人保、人寿、平安、中再保、太保、新华、泰康、华泰、太平，以及外资的友邦保险资金运用中心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掌管着中国保险行业90%以上的保险投资。

有基金人士预言：“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必有一战！”话音不远，华泰资产管理等公司，就穿上保险外衣，借银行渠道，发行了类基金的产品。不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2月，友邦也动了基金公司的奶酪。造化弄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景气，银保渠道销售的友邦“金中金”，在推出后销售并不尽如人意，上柜仅仅两个月便草草收摊。

至此，中国保险史上半段总结完毕，下半段2004-2014又会有怎样波澜壮阔的情形，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