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银行卡纪念币】专题姜建清：国有银行40年改革，近一半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

CFIC指南：

“在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史上，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非常深刻和刻骨铭心。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新浪财经讯 3月12日消息，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SFI理事长姜建清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历程”分享会上表示，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经过40余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成就瞩目。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了270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本质量都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

“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姜建清在分享会上强调指出，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

以下为姜建清现场实录节选：

在走过40余年金融改革开放道路、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迈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和新阶段。从理论到实践方面，总结和研究四十年来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面，我讲四个方面内容：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三次重要转折，其中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24亿元，排名世界第10位，占世界份额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进出口总额355亿美元，占比不到全球的1%，外汇储备余额1.67亿美元；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贫困发生率为97.5%。发展经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伴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增加至1990年的3083.6亿元，12年增加了1.7倍；除个别年份财政收支略有结余外，大部分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80年为68.9亿元，1990年上升至146.9亿元。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从1979年起，政府恢复了中断长达20年之久的外债举借。1981年，开始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举借内债，此后又相继发行了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别国债和保值公债。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 （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1993年已达59.63%的国际罕见水平。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1981年起，国家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成百倍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对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是一对矛盾。在改革的前十多年（1978-1990年）中，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于是，经济过热和通涨压力开始显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两次经济“过热”，1993-1995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4-25%。面对经济金融过热混乱的形势，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续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在微观金融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开始凸显，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融资主渠道后，不良贷款也伴随出现。从1984年到1990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大多年份不良率在10%以上，到80年代末期达到15%，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2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金融风险。1997年底的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从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各界对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沉疴已久的国有银行其症结究竟何在，以及能不能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实施股份制改造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广泛质疑。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的争议类同，国有银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

在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确定股份制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后，党中央高瞻远瞩，于2002年年初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入世过渡期5年的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和不良资产高企、竞争力低下问题。“内忧（不良贷款）外患（加入WTO后外资竞争）”下，推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于2003年12月30日召开常务会议，确定选择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试点，并于次日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在中、建两行股改试点和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国务院于2005年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于2008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推出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

二、中国的金融改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来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体会。

40年来，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这是一个内在连贯的逻辑过程。总结40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宝贵经验和成果，主要有几点经验体会：

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发展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有效方法。与一些储蓄率较低的国家依赖外债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我国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将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动员内部资金支持工业化进程。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保障。40年来，人民币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4.1万亿元，增长了1420倍。信贷增长也是巨大的。1978年，人民币各项贷款1890亿元，至2017年达到120.1万亿元，增长了634倍。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2%，高出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1.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1%提高到2017年的7.9%。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14万亿美元，增长了1.88万倍。同期，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增长了227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26万亿，增长了151倍。某种意义上，没有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正是依靠发展，中国金融走出了困境，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正是依靠发展壮大了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依靠发展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和多样性的金融功能，支持社会经济不断前进。

2、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更是激发金融活力的引擎。40年来改革创新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全过程。回顾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国有银行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真正难的是制度创新。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进行注资，并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公开发行上市，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起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的风险内控、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大型银行不仅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实现脱胎换骨的嬗变。为了少花钱来推动改革，工商银行后来创新推出了共管基金账户。改革的成果，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果断决策和全力推动，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创新保证。

3、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整个过程，也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机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取代旧有的政府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建立风险自担的内控机制以真正解决风险软约束问题；确立市场导向、利润为主的经营目标，杜绝行政干预下的财政化经营行为。正是由于国有银行股改始终围绕重建市场化经营机制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风险管理与内控机制建设。实现了在国家控股基础上的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加强党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了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行稳健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稳健持续发展和包括股东利益的相关者长远利益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

4、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战略到实施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和精细推进。中央的决策和改革方案确定之后，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实现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股改的每一环节、每一步骤，包括财务重组、引进战投、建立股份公司、公开上市，对于国有银行来讲都是陌生的和全新的任务，都必须以极大勇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去探索、去实践。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汇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在广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不良资产剥离和责任追究、机构人员的精简与收缩、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引资、定价等艰难任务，成功实施了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公司治理架构和公开上市的股改三部曲。在股改操作时机、上市地点和上市方式选择等方面也是深思熟虑和综合权衡。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创造了持续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水平，一举由“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变为国际一流银行的奇迹。

5、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习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也遭遇过多起较大的金融风险（案例：工商银行2000年左右开展资产质量攻坚战，实施“疏导、堵漏、清淤、综合治理”的方案）。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忽略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

三、检验改革成效需要时间，股改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里程，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家和社会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

中国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包括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钥匙开两把锁”，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卸重负、去杠杆和大量处理了僵尸企业。更令人自豪的是，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股改前的20%左右下降至2017年的1.56%，拨备覆盖率从不到20%提升至171.5%，资产质量状况极大改观，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的转变。

2005年至2017年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从1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增长超7倍；同期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仅增长5.1倍，资本充足率从11.2%提升至14.6%。资本约束让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一条高效集约、收益风险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的转变，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也在国际银行发展史中书写下一段“东方奇迹”，实现了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的转变，大型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实现了多元化。

2005-2017年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提升至18%。实现了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的转变，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设立了超1200家机构，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境外盈利贡献总体提高。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近20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通畅的金融桥梁。实现了从位居中游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股改以来，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竞争力大幅提升，五行一级资本总量从2005年的117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9853亿美元，工农中建四行资本、盈利规模跃居世界前10强，工商银行更是连续多年独占鳌头。目前工建中农业四行跃居“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前十位。

同时，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当前，大型商业银行正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还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要处理好市场化薪酬机制与党管干部原则之间的关系，完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正能量。要高度关注多元经营下的银行公司治理，在做好“机构监管”、“准入监管”的同时，突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协同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确保不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要深化金融改革，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逐步改变高杠杆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改变重视信贷增量、忽视存量管理的资金管理方式，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实现中国金融高质量的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改革，深入推进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统筹应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趋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顺应互联网信息革命的大潮，深入推进数据化银行建设。

总之，这场改革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国有银行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和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国有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则是国有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大型商业银行仍需努力！

作者：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本文来源：新浪金融研究院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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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世界银行史——姜建清《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序

序

姜建清

时间如白驹过隙，当我完成了《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前两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开始写这个序言时,突然发现从执笔第一篇到杀青第四十篇，已经整整六年过去了。记得《英雄失去了小红伞》是我写国外银行历史的第一篇文章，是一则从花旗银行的一枚历史大铜章引发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的故事。当时恰逢次贷危机肆虐，读者对这样的银行历史札记比较喜欢。于是在《行家》杂志编辑的引诱、催促、逼迫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地完成了这两册书。

初始文章由银行的纪念章作引子，导出该银行的历史，文笔较轻松，颇有可读可观性。没想到由此给自己徒增了烦恼。因为此后编辑要求坚持这一风格，这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写作难度。在撰文过程中，有章无史、有史无章、史多章少、章多史少，都成了写作的瓶颈。虽然全世界不少银行都曾在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为重大事件发行过纪念章。但岁月蹉跎、时光荏苒，这些古旧纪念章早已湮灭在悠悠岁月中。好在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我费力地通过ebay、淘宝搜寻、购买，尽量满足写作需要。我恍然发现，尽管最早的银行纪念章发行至今已逾200多年，许多发行银行已不复存在，被人们全然忘却，但坚硬的金属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是一个人们未曾涉足的金融世界。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意识，去识别它们、读懂它们、恢复它们用数十种文字记载的历史。在阅读这些精美绝伦的各国银行的古老币章时，我常常陷入沉思。我明白了，正像竹木简牍遗史留典，这是一本由金属币章编撰的世界银行史。章中承载着多少金融沧桑的历史记忆，蕴含着多少可供借鉴的现实意义。这部独特的金属币章史书，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编纂者中群星灿烂，多少著名银行家和艺术大师都参与“写”作，在坚硬的金属币章上留下了历史和个人的“指纹”。纵观人类文明进化历程，金文竹简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纸质书牍或有近1800年的历史。而这部独特的，由金属币章构成的世界银行史书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因为1585年法国才有了纪念性金属币章的铸造，其中银行纪念币章的历史更晚一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散发出耀眼光芒，铭刻在金属上的历史使它显得格外厚重。

历史学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银行史学是一门使银行家警醒的学问。在百年的金融变迁中，陵谷沧桑、白云苍狗，多少曾经声名显赫的银行如彗星划过夜空，短暂的绚丽后消失在浩瀚的星际。多少金融机构瞬息即逝，湮没在金融历史的长河中。又有多少默默无闻的银行涓涓细流汇成海，吹尽狂沙始到金，百年老店终成霸。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谱写了银行史，延续了千载百年的金融流脉。它们的历史随风消散，然而幸运的是，尚存它们遗落人间的币章。拂去百年的尘埃，释读了它们的年轮。帮助我们回溯寻觅那些人迹稀罕的银行历史主流和各条支流；启发我们寻根探源那些熟悉和不熟悉，存在和已不存在的银行古老档案；引导我们涉足金融密林深处，回访那些金融巨兽弱肉强食、生死相搏的购并故地旧事。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怀旧，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金融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智者爱史，善于总结，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数百年来全球金融变幻的历史，深刻反映了全球政治格局、国家实力和经济地理等综合力量的变化。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经济霸主和金融强权走马灯般的转换。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的易位变化，离不开刀兵相较、炮火相加。经济、金融的战场没有硝烟却惨烈相仿。盛极而衰、百年轮回，大国经济、金融的变迁，折射出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复杂深刻的背景。从一国金融演变长期或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来分析，与各自母国政治经济金融实力以及在全球格局中地位与影响的消长变化密不可分，从英美两国由工业、经济到金融霸主地位的获取和丧失的先后次序排列，也反映了经济对金融的决定性。这是全球金融业产生、发展、强盛和衰落的一般规律。1913年全球前20大银行至今仅五家尚存，便是这个规律的最好佐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在文中感叹地写道，冷观伦敦金融霸主终究拱手相让、笑看银行你追我赶难有武林至尊。多少金融强者笑傲江湖终成黄粱一梦，然而金融赛场未至终了何言成败。唯有金属币章难以磨损。它们默默地见证着百年来全球政治变幻无常、经济兴衰沉浮和金融风云激荡。

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从金融史的角度观察、解读世界，可以对世界史有更多维、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820年左右。美国著名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经济史著作《繁荣的背后》一书中，将西方列强经济增长比作蛋糕，将成功的四要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和运输技术创新”比作面粉、鸡蛋、酵母和砂糖。确实没有财产权则没有储蓄，资本市场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科学理性主义，金融还在中世纪宗教阴影下挣扎。而创新、创意的商业化需要金融的转化。资本市场则给经济发展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助。金融与资本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着世界的前进，金融的滞后发展必然拉扯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但经济是本，金融是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决定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不是金融，对金融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我在文中写到，金钱不能抵挡枪炮的威力，银行无力承担政治兴衰的重任。如果将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及时占领法兰西银行，那么创立并掌控法兰西银行的拿破仑为何会失利于滑铁卢？德国、匈牙利恶性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当权政府垮台，以致极权势力上台，但只是催化因素而非因果关系。

金融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社会近百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的发展，但危机亦源于此。从金融活动出现以来，无论是古罗马的货币危机，中世纪的借贷禁锢，欧洲早期的“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1929年的美国证券危机，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之后的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冲击着社会经济稳定的礁石，反复出现、从未消亡。所有的金融史都是一部风险史。风险如同银行家的影子一般无所不在、倚伴而行。风险与效益如同毕加索立体画中同一人像的两张脸，当银行家在看到庆贺盈利的笑脸时，侧眼一看风险的狞脸在阴笑。百年间银行业多少沉痛往事，告诫后来者莫忘风险，莫蹈前车覆辙。由于银行体系本身所具脆弱性，几乎所有的失败者都折戟于风险。因而把住风险是优秀银行家的底线，稳健经营是打造百年老店的不二法门。银行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短跑选手，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然而人类总是健忘。风和日丽的年代往往使金融家忘记了以往的灾难，前天悲惨的金融故事，一次次成为昨天的残酷现实。金融家们今日仍在书写着明天的历史。假若不敬畏市场规律、不敬畏金融法则，那么所犯的金融错误又会演进为明天的悔恨。虽然历史环境的变迁，金融迈过的不是昨天的河流了。无论是历史学或是什么著名大学案例，它讲述的是昨天成功者或失败者的故事，但“邯郸学步”的失败可能依然不少。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确实不知道下一场更大的金融海啸，来自何时、何地乃至何因爆发。但历史是“聪明学”，相信读史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领会精髓、把握金融的“常识”和规律，能理性地比较并决策。

我在书中也对世界银行业及其制度发展的轨迹作了阐述，作了研究、思考并留下了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古希腊和之后罗马的神庙曾起到银行的作用，宗教对金融业的发展和遏制起到了重要作用；金本位的沿革过程，及对当时中国的影响；证交所的诞生经历和几次重大的股票市场危机；在比特币又在甚嚣尘上的时候，议论中央银行制度是否需要，货币发行要否垄断又沉滓泛起。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自由银行业观点仍被少数学者推崇，美国和苏格兰时期的自由银行时代和“货币非国家化”、“自由货币”制度仍为一些人仰慕，重读美国中央银行史，认识到美联储为什么成为第三家美国银行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从苏联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莫斯科人民银行的故事揭示出冷战时期金融战的奇特历史与苏联时代海外金融的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会加深对金融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主要组成部分的认识；拉丁美洲金融改革的沉痛教训，对认识民粹主义和金融管制的恶果会更加清晰；从全球银行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和现状，认识到金融普及教育的必要性；从近代储蓄银行的诞生、演变到分化或消亡，信用合作运动及机构的产生、成长到改革，为什么扶持小微企业的合作银行和储蓄银行制度在许多国家日渐式微？非主权货币欧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欧元区的忧患何在？在大而不能倒的批评声和监管政策趋严同时，全球银行业却背道而驰，银行集中度在继续增强，以色列、加拿大、美国及全球主要国家呈现了相同趋势，只有中国孤独地背向而行，谁是谁非呢？为何贪婪与恐惧，欺诈与轻信，一场场相似的大剧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为什么金融的监管的松严过度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在写作中，众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至今仍困惑着自己。人类社会经历无数次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贫富分化和道德沦陷，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尽管有无数次的政治抨击，经历无数次的监管整治，金融业还是老而弥壮，不断发展壮大。因为资本是推动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动力。它对人类社会、经济和实体企业的推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假如没有金融推动，人类可能还停留在中世纪黑暗、停滞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生长，人类历史肯定要重新书写了。历史是一种价值观，历史的消逝并非随风而去，它留下了深刻的铭记，甚至植下了基因。曾与一位欧洲的资深政治家聊起，他认为应该理解德国人为什么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执着地坚持欧洲各国财政紧缩的要求，是因为一战后德国因战争赔款，面临恶性通货膨胀，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对金融危机有特别难忘的记忆，而欧洲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同样英格兰银行自创立至今300余年，老而弥坚，英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之所以领先全球，是否有金融基因的遗传？苏格兰银行家的节俭天下闻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轶闻。这或许与苏格兰遍布着荒芜峡谷的地理环境有关，劣势和窘境往往也是练就银行家自尊、自立、勤俭的责任品格的熔炉。

世界上成功的银行各有各的成功故事，失败的银行却诉说着相同的失败经历。政治、社会、经济危机殃及，政府融资干预，过度信贷增长，发展理念扭曲，国外盲目扩张，风险内控失灵等。在阅读及写作过程中，越加对经营银行感到敬畏。您要赚大钱吧，您就开银行。您要亏大钱，您也开银行。书中详述了众多国外银行从小到大、从弱趋强变化或相反的轮回。法国巴黎银行、兴业银行、松鼠储蓄银行的兴盛故事；两个欧洲老妇人银行的相异道路；美国波士顿银行的海外传奇及与中国的渊薮；希腊、西班牙、以色列和罗马尼亚等银行的起源成长；澳门发钞银行的前世今生…。时势造英雄亦造银行。书中阐述了众多国际银行业的购并，收购兼并或使成功者更加成功，或使成功者失败和失败者更加失败。西班牙BBVA仅有150年历史却经历了150多次购并，至今称雄在拉美市场。汇丰银行亦是金融购并王者，成就跨国银行霸业。然而近年悄然从“全球的地方银行”改口“全球的领先银行”，是否也反映了其全球化战略的转向。从花旗收购旅行者集团的世纪购并最终留下了一弯红痕，留下了是否保险集团收购银行诸事不宜的疑问。富通集团庆贺世纪并购成功，却不幸地倒在庆祝酒宴上。德意志银行先行收购后又出售德国邮政储蓄银行，也许当初就犯了战略导向错误。不幸地将马放在马车前的美国富国银行，哀叹金融优等生却在操作风险上栽了跟斗。苏联和俄罗斯的金融改革过程，从早期漠视金融规律到后期漠视金融风险，看来是对立的两极，其实质都是缺乏对金融的本质的深刻理解。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促进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使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因素，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外部条件不具备进行金融改革的时期激进推进，还会酿成巨大金融风险。金融改革必须和其它经济和监管领域的改革配套进行。金融过度放任自流，缺乏监管能力，缺乏公共参与和市场约束，就可能导致社会经济、金融的震荡和危机。众多银行的兴衰故事都予与了案例证实。

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与金融家分不开。文中讲述了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传奇及欧洲的银行复兴时代；讲述了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为英国战争平台融资而造就了世界中央银行的鼻祖；讲述了法国里昂信贷创始人亨利·热尔曼，他将一家从为纺织业服务的小银行，发展为在1900年那个世纪之交时就跻身世界银行业之最，他创立并影响至今的银行分业经营理论，阴影依然为今天的银行家所感受。文中讲述了高盛公司卑微的起源，德裔移民高曼和萨克斯怎样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公司和一个分裂的家庭；讲述了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打破魔咒，富过了五代；讲述了梵蒂冈上帝的银行家的惊骇故事；讲述了希特勒辉煌“金融成就”并掠夺金融、毁于金融的历史；讲述了美国中央银行创始人汉密尔顿和美国总统杰斐逊生死相斗的事实真相，两人的分歧源于对美国建国路线的异同，并非阴谋论披露的内容；讲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信用合作理论的践行者德国人赖夫艾森和鼓励贫困农民通过小额储蓄自助自立的英国人亨利·邓肯的感人故事；讲述了“劣币驱逐良币”发明者格雷钦其人其事及万有引力定律发明者牛顿的金融生涯；讲述了创建法兰西银行的拿破仑及其侄子的金融才能。虽然金融和金融家的兴衰沉浮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环境。但也与金融家的性格、努力密不可分，讲述金融家的故事，使稍嫌枯燥的金融史显得有血有肉，使惊心动魄的金融战中凸显了背后人的因素。人们或许更能了解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在艺术设计史，在雕塑或币章领域成就辉煌，享有赫赫大名。他们似乎不应该出现在金融史的著作中，但他们的大名已永久铭刻在这部由金融币章构成的奇特金融史书中了。他们中群星灿烂，多少人曾获罗马艺术大奖。他们是维纳斯神庙的常客，受到了艺术女神的眷顾，然而他们却无意识地来到了莫奈神庙（据称是最早罗马货币铸造地，货币名称Money 的来源）。在古希腊时代神庙曾充当银行，而最早的艺术展示也在神庙，看来艺术和银行是殊途同归了。在古希腊、古罗马年代，银币打制和雕塑造型艺术已经发达。经过历史传承和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仿形雕刻机发明，币章艺术成为浮雕艺术和金属压印技术的最佳结合。币章雕铸材质丰富多样，包括金、银、铜、铁、铝及它们不同比例构成的合金。题材选择十分广泛，表现视角异常多元，艺术手法相当自由，吸引众多大师们参与设计铸造。大师们在方寸币章世界抒发着他们的艺术志趣、品位和情感。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世界艺术发展的中心，出现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现代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各种前卫艺术流派。不断涌现的各种艺术思潮，促使绘画和雕塑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亦对从事纪念币章创作的艺术家产生巨大的影响。雕刻家们在币章上精美的设计刻模作品，在新艺术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雕塑艺术的先锋，驰骋在方寸币章之间，尽情地发挥着天才的想象力，调动油画、素描、版画、雕塑等一切艺术表现形式，把金属的坚硬、柔韧、延展、色彩、光泽等物理特性发挥到极致。雕塑艺术虚实、疏密、阴阳等形神具备、美轮美奂。从而使银行币章艺术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历史、现实、哲学的深厚内涵。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它的艺术魅力，展示了浪漫的艺术气质，表现了艺术家永不懈怠的追求。近200年来，币章艺术被推至巅峰，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是西方国家设计水平和铸造工艺的集中体现，雕塑创造了大量并永恒的艺术珍品。其中金融币章不仅以其绝妙的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征服了观众，而且金属的难以磨灭的特性，以实物形态将百年金融沧桑凝固在方寸之间，为银行史留下了永存的历史佐证和实物档案。这些名留千秋的艺术大师包括：法国的丹尼尔·杜普伊斯、路易斯·亚历山大·伯顿、路易斯·奥斯卡·鲁迪、查尔斯·皮勒、弗雷德里克·威尔侬、兰贝尔·杜马莱斯、阿贝尔·拉弗勒；英国的本杰明·怀恩、西班牙Enrique Monjode、美国Julio Kilenyi、罗斯的Pogozhelskii等。虽然艺术币章精品林立，但金融专题币章还是极少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不觉悄悄地汇聚起来1500枚银行专题纪念章，涉及五六十个国家的几百家银行。待三本书的写作目标实现后，设想成立一个小小的金融币章博物馆（室），想像到今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银行家寻觅到中国，惊讶、感叹地看到他们的银行或他们的前身发行的众多币章聚集在此时，心中悠然自喜。寻根历史、抚今追昔，相信这会成为银行家金融追思的神圣殿堂，会感受到一种金融文化的震撼。格“物”致知，有“博”乃大。在这里，历史已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而是真情实景的重现。伫立其间，仿佛站在了银行发展历史源头，看到其前进潮流的涌动。

文章写作费时耗力。肩负银行经营管理重任，时间成为最大制约。于是发现古人“三上”的可行。出差途中，尤其是远程航行，特别容易凝神聚意。每次少看了几部机上电影，少睡了若干小时，万里高空中“空思遐想”和“远思漫想”，远离人世间的繁杂，沉湎在金融史的追忆和埋头于键盘的敲打中，尤其享受这样的时刻。

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学科相比，与相对不繁荣的经济史对照，银行史尤为“冷门”，目前中国出版的银行史著述很少，尤其是外国银行史，有也是少数几家熟悉的银行。对国外银行史研究既缺乏深度也缺乏广度。历史学的研究，史料考据、理论分析及综合考察是常用的方式。写银行史又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叉性较强。由于断断续续地撰写，这本书像是银行史的札记，比较“碎片化”。以讲述银行的故事为主，有时在文中也做些理论归纳或评说。但在史料的考证上努力论证寻据，力求精准无误。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深感关于世界各国银行史的中文资料的匮乏，于是满世界寻找购买。好在互联网使世界变小了。日积月累存下了几百部国外英文版银行史。也是无心插柳，为未来的国外银行史学研究创建了小小的专题图书馆。

新中国的金融从诞生、成长到强大，百年世界金融的沧桑变化，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中国银行业已经跻身于世界金融业之林，中国工商银行更是跃居全球银行业鳌首。鉴往知来，现代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忘记了银行业的历史，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整理世界珍贵的金融文化遗产，发掘前人创造的金融文明成果，回顾金融的兴衰成败及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更好地推进现代银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此书能对银行从业人员和金融管理者和金融历史研究学者等有所启迪。是为序。

【作者简介】

姜建清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执掌工商银行期间，带领全行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境内外上市，并且跃居成为全球领先大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一级资本、存款及总资产等多项指标全球排名数年蝉联第一。姜建清不仅有着丰富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素养。对银行业经营管理、金融改革发展及金融史领域等有关问题有着深入、独到的研究，先后出版主要著作有：《海外金融风潮评析》、《金融风潮沉思录》、《美国银行业的科技革命》、《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深层影响研究》、《国际商业银行监管环境与体制》、《银行转型与收益结构研究》、《商业银行国际化：环境与体制》(上、下册)等，主持编修并出版《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中国工商银行史》多个分册等，并在《金融研究》、《财经界》、《财经》、《银行家》、《中国金融》、《上海金融》、《金融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上百篇。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作者：姜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