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上任后，毛泽东抽时间把罗瑞卿找过去，聊了一下公安部接下来的工作部署，毛主席突然话锋一转说道：
“有个案子困扰了我十八年，你作为公安部长，这个困惑你要帮我解开啊！”
罗瑞卿心头一震，心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子，竟能让毛主席惦记了十八年之久？毛泽东手里夹着烟吐出云雾缓缓说道：“这是关于一笔金子的案件。”
原来在1931年12月的时候，由毛主席建立起来的井冈山苏区为了支援革命，特别划拨了一笔高达120两黄金的“特别经费”紧急支援给当时正处于叛变浪潮的上海第二临时党中央。
这个钱本是用来解救被捕同志和购买武器等等，但这120两的黄金却在送往上海党中央的路途上，与负责押送的地下交通员一起神秘消失了。
因为当时全国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惧中，所以没办法大张旗鼓地公开调查，这件案子就这么搁置了下来，一搁置就是十八年之久。
由于这笔钱是中央苏区的毛主席负责筹备，所以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说清楚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毛主席真切地对罗瑞卿说：
“你是公安部长，一定要尽快把这件案子破了，好解我的心事。”
罗瑞卿则起身敬礼道：“保证完成任务！”
图丨罗瑞卿丨（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大将军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黄金如何消失的？
虽然罗瑞卿在毛主席面前下了保证，但案发距离如今时间久远，而且连中共都不知道具体的运送过程。
因为这120两的黄金价值巨大，为了保证运送的安全，林伯渠设计了一个可以拆分成七个笔画的“快”字，然后分发给七个运送黄金的地下交通站，上线在运送黄金到了下线之后，通过暗语，确认后当面点清财务。
如果准确无误，那么下线用钥匙打开上线的锁，上线拿走下线分得的笔画作为完成任务的凭证，就这样分别往下传替，直到通过7个地下交通站。
为了保密，连林伯渠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地下交通员拿的哪一块笔画。
在路线的制定上，林伯渠选择了最为稳妥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线路。
图丨“快”
计划敲定后，第一个交通员在1931年11月6日由瑞金出发。
根据计划，这批黄金最晚应该在12月初就可以送达，但是到了1931年12月22日，上海中央连连发来五封急电催黄金的时候，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鉴定是否为原件，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由于案情严重，涉及金额巨大，所以苏区随即展开秘密调查，邓发立刻收集已经送回来的“快”字的缺块进行确认，最终发现有前六个笔画已经送回，而且这些都是原件。
只有最后一个关卡的那个笔画没能送回，对此大家立刻明白，这是在最后的松江至上海站出了问题。
图丨邓发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是不太现实的。
由于苏区距离上海很远，于是只能要求上海的中央组织派人调查。
上海的情报人员将上海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负责运输最后一站的地下交通员，当时的上海中央又正处于叛变高峰期，一部分人选择背叛革命，无数人员被捕。因此大家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寻找这个几乎“透明”的交通员，此案也因此被搁置了18年。
而上海方面无法及时收到这笔救命钱，造成了9名被捕的同志没有金钱疏通而牺牲，3名革命重要伤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病亡，4名烈士家属由于没能得到组织救济而被迫流落街头的悲惨结局......
交通员身份就是突破口
如今案件重启，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当年运送黄金的交通员是最好的突破口，但是翻遍了当时案件的卷宗才发现，整个案件的资料只有两页纸，信息十分稀少。
为了能够找到交通员，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一手信息，调查人员起身前往北京，找到了当年负责制定运送任务的负责人林伯渠。
面对专案组同志的到来，林伯渠虽然很忙，但还是挤出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对接他们。
在双方深入了解了案情后，关于地下交通员的人员身份问题，林伯渠也表示自己不知道，末了他还感慨说：
“如果邓发同志还健在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把情况说得十分清楚，因为他是保卫科的，而地下交通员的身份，我也了解不多，就知道他好像姓秦，据说还给高自立同志做过蛮久的警卫员。你们可以去跟高自立同志了解了解！”
图丨林伯渠
于是专案组又立刻赶往沈阳寻找高自立了解情况，高自立时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财经委员书记，但当时高自立的身体极差，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虽然能了解到的情况不多，但高自立明确表示，那个失踪的交通员确实给自己当过警卫，但时间太长，全名已经忘了，只记得叫小秦，祖籍在江西萍乡，后来进入解放军第十三兵团里任职。
一个月后，高自立同志因病去世。
图丨高自立
抓住这条仅有的线索，专案组又立即赶赴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所处的广西南宁了解情况。
不过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关于“小秦”的更多信息，案情又再度陷入了僵局，为了打破僵局，专案组找到最后一个跟秦某接触的刘某某。
根据刘某的说法，他们最后见面的时间是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点多，从金华接过上线的黄金之后，刘某于12月3日上午七点左右到达了他的交接地点松江。
之后他又按照要求到达了“汉源栈房”。12月4日在客栈对上了接头人，接头人也把手里的字块交到了刘某的手上。
接头人是一个身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交接完成后，接头人提着黄金皮箱离开了……
除此之外，刘某还回忆说交接的时候，无意中瞥见了对面男子的钱包里有一张蓝色折拢起来的纸。
刘某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一张当时国内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因为他身上也有这样的票据。至于男子最后去了哪里，刘某也不清楚。
图丨地下交通员概述图
专案组经过分析后，认为目前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松江县城的“汉源栈房”。但问询了“汉源栈房”里的店员和老板，他们都表示时间过于久远，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
可是通过票据，专案组人员分析，由于任务重大，因此秦某应该十分谨慎，加上从票据等信息可以知道，这个秦某应该早几天就到达松江县城等候。
如果能从票据找到线索，那么案件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在当地经过了十分庞大的排查过后，还是因为时间太久远而无法得到有效线索。
这起案件的所有线索几乎就此断送，该案可能要成为永久的悬案。
峰回路转现契机
眼看线索全无，专案组决定回上海重新梳理再做打算。而其中一个姓胥的队员跟组长请了个假，去松江军分区司令部看他在那里当司令部参谋的山东老乡。
参谋长听说胥某和同事一起过来出差，就去电让姓胥的老乡把同事一起叫来吃饭，饭菜上完后，参谋长把厨师老柏一起叫出来。
在席间，一帮人就案件的案情讨论了起来，而此时在边上坐着的老柏突然开口：
“你们可不敢说全部排查了所有的松江旅社，当时的松江还有一个地方也能接待客户，也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了没有？”
专案组一听这话，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松江还有这种地方？”
老柏又继续开口说道：
“民国年间，我也在松江地面上做过厨师，当时国民党有钱有势的人摆宴席是不会去普通地方的，他们有固定的点，当年我的厨艺也还算可以，因此他们经常让我去掌勺。那个时候，由于要打击你们共产党，所以地方上的武装经常需要开军事会议，可他们是地方武装，军备不是很好，只有团长有一辆小车，其他与会人员的住宿就成了问题，所以他们在保安司令部内部设置了一个招待所，有五十张床位左右，平时不开会也对外开放，只不过普通旅客想住的话必须有人介绍，而且是民团营级以上的官员介绍担保才可以。由于住宿条件太过于苛刻，因此能进去住的人不多，普通人知道的更少。所以我想你们应该也没调查到这个地方。”
专案组人员如获至宝，当天就回到松江，开始去查询关于国民党保安民团的资料。
经过几天资料的详细查找，最终发现符合条件的人物只有一个，这个人是以上海一家药铺的梁某某身份入住的，而且有保安团一个营长做保。
根据资料记载，梁某某于1931年12月1日中午入住，12月4日早上退房离开。
随即一干人回到上海的那家药铺调查，药铺对于梁某某的印象很好，由于为人恭谦，所以老板对他很是喜欢。
药铺老板确认了梁某某曾于1931年11月底出差进过药。不过梁某某进药回来后，推脱自己出差不太顺利，要请假，然后就此再也不见踪影，老板为了他的人身安危甚至报过警，只不过当时警察发现梁某某没有犯案，就没有立案。
好在当时梁某某在药铺里留有照片，经过刘某的确认，这人就是跟自己对接的地下交通员。
有了照片和名字，加上梁某某的不辞而别，专案组认为梁某某发现自己所带的机密是120两黄金，最后见财起意卷走黄金的可能性非常大。
经过调查了解，这个梁某某是上海嘉定人，于是大家立马跑去嘉定查案。
药铺老板曾说梁某某有中医的技术，因此到了嘉定后，专案组立刻在当地药铺大量排查，最终大有收获，找到了梁某某的医药师傅。
根据梁某某的师傅所说，梁某某的家就在嘉定南门外，而且他还有一妻三子女，其妻的名字不知道，只知道她小名叫做贞姑，黄渡镇人。
后来梁某某一夜失踪，贞姑就把嘉定的房子卖掉，带着子女回了黄渡娘家过活。
图丨黄金丨仅供参考
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黄渡，打听到贞姑本名叫陈某某，不过在1942年的时候突然连夜搬家，不知道去了哪里。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带了一身衣服。这些话都是贞姑的姑妈告诉邻居的。最重要的是，贞姑的姑妈刚过世，贞姑还回来吊孝过。
经过研讨分析，专案组认定，如果贞姑还能回来吊孝，证明她还跟亲戚有联系，只要通过亲戚排查就能找到她的踪迹。
最终也正如专案组所料，他们通过贞姑得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贞姑确实是梁某某带走的；二是如今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浦东洋泾镇。
1950年3月4日，当年最后一个运送黄金的地下交通员，已经改名为申某某的梁某某被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令人意想不到的真凶
梁某某到案后，他要求专案组去自己家的灶膛下挖出一个陶瓷药罐，里面有上海曹家渡的旅社为梁某某开出的一份证明。
拿着这份证明，梁某某说出了真相。
一开始梁某某被安排去接任务时，上级跟他说了：“人在东西在，东西不在脑袋不在！”因此他在松江接到东西之后十分谨慎，一路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问题。
由于当时上海很混乱，杀人越货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他选择了国民党政府的舰船由水路回上海。
他到了曹家渡码头时，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眼看就要到家，梁某某警惕的心就松懈了下来，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往法租界的家里走。
结果走到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时，突然在桥边的两个人立马赶上来帮着黄包车推车。
面对这种情况，梁某某不以为意，毕竟当时上海很多人就靠着帮人推车赚小费。就在梁某某正要考虑给他们多少小费时，推车的两人趁其不备拿出毛巾一把捂住梁某某的口鼻。
没费多少挣扎，梁某某便被迷晕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浑身酒味出现在某旅馆的床上，他清点完物品，发现除了装黄金的箱子外，其他东西都在。
此时此刻，梁某某知道遭了歹人的道，虽然他不知那个箱子里装的什么，但根据体积和重量来算，很大可能是黄金。
那么多黄金在自己手上丢了，回去向组织交代被偷走了肯定不会被相信，因此梁某某此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亡。
做了那么久的地下党，他知道这件事早晚要查，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他要求旅馆给自己开了一份证明。
由于店家见证了整个经过，且知道他丢失了一整箱黄金，所以他们也乐意帮助梁某某，在每一份证明上都签字盖章。
之后梁某某不再干药工的活，反而支起了修表的小摊。面对梁某某的陈诉和证据，专案组就像被泼了一桶冷水。
因为他们知道，民国这种案件多如牛毛，很多都是白天做工，晚上临时起意的阿猫阿狗做的案，想要破这种案件难比登天，但不办也不行，只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回却出奇的顺利。
一开始专案组找来当年的旧警察，发动他们去调查，但这种案件没有报案，更是临时起意，因此也不好侦查，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讨论时，有一个旧老刑警说：
“这帮犯案的人基本都有联系，想要找线索，最好去提篮桥监狱跟那些在解放前就被关进去的在押犯们问问，兴许有用。”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专案组给监狱发去了协查通报，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试出了答案。
3月8日，“悬办”第三组召集了十八位旧警察开会，旧警察中有一曾姓警察因为旧案牵连，开会后没多久也被关押进了提篮桥监狱，他住那地方有20多人。
听说曾某是警察，囚犯们时不时就让他讲讲过往的故事听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黄金案，说完后，晚上有一囚犯悄悄把曾某拉到一角，问他检举揭发的话有没有减刑等等问题。
曾是警察，自然知道这意味什么，于是就跟他保证，检举揭发是可以减刑的，如果是大案直接释放都有可能。这囚犯一听立马两眼放光，说自己要检举黄金案，就此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原来检举的人叫冯某某，是个富二代，他有一个亲戚叫吉某某的人家境很差。
1931年，冯某某过15岁的生日，于是邀请了无业游民的表兄吉某某前来帮忙。吉某某还带来了两个兄弟，一个叫做阿古，一个叫做小克。
当时冯某某家里有一辆崭新的黄包车，于是冯某某的父亲为了感谢吉某某的帮忙就把家中不用的崭新黄包车送给了吉某某，同时也希望他能以此讨个生计。
不过在当年12月，吉某某突然把黄包车洗干净给冯某某送了回来，之后更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盘下一个铺子做生意，后来甚至还开了分店。
曾姓警察一听，这八九不离十了，于是曾警带着冯某直接跟监狱看守所所长举报。而根据冯某某的诉说，那辆黄包车竟然跟梁某某证词中的车牌号码只差一个字。
收到消息的专案组立即安排警力出动，很快把吉某某捉拿归案，经过搜查，缴获当年装黄金的白铜盒一个，人证物证俱在，吉某某只能承认，同时确认梁某某所说属实。
根据吉某某的口供得知，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五金店，小克1937年身死。
很快阿古也被逮捕，在阿古家中，专案组缴获14件黄金首饰，乃是当年的黄金所打。同时小克家属主动上交小克当年交由他们保管的黄金20两。
就此，困扰毛主席18年之久的黄金大案终于告破。
图丨黄金丨仅供参考
1950年11月18日，吉某某，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某某由于行为有错，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不过并未收押而是当庭释放，之后梁某某于1959年在家中病逝。
而冯某某检举有功，检举后半年被释放。警察曾某有重大立功的积极表现，同年七月被释放，还给予安排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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