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奇案：120两黄金神秘失踪，交通员人间蒸发，19年后真相大白

这是一桩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离奇案件。

1931年11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位于上海的临时党中央秘密发去120两救命黄金，但这120两黄金却在运送途中离奇消失了，负责转运黄金的一共有7名交通员，其中的7号交通员也随黄金神秘失踪。

到底是监守自盗？还是另有隐情？党中央进行了秘密调查，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有结论，此案就此搁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1950年，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上海市公安局4名侦查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历经千辛万苦，坚持不懈追寻数月，终于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破获了19年前的120两黄金失踪案。此案情节之离奇，破案过程之曲折，常人难以想象……

案发：120两黄金离奇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等地方局的公安部、社会部，陆续收到来自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发来的重要通知和一系列机要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遗留的、尚未侦破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简称“悬案”）进行调查。

分配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引起华东局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此案交给上海市公安局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的任务不止这一项，他们抽调一批精干力量组建了一个叫“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办案机构，杨家俊为主任。

“悬办”下设6个调查组，这桩“特费失踪案”交给了第3组，第3组的组长叫蒋文增，3名成员分别是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一共4名侦查员。

从杨家俊手里接过卷宗，蒋文增心里咯噔一声：这案子难了。

卷宗袋轻飘飘的，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只有2页纸的案情简介，别的啥也没有。

专案组一商量，想破案，首先得找知情人了解一下情况，而从案情简介看，最了解案件的知情人只有一个——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专案组4人坐上火车去了北京，还真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听说是了解黄金失踪案的，还是给了20分钟时间。就在这20分钟里，林伯渠讲述了19年前那桩神秘的黄金失踪案。

1931年11月，在上海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向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去密电，安排苏区给临时中央局紧急拨款，用于在上海的工作经费。

苏区中央的经费也很紧张，但还是决定拨给临时中央120两黄金（16两制老秤），此事就由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从苏区银行调来一批黄金首饰（打土豪没收的），请金匠把首饰熔炼后制12根金条，每根10两，装进一个白铜小盒，用锡焊封盒口。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这批黄金必须秘密运送，而从瑞金到上海距离很远，一个人很难完成任务，需要经过7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考虑到金额很大，风险也大，为避免发生意外，林伯渠使用了此前常用的一套交接核验程序。

林伯渠亲笔书写了一个汉字“快”，让人刻在一枚硬木印章上，“快”字一共有7画，按7个笔画把印章破解成7件，事先将7件笔画印章和相应的锁具、钥匙分别寄给7名地下交通员。上下线的交通员在交接时，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1，双方凭事先约定的暗语相认，确认身份；

2，下线持自己的钥匙打开上线掌握的锁具，进一步确认身份；

3，上线将黄金交给下线，下线将自己持有的笔画印章交给上线，上线把自己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

4，上线凭下线交给自己的笔画印章，向上级证明他已经完成使命，将黄金交给下线，否则他不会持有下线的笔画印章；

5，原下线交通员已变成上线，他用原上线给自己的锁具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重复上述交接程序。

从1号交通员到7号交通员，每个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都把下一站交通员交给自己的笔画印章交给自己的上级，上级再辗转送交发出黄金的苏区，当苏区收到全部7件笔画印章时，就说明7名交通员全部完成了交接任务。

这套交接程序很严密，但通常在全部笔画印章还没全部送回苏区时，上海方面就已经收到钱物，并且向苏区反馈了消息，所以这些笔画印章只在发生意外时才用得到。

不幸的是，这笔苏区向上海拨送的最大一笔经费就遇到了不测。

当时这120两黄金运送的路线是：1瑞金—2南平—3福州—4温州—5金华—6杭州—7松江，最后由在松江接手的7号交通员送到上海。

1931年11月6日，1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了，预计1个月后送到上海。

林伯渠

可到了12月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没收到黄金，便发电询问苏区，从12月初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5封电报，苏区才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

1932年元旦，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6枚笔画印章找到林伯渠，林伯渠一看东西是真的，但唯独缺了“快”字的最后一笔——捺，说明黄金确实没送到上海。

这下坏了，黄金真出问题了，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即开始调查。

问题出在哪里？很容易判断，因为只缺了最后一笔的印章，那肯定是最后一站出了问题，也就是从松江到上海的那一站——6号交通员把黄金交接给了7号交通员，但在这之后，7号交通员没能把黄金交给上海的临时党中央。

该怎么查呢？难度太大了。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上海是最危险的，临时中央都是秘密活动，位于江苏瑞金的苏区政治保卫局不可能派人去上海或松江调查，只好请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协助调查。

但是这些地下交通员的身份（姓名、职业、地址等）属于高度机密，只有个别中央领导直接掌握，只能由其直接上线与其联络，中央特科也不行，所以中央特科也没招，最后耗费了三个多月功夫，只能麻烦那位掌握地下交通员身份的中央领导。

这位中央领导听说以后，立刻联系7号交通员，可一找才发现，找不到了！

1933年1月底，由于形势恶化，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这桩悬案就此搁置。

重启：7号交通员行踪成谜

通过林伯渠的介绍，专案组终于初步掌握了基本案情。

重启这个案件的关键，当然是寻找7号交通员。但18年前的调查已经证明，7号交通员在当时就找不到了，如今18年过去了，想要找他不啻大海捞针。

专案组想直接找不好找，那就从1号开始，顺藤摸瓜，看能否摸到7号的情况。

可惜林伯渠当时只负责调拨黄金，不负责调查案件，而负责调查案件的邓发已经在1946年遇难了，其他人就更不清楚案件情况了。不过，林伯渠提到自己认识从瑞金出发的那个1号交通员，好像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是老革命、老红军，在井冈山跟罗荣桓、粟裕是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立即前往沈阳，还好他们走得快，因为高自立当时已经积劳成疾，病情十分严重，晚来20几天就见不到人了，病床上的高自立提供了如下情况：

警卫员，姓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13兵团任职。

侦查员立即南下广西南宁，赶到13兵团驻地，找到了已是副师长的秦朴——他确实是1931年运送黄金的1号地下交通员。

秦朴对18年前的那个秘密任务印象十分深刻，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一家“盛福饭庄”的跑堂，接到任务后，他从瑞金出发，骑马到南平，250公里的路程走了6天，当天下午赶到了指定的交接地点——南门的关帝庙。

秦朴的下线也就是2号交通员，就是关帝庙的庙祝，两人按如前所述的程序对暗语、钥匙开锁、交接黄金、上交笔画印章……完成后立即走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交流，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相貌如何，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当时，秦朴不知道自己交接的是黄金，更不知道2号交通员的真实情况。

案件第一次遇到了瓶颈。

这个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悬办”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他们调到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找到了18年前参与运送黄金的6名地下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最重要的7号地下交通员的情况。

不过，这已经是极其宝贵的线索了，节省了太多时间精力，而专案组也十分幸运，一路摸下去，从南平到福州、温州、金华、杭州，2至6号交通员都健在，专案组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样从瑞金到松江这前6站的交接情况都搞清楚了。

杭州的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对运送黄金的经历，他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刘志纯的对外身份是“茂福竹行”的伙计，一个姓夏的校长把他发展成中共党员，让他做了地下交通员，他一共给组织执行过3次任务，每次都很顺利，而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就是运送黄金。

一开始，刘志纯接到上级秘密来信，他从接信的次日起计算的第16天至18天，每天中午11点去西湖“楼外楼”酒店前等候接头，刘志纯按信行事，果然在第17天与一名国民党军官接上了头，不过对方并未交给他任何物品，而是交代给他一个秘密任务。

军官告诉刘志纯，1个月之内会有人跟他联络，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到这件东西后，要在当天或次日前往松江，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会有人来旅馆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抵达松江后3天内无人来接头，刘志纯要在第4天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组织上会另派人来取。

交代好之后，军官把笔画印章、锁具和钥匙交付给刘志纯，刘志纯看了一眼，赫然就是“快”字的倒数第三画——横。

1931年12月1日晚7点，住在竹行的刘志纯听到有人敲门，马上问是谁，对方准确回答了约定的暗语，刘志纯打开门，俩人什么话都没说，完成交接后对方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晚上11点多，刘志纯坐上火车前往松江，因为携带重要物件，他在火车上一宿没敢睡觉。火车跑了足足8个小时，直到12月3日上午7点才抵达松江，刘志纯简单吃过早点，便去了“汉源栈房”入住。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4点，刘志纯见没人跟自己接头，便下楼跟客栈的老板、账房聊天，打听一下情况，这时忽然走进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向老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入住。

刘志纯一听，当下说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微微点头，两人便上了房间，对上了暗语，按规定交接东西，对方将自己持有的印章——“快”字的倒数第二笔画——撇，交给了刘志纯，随后离开，谁也没多说一句话。

来人刚走了5分钟，警察就来客栈盘查住店客人了，还搜查了刘志纯的行李，吓得刘志纯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5分钟，自己就完了，组织上交来的东西也完了。

刘志纯回到杭州后，又有人来联络他把那个“撇”的笔画印章取走，刘志纯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此后他的上线出事了，再也没人跟他联系。时间一长，刘志纯脱党了，成了一名普通群众，仍然在竹行工作。

不过，在杭州解放后，刘志纯还是主动去找了杭州市委，向组织上反映当年作为地下交通员的情况，组织上做了如实记录和上报。如果不是他主动反映，这次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地下交通员名单中，估计又要少1个人，侦查难度就更大了。

至此，最神秘的7号交通员浮出了水面——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7号交通员的真实身份如何？他拿到黄金后去了哪里？途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把120两黄金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神秘失踪了？黄金又去了哪里？

一系列疑团搞得侦查员头疼不已，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去松江调查。

寻找：7号交通员到底是谁？

1950年2月1日，专案组来到秘密交通线的第6站——松江。

松江县公安局一听案件如此重要，便指定熟悉本地情况的侦查员老马协助调查。蒋文增对老马说目前不掌握7号交通员的任何信息，只能去当年他和6号交通员刘志纯交接黄金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碰碰运气。

老马一听那可麻烦了，因为“汉源栈房”早在1937年就关门大吉了。

蒋文增有些失望，又问：“那……当年的老板、账房还能找到吗？”

老马想了想，“应该可以。松江城不大，‘汉源栈房’的老板叫林汉源，咱们去打听打听。”

一番打听，老马找到了林汉源的家，侦查员很兴奋，可一看林汉源本人，已经年过六旬，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一打听18年前的事，林汉源一脸懵圈。这也难怪，就算是年轻人，恐怕也想不起18年前的寻常一幕，当时谁会特别留心一个普通人呢！

侦查员并不死心，当时在场的那个账房先生呢？他能不能想起来？

根据林汉源的指示，侦查员到一家轧米厂寻找账房先生褚国宝，一打听才知道褚国宝在1947年因为牵扯到一桩土匪抢劫案被判了5年徒刑，现在还在苏州监狱吃牢饭呢。

侦查员马不停蹄，立即连夜坐船赶往苏州，直奔监狱找到了褚国宝。

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正常，态度也很积极，但不管侦查员怎么启发，他也想不起18年前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入住“汉源栈房”的事，更想不清还有一个身穿黑色棉袍的男子来客栈寻找——客栈一年到头那么多旅客，又过去了18年，谁能记得住？

侦查员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褚国宝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汉源栈房”的账本，还在我家里放着呢！”

侦查员想了想，账本只是记录住店旅馆的信息，不会记来访的客人，对寻找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应该没什么用，但聊胜于无，他们还是记下了褚国宝家的地址。

第二天，侦查员又坐船返回松江，直奔褚家，取走了全部22本账册。

一番翻查下来，至少证明了一点——刘志纯确实是在1931年12月3日入住“汉源栈房”，但却找不到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也就是7号交通员的任何线索。

案件再度遇到瓶颈？人海茫茫，去哪里寻找一个18年前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人？

侦查员感到毫无头绪，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这个时候，侦查员胥德深突然提出一个观点：从刘志纯回忆的情况看，当时客栈老板和账房先生对这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应该十分陌生，那就说明此人很可能不是松江本地人，而是来自于外地。

蒋文增点头称是，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外地人，范围更大，更难找了。

胥德深兴奋地说：“你们想想前几名交通员说明的情况，每名下线交通员都是至少提前2到3天到接头地点等待，7号交通员如果是外地人，应该也会提前赶到松江，那他在松江应该有落脚点，不是住在旅店，就是借宿在哪里，刘志纯会不会知道呢！”

对呀！蒋文增一拍脑门，咋忘了这个情节！

第二天，蒋文增和胥德深又跑去杭州找到刘志纯。

刘志纯绞尽脑汁地回忆，再加上侦查员的耐心启发下，终于想起一个模糊的细节——当时黑衣男子从包里取那个“撇”的印章时，他无意中瞥见包里似乎有一张薄薄的纸，模样跟“汉源栈房”开给自己的预付款收据差不多。

蒋文增、胥德深互相看了一眼，果然是了，这个黑衣男子很可能住在松江的哪家客栈！

离开杭州后，蒋文增、胥德深马不停蹄，再度坐火车返回松江。

两人在路上分析了一番，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加上白色恐怖，地下交通员的出行时间很不准确，上下线交通员往往都是约定了数天、一周甚至更长的接头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上线会在接头地点被动等待下线，而下线则去接头地点主动寻找上线。

这样的话，7号交通员应该提前到了松江，找到一处客栈住下，然后去“汉源栈房”寻找刘志纯接头，所以他去“汉源栈房”的时候才是空着手，什么都没带，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调查松江城内所有旅馆在1931年12月初的住宿情况了。

这又是大海捞针。

别说是隔了兵荒马乱的18年了，就算是太平年代的18年，甚至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想要查18年前的住宿记录也很难，即便是21世纪初，住宿使用本人身份证实名登记也没有完全普及，很多旅店没有身份证也可以直接入住，何况是兵荒马乱的1931年！

但是4名侦查员一合计，没有一个人灰心：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断：7号交通员住在哪里？

侦查员和自己入住的“大福祥旅馆”老板钱某聊了一会，得知18年前松江城一共有5家旅馆——“大福祥旅馆”、“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汉源栈房”在1937年关门了，“邢天华客栈”在1950年关门了，目前还剩3家。

侦查员又问：“能不能查到18年前的住宿记录呢？”

钱老板回答说：“我们是老店，还保存至少30年的旅客入住记录，其他就难说了。”

侦查员一听面面相觑，那就一个个来试试看吧。

一番查找后，侦查员发现在1931年12月2日、3日，只有松江城内一家“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订过一个房间，问钱老板和伙计都想不起来是谁住的，侦查员只好找到周德冲，周德冲说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

侦查员暗喜：这个刘羽定很可能就是那个黑衣人！

可再一打听，侦查员的心凉凉了：刘羽定早在12年前就病死了。

侦查员又从周德冲家里找到了刘羽定的一张照片，拿去给6号交通员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看摇了摇头：此人跟自己接头的7号交通员大相径庭，肯定不是。

侦查员仍不死心，继续挨个旅店寻找。

侦查员先后找到“九峰三泖旅社”、“清福阁旅馆”，幸运的是，他们都有18年前完整的旅客入住记录，但翻找一番后发现，这两家旅馆在1931年12月初生意冷清，无人入住。

侦查员的心一点点凉下来，只能寄最后希望于去年刚关门的“邢天华客栈”。

当找到客栈老板邢天华时，邢天华的一句话让侦查员的心彻底凉透：

“店都关了，留着账本干啥？我吩咐伙计把账本什么的一把火全烧了！”

这样一来，最后的希望落空了，线索再次中断！

如果7号交通员就是入住了“邢天华客栈”，那就预示着专案组永远不可能破获此案了！

就在大家感到失望透顶时，市局传来了最新的情况通报，说蒋文增他们第三组的工作进度在“悬办”所有案件中排名最末，其他组都有进展，这4名侦查员顿感脸面无光。可以说，大家付出的艰辛不比任何一组少，进展却很不利，遇到了最大的瓶颈。

就在大家几乎陷入绝望时，通报里的一句话突然触动了蒋文增敏感的神经：

负责承办中统、军统陷害民主人士案件的第五组，调查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

蒋文增似有所悟，喃喃自语道：我们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是不是我们局限了自己的调查思路，错过了一个“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

一名侦查员一拍大腿：如果7号交通员不是住旅馆，而是借宿到哪户人家呢？！

其实，专案组之前就分析过这个可能性，但觉得可能性很小，因为外来者人生地不熟，承担如此重要的秘密任务，不可能冒险投宿人家，旅馆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可能性很小”不代表0%，现在旅馆这条线已经断了，借宿或许就是“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

专案组振奋精神，围绕“借宿”开展了调查。

这项工作很难，但也不是绝无可能，因为20世纪30年代初流动人口很少，松江城又不大，街坊邻里关系也很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不光户主一家清楚，邻居们往往也知情。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有“朝阳区群众”，只要把“朝阳区群众”发动起来，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松江县公安局的协助下，一条“公安局——派出所——各镇各街居委会——各居民小组——各家各户”由上到下的工作链迅速启动，大家围绕“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有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外地男子借宿”一事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摸排。

要说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群众，政治敏锐性和工作热情都极高，任务布置下去，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全城的摸排都出来了，结果都是3个字：没查到。

侦查员的心再次受到一万点暴击：无语！这条线又断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侦查员失去了信心，几个月马不停蹄的工作竟是这样的结果。但就在他们灰心丧气时，转机突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

转机：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眼看快过春节了，组长蒋文增决定先回上海汇报调整，过了春节再作计议。

这个时候，侦查员胥德深不好意思地向蒋文增请假，说自己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一个山东老乡，很久没见面了，想借机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快去吧！

谁都没想到，就因为胥德深这一去，专案组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胥德深到松江军分区司令部，见到了山东老乡杜复明参谋，杜复明听说胥德深有同事在，便邀请蒋文增三人一起过去吃饭，三人盛情难却，便过去了。

大伙边吃边聊，蒋文增对菜肴赞不绝口，杜复明一听很高兴，便叫厨师老柏出来跟客人见面，蒋文增一看，干脆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饭喝酒。

闲谈时，胥德深聊起他们正在调查一桩18年前的悬案，找遍了松江的旅馆都没头绪。这时，老柏忽然插话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查过没有？”

话音一落，蒋文增他们齐刷刷地盯住老柏，请他往下说。

原来，老柏在1930年来松江给“富春楼”当大厨，因为厨艺好，不时有头面人物请老柏去掌勺，最多的就是“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一来二去，老柏跟保安团混熟了，知道他们开了一个内部招待所，有50张床位，专门用于招待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

这个招待所不对外营业，后来因为有空闲床位，也接待社会旅客，但入住条件很严格——必须有保安团连以上军官介绍，并有营以上军官的签名担保。

对外地旅客而言，保安团的内部招待所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因为条件太苛刻，真正能住的人也不多，而且除了内部人，知道这家招待所的微乎其微，这就是此前调查时没人提到这个招待所的原因。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侦查员闻讯大喜，立即追问招待所的详细情况，但是老柏第二年就离开松江了，再也没跟保安团打过交道，只隐约记得招待所的负责人姓顾，名三才，青浦人，再也无法提供其他线索了。

不过，这个信息已经足够了，侦查员又升起了希望，立即取消返沪计划，第二天跑到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这一打听有了惊喜：松江保安团的档案都在库房里，没人动。

侦查员浑身充满干劲，就连翻档案都很愉快，这一翻不要紧，保安团的档案堆里竟然真有内部招待所开办期间（1930年至1937年）全部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

侦查员直奔重点，翻查1931年12月初的入住记录，立刻就有了发现。

12月1日至5日，入住的非军人旅客（可以肯定黑衣人并非军人）有3个，其中两人是一对夫妻，来自南汇县；另一个名叫梁壁纯，来自上海，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担保人是保安团第一营营长郭洪顺。

这个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立即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他们仔细查看了附在旅客登记簿上的担保函，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郭洪顺）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侦查员大喜过望，如果这个梁壁纯就是7号交通员，那他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进一步调查显示，郭洪顺早在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没办法通过他查找梁壁纯，只能找郭洪顺的族叔、上海“祥德源国药号”老板郭北昌了。

这个时候的侦查员已经充满了希望，立即登上火车返回上海。

这个时候就马上过春节了，他们先回到市局向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度，并且主动放弃春节假期，坚决把这个线索查到底，否则连年都过得不舒心。

就这样，1950年2月16日，除夕（大年三十）上午，侦查员跑到上海市卫生局，查到了“祥德源国药号”的情况，得知这家药店的老板郭北昌已经在1941年9月病逝，药店也在10月23日申请注销正式歇业了。

线索貌似又断了，但侦查员心有不甘，又跑去打听药店的情况，一打听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当初的路名都改了，门牌号也重编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换了一家鞋帽店，但在附近打听了很长时间，谁都不知道“祥德源国药号”。

破冰：7号交通员果然是他

侦查员还不死心，又找附近的年长居民打听，一连找了好几个，终于有了一点收获，一名六旬老人知道这个“祥德源国药号”，也听说过一个姓梁的店员。

侦查员暗喜，追问道：“那他后来到哪里去了？”

“后来？哪里有什么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侦查员大吃一惊：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那120两黄金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调查到了这一步，可以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只要找到梁壁纯，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经过一番讨论，专案组决定从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入手，了解梁壁纯的情况，他们兵分两路，用3天时间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梁壁纯，江苏嘉定人，长期在“祥德源”工作，技艺高超，是店里的技术权威，因为性格谦和，品格正直，大家都很喜欢他，老板郭北昌尤其把他当作心腹，逐渐把药材进货渠道也交给他，梁壁纯接手之后，建议向松江的“余天成”进货，郭老板同意了，店里的一些老伙计估计梁壁纯1931年12月初的松江之行，应该就是去跟“余天成”洽谈生意的。

梁壁纯在松江呆了三四天，12月5日上午九点返回店里，跟老板说想先回家休息，下午再回来，说完就离店而去。谁都想不到，梁壁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到了下午4点多，郭老板还不见梁壁纯来，就派人到梁壁纯租住的屋子查看，回来报告说屋子锁着门没人，郭老板纳闷，便亲自赶去，一打听邻居们说梁壁纯已经好几天没回来过，郭老板感到异常，立刻报了警，巡捕房来了以后打开房门发现一切整洁如常。

巡捕房简单询问一番，排除了梁壁纯卷款潜逃的嫌疑，也没发现牵扯其他案件的可能，很可能是他本人因事不告而别，也就没再管这件事，甚至笔录都没做，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从此以后，谁也没再见过梁壁纯。

租界巡捕

除此之外，侦查员还有一个重要收获——一张拍摄于1931年中秋节的“祥德源国药号”全体员工合影，其中就有梁壁纯，照片经过技术处理后非常清晰。侦查员又跑到杭州，把照拿给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从中认出了梁壁纯。

至此，“中央特费案”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梁壁纯就是7号地下交通员！

7号地下交通员的身份确认了，可是人已经失踪了19年，茫茫人海，何处寻找？

1950年2月26日，专案组确定了下一步调查方向：解开梁壁纯的失踪之谜。

综合前期调查，专案组做出一个推断：梁壁纯应该不是遭人劫持而被迫失踪，而是有计划、有准备地失踪，也就是说，是梁壁纯自己制造了失踪，故意让别人找不到他的踪迹。

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与那120两黄金有关。

具体是哪个方面的原因呢？专案组分析有两个可能。

1，梁壁纯发现自己运送的物品是黄金，私吞之后制造失踪假象，远走高飞。

2，梁壁纯在运送黄金途中出了事，导致他无法完成任务，至于出了什么事，最大的可能是被敌人逮捕了。

但是专案组很快派出了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当初苏区政治保安局、中央特科调查时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还动用了安插在各租界巡捕房、国民党各调查机关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都没有发现7号地下交通员被捕的消息。

这样一来，专案组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梁壁纯私自侵吞了120两黄金，而接下来的调查方向就很清楚了——全力寻找梁壁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晃19年过去了，到哪里寻找一个刻意隐匿的人？

突破：终于抓获7号交通员

侦查员决定根据药店老板提供的线索，到梁壁纯的老家江苏嘉定寻找，但嘉定是个大县，梁壁纯具体住在哪里？梁壁纯是一名很优秀的地下交通员，没向老板和同事们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专案组没办法走捷径，只好跑到嘉定漫天撒网。

专案组已经不是第一次大海捞针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运气真不错。

嘉定县公安局请县工商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把全县几个中药铺的人都请过来，让他们回忆嘉定是否有一个曾在上海工作、叫梁壁纯的药工。结果，人刚到齐，惊喜就来了，73岁的“积福堂”创始人陆积福一听：这个梁壁纯不就是自己收的第一个徒弟嘛！

侦查员闻言大喜，继续询问，老爷子说梁壁纯当年就住在嘉定南门外，已婚，有3个孩子，老婆小名叫贞姑，不过后来听说梁壁纯突然失踪，贞故一个人难以谋生，就变卖房产后带着孩子回黄渡镇的娘家了，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

得了，啥也别说，继续找人吧！

侦查员一路追踪到了黄渡镇，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打听了大半天，得知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带着3个孩子住在黄渡镇长街上，大概在1942年的一个秋天，一家人招呼也没打，突然全家搬走了，听说有人开着一条小船把娘4个拉走了，走得很匆忙。

侦查员面面相觑：贞姑走得如此神秘突然，跟当年的梁壁纯如出一辙，难道是梁壁纯偷偷跑回来，把自己老婆孩子接走了？这很有可能！

侦查员继续打听贞故的去向，大家都说不知去了哪里，但有人说今年正月贞故家里一位老人去世，贞姑还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丧事！侦查员抓住这条线索，又找贞姑家的亲戚调查了一番，终于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贞姑就是被她的丈夫梁壁纯接走的，他们现在的居住地就在上海浦东的洋泾镇！

侦查员大喜过望，马上就要揭开谜底了！

1950年3月4日晚，侦查员突袭了梁壁纯位于洋泾镇的住处，一举抓获了化名“申继谷”、化身钟表匠的梁壁纯，但在搜查中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梁壁纯到案后，主动向侦查员作了陈述，但陈述内容却让侦查员大吃一惊，因为梁壁纯的陈述跟侦查的判断大相径庭，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梁壁纯说自己是在1927年，经由药店老板郭北昌的弟弟、共产党员郭斗昌与共产党结缘的，后来在一个叫老屠的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发展为地下交通员，利用“祥德源”店员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1月底，梁壁纯接到上级指令，前去松江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交接一样重要的物品，临行前领导无比严厉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饶是梁壁纯小心谨慎，从未出错，经验丰富，听到如此严厉的措辞，也是一哆嗦。

恰在此时，老板郭北昌安排梁壁纯去松江跟“余天成”谈生意，为了安全着想，郭北昌请刚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张担保书，安排梁壁纯入住保安团招内部待所——这便是梁壁纯入住内招的原因所在了。

1931年12月1日上午，梁壁纯抵达松江，入住了保安团内部招待所，交了押金，对方给了他出具了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入证，还有一纸押金收据，梁壁纯都放在自己随身的钱包里——这便是被刘志纯一眼瞥见的那张薄纸了。

当天下午，梁壁纯到“余天成”谈完业务，便去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等待自己的上线——6号地下交通员。一连等了两天，等到12月3日清晨7点多，刘志纯从火车站出来，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认出来了——因为他穿了约定颜色样式的衣服、帽子。

随后，梁壁纯一路尾随跟着刘志纯，看他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汉源栈房”。当晚，梁壁纯去了“汉源栈房”跟刘志纯接头，过程跟刘志纯的回忆一致，不再赘述。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带黄金离开松江。

根据组织安排，梁壁纯回去走的是水路，坐的是轮船，上午9时从松江出发，下午5点抵达青浦码头，然后再转船去上海，傍晚6点出发，次日造成6点抵达上海曹家渡码头，虽然路程远、时间长，但相对火车的人多眼杂、盘问频繁，更安全一些。

一路之上十分顺利，就连途径强盗出没的吴淞江，也没遇到什么意外，到了曹家渡码头上了岸，梁壁纯就难免有些放松了，这一放松，意外就发生了。

意外：120两黄金离奇被劫

梁壁纯登上码头后，一个年轻的黄包车夫过来招揽生意，梁壁纯见他的车很干净，就提着行李上了车。车走到曹家渡桥时，因为桥又高又陡，车夫有些吃力，旁边忽然蹿出一个人来，说着“我帮你推一把”，便向梁壁纯靠了过来。

当时天色尚黑，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对方的样貌，那人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捂住了梁壁纯的口鼻，也就一瞬间，梁壁纯失去了知觉。

等梁壁纯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脑袋还是一片迷糊，不知道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几点钟。正迷糊间，房门开了，一个旅馆伙计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招呼说：“先生您可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从早晨一口气睡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呢！”

梁壁纯恍然大悟，这里是旅馆！

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情形，忽地一跃而起，惊道：“哎呀！我的行李！”

梁壁纯一看自己的行李，心想完了：那个旅行包还在，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但另一个小皮箱却不见了，而小皮箱就是专门用来装那个“重要物件”的！

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领导没说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但他根据盒子的体积、重量，大体猜出肯定是黄金了，而且分量不轻，一定非常重要，不然领导在交代任务时的措辞不会如此严厉：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可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怎么办？

梁壁纯分析了一下，如果报警，那就是向敌人自投罗网，绝无生路；如果向组织如实说明，那也是自己的重大失误，何况组织会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吗？也许会认定他监守自盗，直接当成叛徒“锄奸”了，那自己就成了的叛徒，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想来想去，梁壁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先留条性命，相信组织有朝一日会查清，但在逃离之前，他决定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一个证据，这样以后即使被组织上当“奸”给锄掉了，只要发现这段记载，就能证明他梁壁纯是无心之失，不是叛徒、内奸。

想到这里，梁壁纯让伙计找来“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对乐经理如实说明自己半路遭遇劫匪丢了黄金的事，并要求旅社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其证实自己是在被劫匪暗算失去知觉后，才丢了一个装满黄金的小皮箱。

一开始，乐经理坚决不肯出证明，但梁壁纯威胁说如果自己报案，“曹家渡大旅社”也会被卷入这桩巨案，一不小心被警察搞成“劫匪同谋”也有可能，乐经理一听吓昏了，赶紧配合梁壁纯写了一个证明，把情况说明了一番。

从证明中，我们可以得知梁壁纯来到旅社的过程，内容很长，大概意思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晨6时07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领着一辆黄包车，把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梁壁纯）送来旅社，茶役王老三帮忙把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

入住后不久，3名男子携带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走前嘱咐茶役裘青照顾好醉酒男子，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云云。

写完证明后，梁壁纯看了一遍，很满意，便让旅社加盖了印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收好这封至关重要的证明后，梁壁纯叮嘱二人说：

“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说罢，梁壁纯作别而去，事情告一段落。

梁壁纯是情报人员出身，知道“祥德源”、租住处、嘉定老家都不能去了，但为了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还是在出走前回了一趟“祥德源”，以便留下自己失踪的确切时期，有利于组织今后调查。

办完一切事宜后，梁壁纯切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跑到上海浦东洋泾镇的一座破庙，追随一个熟悉的老僧出家，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梁壁纯便化名“申继谷”，在洋泾镇上开了一个维修钟表的摊子。

这几年间，梁壁纯深居简出，不敢跟任何人联系，担心有朝一日组织会找到自己“锄奸”，但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仍然没人来调查自己。

又过了几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社会上也从未传出关于120两黄金的消息，梁壁纯心想上海被日本人占着，国共两党都很难生存，全国又这么乱，早就没人管这桩陈年旧案了，这个时候应该安全了，于是便辗转打听到妻子的下落。

194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梁壁纯一个人悄然潜往黄渡，把妻儿秘密接到了洋泾镇定居，从此过上了合家团圆的幸福生活。

但是梁壁纯绝对没有想到，组织上从来没有忘记这桩悬案，更没有想到到了19年之后的1950年，侦查员会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找到自己！

听完梁壁纯的陈述，专案组觉得基本可信，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侦查员先是根据梁壁纯的提示，搜到了那封藏在一个陶瓷罐里的证明信，与梁壁纯陈述相符，接着又在第二天前往曹家渡一带调查。

幸运的是，“曹家渡大旅社”还在，竟然还是原班人马。

侦查员找到乐经理，出示证件表明身份，问起当初的事情，但对方只是摇头不知；侦查员只好说出“念漆”二字时，对方这才履约，如实说明了当时的全部情况。

经过这番核查，终于可以做出判断：梁壁纯的陈述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7号交通员找到了，失踪谜案解开了，案件到了这里可以说完成了99%，但还不能说完全破案了，因为劫匪没找到，失踪的120两黄金没找到。

万里长征只剩下最后一步，该怎么办？当然是继续调查。

穷究：谁劫了120两黄金？

专案组奇怪的是，运送黄金的过程如此隐秘，这帮劫匪是如何得知的？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物品……都卡得那么准，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目标就是那个小皮箱，就连梁壁纯随身携带的钱包都没拿走？

这到底是有预谋的针对性抢劫，还是一次随机产生的意外？看起来很像是前者。

这个判断将影响下一步的调查方向，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有预谋抢劫的可能性，依据有三：

第1，这是一桩党中央直接安排的绝密使命，党内知情人极少，就连参与其中的7名交通员都不了解全貌，国民党这么多特务也没听说，一般盗贼劫匪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呢？

第2，劫匪是到了曹家渡码头才盯上梁壁纯，到了桥上制造机会作案，这说明对方没有提前踩点，没有预谋。

第3，劫匪的作案手段很套路，很简单，就是“骗人坐车——上桥减速——同伙上前——迷药昏倒——洒上白酒制造醉酒假象——拉到旅馆实施抢劫——最后逃之夭夭”。

综合上述分析，对方应该是有预谋抢劫的作案团伙，但他们的作案对象是随机的，梁壁纯不过是凑巧被他们盯上，才导致120两黄金被劫，以致离奇失踪。

基于这个判断，专案组确定了调查方向——翻查旧档案或者向旧上海的老警察打听，看30年代初是否侦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件，最好也是抢劫黄金。

长话短说，这个调查的过程像之前一样务必艰难复杂，因为时间很久了，旧上海屡经战乱，破坏严重，日本占领过，国民党统治过，还有欧美各国的租界，警察力量十分混乱，再加上行政区划频繁调整，想找一个案件线索，十分让人头疼。

1950年3月8日，专案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找了数十名旧上海的老警察来询问，大家积极性很高，现场十分热闹，提供了大量情况，有的还经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但这种抢劫案技术含量很低，加上后来官方的强力打击，很少有专业劫匪再用这种办法抢劫。

如此分析下来，这些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们认为1931年的“曹家渡黄金劫案”也许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贪心青年所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很难从同类案件中查找线索。

当然，这些老警察还是很负责的，他们热心地给侦查员出了一个主意——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新中国成立以前就被判刑，或者新中国成立前有过抢劫、盗窃等前科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能有人提供什么线索。

民国警察

专案组别无他法，只好请提篮桥监狱协助。

提篮桥监狱也很配合，他们积极发动在押犯向警方提供1931年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只要检举内容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减刑或提前释放。通知下去以后，举报线索很多，但一番调查下来，不是落空查否，就是查不下去。

案子再次遇到瓶颈，这也是最后一个瓶颈了。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经理乐书秋忽然找到专案组组长蒋文增，说他和裘青（就是那个旅社的员工）又聊起当年那桩案子，裘青说自己前两天做梦时梦见当初3个劫匪送梁壁纯到旅社用的那辆黄包车，牌照号码是300169。

乐经理一开始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闲聊时说起，儿子说梦中的很多情形是真实场景的还原，国外有专家把人催眠后与其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他认为裘青说的牌照号码很可能是真的。

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跑来向侦查员反映，侦查员一开始也不相信，便向上级刑侦专家请教，结果一打听说国外还真有使用这种方法破案的，于是便决定“死马当成活马医”，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调查裘青梦到的牌照号码——300169。

再经过一番艰苦调查，侦查员终于找到了300169黄包车的车主，一个叫曹胜林的人。

但再往下查，曹胜林早就不在上海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侦查员又耗费将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苏州一家乐器厂找到了曹胜林，曹胜林说这辆车是他的私家车，一直是自己用，从未借给别人，自己经济条件一直很好，更不可能抢劫。

侦查员又找到曹胜林的车夫老凌，一番调查下来，证实曹胜林所说属实。

原本充满希望的线索，又断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这样的循环不知走了多少次，专案组又失望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否则就是前功尽弃了，监狱试过了，他们又想去看守所调查——全市有20多看守所，碰碰运气，也许会有人提供一些线索呢！

或许是侦查员的不懈努力感动了上苍，还没等他们去看守所，最重要的线索出现了！

终结：3个小蟊贼落网伏法

前期参加座谈会的旧上海老刑警中，有一个叫曾丰的人，他参加完座谈会后不久，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带走，配合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政治案件，因为还没调查清楚，就被留置在看守所，和20多个犯人关押在一起。

犯人听说曾丰以前是老刑警，就请他讲破案故事解闷，曾丰跟大家聊来聊去，就聊到了1931年冬天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讲完后，一个年轻人悄悄问曾丰：如果检举像您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解放前的陈年旧案，算是立功吗？

曾丰一听眼前一亮，回答说：“当然可以，你要是真知道，那查实以后肯定有好处。你要是相信我，就先给我讲讲，我帮你出个主意看怎么办，不然检举错的话也没好处，有的人胡乱检举，还有送命的呢！”

对方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把情况向曾丰和盘托出。

此人叫冯安宝，34岁，老爸是资本家，从小很宠这个唯一的儿子，因此冯安宝成了纨绔子弟，喜欢到处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涉嫌强奸妇女被关进来的，还没判刑。

据冯安宝说，他有一个表兄叫吉家贵，比自己大10岁，经常带着他一起玩。1931年10月，冯安宝过生日，吉家贵跑来帮忙，在冯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直住到12月上旬，跟冯安宝玩得不亦乐乎，还找来两个结拜兄弟——刘阿古、庄克一起玩。

冯安宝的老爸原来有一辆私家黄包车，后来换了一辆汽车，就打算把黄包车卖掉，但吉家贵带着冯安宝几个人整天把黄包车当成玩具拉着玩，就暂时没有卖掉。

两个多月下来，吉家贵三人都快玩成职业车夫了，仍然乐此不疲，冯安宝却没了兴趣，最后冯大少爷一挥手，干脆让表兄把黄包车拉去自己玩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贵忽然把黄包车送回来，还擦得光洁一新，但从此以后，吉家贵好像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也很少来找冯安宝玩了，后来才听说吉家贵自己开了一家店，据说生意还很不错。

冯安宝当时也没起啥疑心，表哥不玩了，开店做生意是件好事，可他自己却长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喜欢玩弄女性，到了解放之后，终于因为涉嫌强奸被告进了公安局，一听说判刑至少10年以上，冯安宝才知大事不好，想挖空心思立功，争取少判几年。

当听到曾丰聊起1931年冬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时，冯安宝突然一下子来了灵感：1931年冬，3个人，黄包车……跟表哥他们仨咋那么像呢？再加上表哥在那之后的奇怪表现，冯安宝觉得这事说不定就是表哥和刘阿古、庄克一起做的！

曾丰听了也觉得有点儿像，不过是真是假，还得由公安局调查，他建议冯安宝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所长接到检举后，立刻跟上海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蒋文增闻言大喜，立即全体出动，连夜提审冯安宝。

冯安宝讲完上述情况后，蒋文增不动声色地问：“你家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300196……”冯安宝不假思索地回答。

300196？“曹家渡大旅社”的当事人梦见的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旅社的人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把尾数记错了，正确的号码就是300196！

1950年5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夜袭“吉家欢南货店”，逮捕了老板吉家贵，搜查发现白铜盒一个，后经刘志纯、梁壁纯两人辨认，正是当年放黄金的那一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吉家贵的作案动机是筹款开店，作案过程如前所述，吉家贵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刘阿古、庄克共同参与实施，冯家的黄包车就是作案工具，所谓“喜欢玩黄包车”不过是掩饰作案的障眼法。作案后，吉家贵便把黄包车擦拭一新，还给冯家。

这是吉家贵三人首次作案，原本打算多做几次，哪知第一次出手就盯上了梁壁纯，一得手就是120两黄金，三人心中狂喜，平均分赃，各获40两黄金。

作案成功后，三人为避外界怀疑，就此别过，不再联系。大概在1946年，吉家贵在上海外滩偶遇刘阿古，交谈之下方知刘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而庄克已死。

根据吉家贵的交代，侦查员立即赶赴北京路逮捕了刘阿古。

另一案犯庄克，经调查得知1937年参加“抗日别动军”，次年战死沙场，还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但庄克的父母健在，他们主动交出了庄克给他们的两根“大条”黄金，共计20两，后经当年瑞金县打造金条的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桩发生于1931年的120两黄金神秘消失案终于完全告破，而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20个年头了。

后记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因协助破案有功，未入狱服刑，而是交给地方“监视居住”，直到1959年病死；冯安宝因重大立功表现，半年后被释放；曾丰也因立功被立即释放。

这桩离奇案件的侦破，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向我们尊敬的人民公安致敬！没有他们的执著和坚持，就不会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声明】本文为真实案件。参考资料：《人民网》、《法制博览》、《国防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