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核 成都，再定义“极核城市”

成都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最近一段时间，成都被企业轮番“盯上”。

7月13日，58集团创始人姚劲波现身成都，商谈建设“生活城市”新场景新产品的合作机遇；

紧随其后，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前来，“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打造高品质旅游新产品”提上日程。

更快一步的是海尔集团，一周前其与成都举行签约仪式，一个围绕高端医疗设备、医疗大数据及服务创新打造的海尔·成都盈康科技产业园在此落户。

在外界看来，这代表了一种趋势：在国内外各类因素影响下，企业正进入新一轮战略调整期，选择哪个城市进行再布局，对企业至关重要。无疑，成都正聚集更强的发展势能。

今年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为成都一系列连锁反应扣动扳机。如今，在成都面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市场期许，成都要如何选好角度、扮好角色，搭上新一轮发展快车？

不久前，成都马不停蹄考察南京、苏州、青岛三城，并取经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四座世界头部城市，寻找城市发展的新坐标。

在昨日召开的中共成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成都提出，在新的战略机遇下，将抓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两区一城”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提升门户枢纽地位“四件大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曾提出“内生增长理论”。据他研究，经济增长受内生而非外生因素驱动，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于城市而言，发展需要有经济模型，找到合适自己的经济模型才能发展得更好。

作为四川经济发展主干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极核，成都正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经济模型，也逐步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国家战略加持下，进一步定义“极核城市”的内涵，突破自身局限，迈向更广阔的世界坐标。

下一个“中国极核城市”

成都339天府熊猫塔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从官方到民间，将“成渝”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已成为一种趋势。

市场最新的关注投向两地机场。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民航业遭受重创之下，成渝两地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实现双双跃升。其中，成都从近年来仅次于北京首都、上海浦东与广州白云三座机场上升至首位，而重庆也上升至全国第四的地位。

为何是成渝？在疫情下严控国际航线造成影响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成渝地区作为国内经济新增长极的作用正愈加凸显——它们正在摆脱过去内陆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承担起“沿海”的职能。

事实上，在过去有关双城经济圈的分析中，一组数据曾被反复提及：目前，成渝地区以全国1.9％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6.9％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国6.3％的经济总量。

但新的定位意味着更高的期待，被认为关乎中国新时代新的战略纵深，成渝需要发挥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寻找发展的新坐标。

成渝区域格局示意图 图片来源：《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从成都一侧观察，探索路径十分明晰。

6月3日，成都召开科技创新大会。这个姗姗来迟的“新春第一会”，被视为成都通过从增长极迈向动力源，寻求城市内生发展强劲动力的关键一步。

若置于全国城市发展梯度，成都此举更是意在突破过去层级式产业转移格局，摆脱承接技术、产业转移的被动地位，为弯道超车积蓄能量。

一个月后，在取经世界头部城市的基础上，成都形成了向世界城市学习的“借鉴与启示”。作为学习对象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无一不是国际经济版图上的极核城市。

两个重大动作均指向一个事实：成都正在想方设法突破自身局限，瞄准中国、乃至世界极核城市的目标。

成都为何敢于定下如此高的定位？

一方面，在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重大决策背景下，成渝地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窗口期。

另一方面，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城市战略专家冯奎亦分析指出，成渝处于一个新的上升发展周期，经济社会迫切需要治理创新。此时成渝两市治理体系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快捷地转变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迎来了治理创新最好的历史阶段”。

在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在官方语境中，这被认为是“对成都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充分肯定，是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最重要、最独特的国家定位”。

撑起合作的骨架

成都龙泉山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何为“公园城市示范区”？

简单来说，就是成都将“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旗帜方向，突出生态型、高质量、人本化、有韧性的公园城市可持续发展特质，努力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创新突破、引领示范。”

根据最新安排，成都谋划了4个主要探索方向，分别是在生态价值转化、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和创新空间治理增强城市韧性上，展开先行先试，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这恰好能有效打破成都目前面临的发展瓶颈。

以科创领域为例。一方面，成渝地区拥有129所高校、61家科研院所，是全国第五大科教资源集聚区，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为成都科创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源。

但同时，成都也注意到，由于重大科技研发方向与产业发展重点方向不匹配、城市发展战略与高素质人才结构不匹配、科技创新成果与企业现实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客观存在，制约了成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数据显示，在成都，国家工程技术重点产业匹配度低于50%，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高达3.0以上，吸纳技术成交总额甚至不足北京的1/4。

在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争取大科学装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落地等动作以外，公园城市示范区亦将从改善要素资源比较优势入手，提升城市在经济体系中的生态位。

一个例子是，通过人本化的理念，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新型人才发展体制，将推动城市实现可持续动力支撑。

从龙泉山俯瞰成都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改变的急迫，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东进区域。

作为知名的汽车城，龙泉驿区区长杜海波发现，在对外招商引资时，传统理念已难以满足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企业被优越的市场条件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吸引而来，却可能因为城市品质不足而打退堂鼓。

换句话说，在人本城市的发展要求下，传统经开区也需要向新型城市发展空间转型。

邻近天府国际机场的简阳市更提出，要从县域城市向区域城市、进一步向城市副中心转化。

可以说，在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建设利好下，转变已开始呈现出外溢趋势。而对于长期受制于“中部塌陷”而难以实现合作的成渝两市而言，这些转变，亦将有助于撑起合作的骨架。

逐级探索的机制

成都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但在打造“极核”的过程中，亦需讲究策略和技巧。

简阳市市长罗开敏提及一个细节。作为成都空天产业功能区所在地，简阳正与重庆就相关产业展开合作谋划，并与相关区域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产业特性，少数掌握核心研发能力的头部企业仍是每个地区补链强链的重点，竞争在所难免。

“功能同构、产业同质”是一直以来横亘在成渝两地之间的一道坎。

就产业上来说，有研究显示，由于历史原因，成渝两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96。两地计算机产品产量占全球1/3、汽车整车产量占全国18%。产业同质一方面可以形成对外竞争的规模优势，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合作的障碍。

在几个月的探索中，一种普遍感受是，大方向渐成共识，但小问题仍不时出现，随着两地合作热情不断高涨，解决同质化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城叔注意到，在文旅、汽车等两地共有的优势领域，合作渠道不畅的情况均有发生。

显然，问题再次回到了机制的建立上。

冯奎曾提出，对双城经济圈的各类行政区、经济区有必要实施“联合考核”，如联合考核重庆、成都高新区，以促进川渝共建的“西部科学城”加快崛起，在全国形成影响力、竞争力。同时，以更大力度推进干部流动，以扩大视野，培养与增强双城经济圈的共同体意识。

眼下，成都的探索已在推进。在中共成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现场，罕见地采用了以“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等标准分组进行讨论。

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探索已经从纸面逐渐运用到实际中，而外界认为，新挂牌的东部新区则可能成为率先探索的“试验田”。

成都向来不缺敢为人先的主动性。如今，借势双城经济圈，拥有先手权的成都能否再上升一个身位？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