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奥地利学派：中国篇

2015年5月份，米塞斯研究院专访了中国经济学者金菁，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状况。金菁目前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米塞斯研究院：你最初是如何了解到奥派经济学和米塞斯研究院的？

金菁：在回答前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在中国取得经济学本科学位。之后，我获得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亚研究和国际经济博士学位。我在华盛顿世界银行研究小组担任了两年半顾问。2004年我返回亚洲，先后在瑞士银行、雷曼兄弟和J.P.摩根工作，都驻扎在香港。到去年底，我一直都在香港银行业工作。

我从雷曼兄弟跳槽到J.P.摩根几个月后，2008年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显然，任何多少有求知欲的人，都很好奇真实的原因（你可能会惊讶，多少销售分析师都简单将这场危机说成是世界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媒体和学界的种种分析都似乎难以服人。我有一种预感，这场危机的原因，更多地与政府政策有关，而非社会经济主体的反动行为。

然后，我遇见两篇研究论文，一下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个词。第一篇论文，讨论了为什么新兴市场利率低于实际GDP增长率的水平，要远甚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此文恰当运用了奥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高储蓄率压低了实际利率，从而推动了投资和资本深化（自经济改革起步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处在25％~35％的区间）。第二篇学术论文在奥派框架中讨论了资本的异质性。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极富有意义，既不脱离直觉，又合乎逻辑。

虽然我不再为J.P.摩根工作，然而我内心的企业家精神已被激活（我常想这与奥派经济学有一定关系）。我目前的创业计划是指导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投资中国企业，并坚持市场障碍最少的地方私营部门潜力最大的奥地利学派教导。

米塞斯研究院：中国学生在大学学习奥派经济学吗？

金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此外，就中国人与奥派经济学的接触而论，大学远远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我冒昧不局限于大学教育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中，中国读者总体来说，对奥地利学派的文献并非完全陌生，但他们获得这方面知识的方式是缺乏系统性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已被几代中国学生广泛阅读，除了1966-1976年文革时期，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70年代末和80年代高中、大学学历的人，读过这本书都算平常（译者注：大陆最早中译本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通向奴役的道路》）。

在课堂上使用奥派经济学，取决于教授的个人喜好，情况因人而异。我听朋友说，她的一些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讨论奥派经济学。但我想不起来在我上大学时发生过这种情况。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的官僚机构和主流教学方法，仅仅把奥地利学派当成一种制度经济学，或充其量也只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子类。

在20世纪50年~90年代的大学课程中，“西方经济学”是根据意识形态路线，将所有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凯恩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统统归成的一类。但奇怪的是，据我所知，卡尔·马克思也是西方人。

由于新千年的头一个十年，新古典主义框架统治了中国大学，奥地利学派思想的讨论似乎在校园里消退。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年轻人对于穆瑞·罗斯巴德和米塞斯作品的讨论颇为流行。在我接触奥派经济学文献后，我到北京才发现，周围不少人几年前就已经读过《自由的伦理》，好多书都已译成中文。我的莎莎舞老师告诉我有多个网络群体，运用奥派经济学的框架出版涵盖各种主题的文章及书籍。他本人也在活跃地创作这些网络资源。网络上的文章类似于米塞斯日报出版的作品，也有专事翻译罗斯巴德、米塞斯、霍普等人著作的读书俱乐部（译者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源自巴别塔自由主义研究社的通天译团队 ，主要成果有：《人、经济与国家》、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等多部译著）。

米塞斯研究院：中国读者能否方便地接触奥派书籍和文章？语言障碍是否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金菁：我想说易得性是相当不错的。一系列米塞斯、罗斯巴德和哈耶克的书籍都已被翻译，任何人都可以在中国最大的网络书店找到。他们的一些著作一版再版，总是销售一空。还有门格尔、韦尔塔·德索托等人的著作。更多的电子图书在网上也找得到。在学术界，很多人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并利用米塞斯研究院的网站。

当搜寻浏览这些中译本时，我感觉到罗斯巴德的作品拥有一群充满激情的译者。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自由的伦理》译者之一，在结束当天晚上的工作之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以下贴子：

“罗斯巴德和伏特加伴我度过2007年的最后夜晚。罗斯巴德的作品让我思考人类和道德本质的这整整一年，今晚终于宣告尾声……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我拥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以一位年轻学者的目光回顾历史变迁。但说实话，校对别人的工作，有时比翻译更加苦闷。半瓶伏特加酒就是明证。当我从事翻译时，可以什么都不顾地将音乐调至最高音量，大声朗读句子达几十遍……罗斯巴德是经典，让我敬畏不已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居然还会遇到这样的经典之作。他信仰真理，竭尽全力，运用形式逻辑，证明其永恒的存在和力量......”（注：因找不到原文，重译回中文）

话虽如此，我觉得中文是一种棘手的语言，翻译并不容易。语言障碍是一个问题。要传播奥派经济学，让更多人深入了解，更多开展翻译工作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对罗斯巴德等人的那些经典短文和学术论文。

米塞斯研究院：无论关注奥派经济学与否，总体而言，在中国对自由市场的讨论多吗？

金菁：在中国，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来代替“自由市场”。对市场作用的讨论是广泛的，涉及各个层面。在高层，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写进了中共十八大三次全会决议（2013年）。考虑到中国几十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经历，今天算是幸运的，即便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对自由市场力量创造经济增长，干预主义政策注定消亡也抱有坚定信念。中央政府正敦促放松许多领域的管制，推动减少各家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因各关涉方的扭曲激励，这些机构令监管程序比预料更复杂而迟缓。

经过几十年经济改革，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幅减弱。这一轮改革针对剩余的垄断国有部门。邀请私营机构购买这些部门以前持有的国有股份，也是目前中央政府具有市场倾向的主要措施。

对于国有部门的缩减，在底层，人们以行动而非语言，用创业作出直接反应。这也受到政府的鼓励，因为这些相对较小的企业为亿万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新创业公司的数量在中国创下历史记录，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的个人故事，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在我所属的金融行业，许多公司也已启动自己的投资基金或咨询业务。

当我在银行业时，我们团队的业务范围涵盖中国的大型机构（主要是中国大银行），后来专注于它们的海外金融活动。我们必须兼顾对海外媒体报道的跟踪以及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因为这些分析会影响投资者的观点。来自中国客户和中国市场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在名义上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替商业营造便利，到处洋溢着创业精神。

然而，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描绘截然不同。风马牛不相及司空见惯，毫无根据的泛泛之谈充斥视听，各种白日幻想见怪不怪，还有些评论直让你倒吸冷气……主流媒体似乎还未采集到事实就预先对中国做出判断。对中国的负面评论，离我们实际所见相距甚远。

米塞斯研究院：你会怎样描述中国的商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金菁：商界在中国是不容易定义的群体。在我看来，商人大致可归类成两类不同群体。第一类群体，是由那些借助与政府和官员结盟，或更确切说，靠成为他们的代理来赚钱的那些人组成。第二类群体是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就像杂草一样，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政府没有榨干土壤、水份和空气，就能生存下来、茁壮成长。这样的模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当时的王朝政体从贵族体制成功转型成官僚体制。从此，一部中国史就成为皇帝及官僚争权夺势，而社会大部分人在他们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大戏。因此，这两类商业群体所喜闻乐道的经济理论，据我推测，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在今天的背景下，第一类群体，只要他们能找到与政府及其机构合作而让自身受益的方式，就会较少受到凯恩斯主义的损害。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合法化和明确化自己靠政府关系取得的私有财产。这就是当今席卷中国的反腐败风暴所瞄准的目标。

然而，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第二类群体，无疑他们才是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奥派经济学应当是直观的，许多采用奥派框架的网络出版物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这些讨论，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主流媒体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宏观经济学，而货币政策显然是谈论最多的话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而不唯独限于中国。我的观察是，中国人对印刷钞票非常敏感。事实上，两千多年的朝代兴衰和通货贬值周期，有足够长的时间来造成这种敏感性。从而这也能够解释中国人爱好黄金的悠久传统。

◆文章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公众号；图片来源：百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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