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 经典阅读 | 《古拉格群岛》

标题:古拉格群岛

出版社:大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定价:750.00

内容摘要

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堪称苏联列宁斯大林法律史最精炼的描述。所谓的“劳改营”，也就是“劳改营总局”，本来就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作一个“群岛”，旨在指出这一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苏联的“第二领地”。全书共分七个部分:监狱工业、永恒运动、劳动淘汰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流放、斯大林之死。它既以“岛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上的大量材料。结构宏大，体积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材料的驾驭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指责，愤怒的谴责，尖锐的嘲讽，深刻的控诉，是深入了解苏联政治制度的重要参考书。作者本人就住在古拉格集中营，是书中事件的见证人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出狱后，他采访了270人，并为书中写的东西提供了证词。《古拉格群岛》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1973年在西方出版。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担任大尉炮兵团连长。他立功，两次获奖。1962年11月，在赫鲁晓夫的亲自批准下，第一部作品《伊凡·丹尼索维奇的日子》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8年，《第一圈》《毒瘤屋》在西欧完成出版。他于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1989年，苏联作协秘书处接受了《新世界》杂志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了1969年11月5日由作协书记批准的将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决定。1994年，他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回到俄罗斯。2007年，他获得了普京亲自授予的勋章。2008年8月3日晚，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9岁。

目录

第一监狱产业

第一章逮捕

第二章是中国下水道系统的历史

第三章讯问

第四章蓝色杠杆

第五章是第一个细胞，初恋

第六章那年春天

第七章在机房

第八章法律的萌芽

第九章法律正在成熟

第十章法律已经成熟

第二章XI实施“最高措施”

第十二章监禁

第二部分永恒的运动

第一章岛屿船

第二章岛屿港口

第三章罪犯运输列车

第四章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

第三次毁灭性的劳动营

第一章，乐福的手指

第二章岛屿浮出水面

第三章是群岛病变的扩散

第四章岛屿在硬化

第五章是岛屿的基础

第六章“法西斯！”

第七章土著生活

第八章劳动营中的妇女

第九章打杂的

第十章政治犯的身体替身

第二章XI纯洁的分子

第十二章砰-砰-砰...

第十三章交出另一层皮肤

第十四章改变命运

第十五章惩罚隔间强管棚强区

第十六章社会亲密分子

第十七章少年犯罪

第十八章古拉格的缪斯

第十九章泽克民族(法内赫民族学论文)

第二十章狗的差事

第二十一章军营周围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我们正在建设

第四魂和铁丝网

第一章向上

第二章还是堕落了

第三章被压制的自由

第四章遭遇

第五苦役

第一章注定

第二章革命之风

第三章连锁，还是连锁...

第四章为什么忍

第五章是铁板下的诗和石下的真相

第六章坚定的逃跑者

第七章小白猫(乔治·坦诺口述)

第八章意志逃跑和技术逃跑

第九章手持冲锋枪的孩子

第十章营地的土地在燃烧

第十一章试着挣脱锁链

第十二章在肯吉尔营地的四十天

第六部分流放

第一章自由初期的流放

第二次章农瘟疫

第三章密集流亡者

第四章流放各族人民

第五章服刑后

第六章流亡者的幸福生活

第七章罪犯出狱后

斯大林死后

第一章现在进退两难

第二章统治者换人，群岛还在

第三章今天的法律

附笔

翻译后记

关于苏联最重要的书是《古拉格群岛》

翻译:乔巩义，熊猫翻译公司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晚去世，享年89岁。在他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中，他揭露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深重苦难，他顽强、孤傲、昂扬的文学斗争具有预言力。

索尔仁尼琴的儿子埃尔默说他死于心脏病。

经过多年的监禁、流放和流放，索尔仁尼琴在他为之奋斗多年的苏联国家和制度分崩离析后，又活了将近17年。

索尔仁尼琴只是一所俄罗斯小高中的中年科学教师，在1962年随着《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入文学舞台之前，他从未发表过自己的作品。这部非传统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劳改犯的故事，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似乎索尔仁尼琴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可以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的人物。

在接下来的50年里，随着索尔仁尼琴被极权主义囚禁的经历被写进《圈一》和《癌症病房》等引起广泛共鸣的小说，以及《古拉格群岛》等历史著作，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

“古拉格”是前苏联劳改营制度的集中体现。据索尔仁尼琴估计，20世纪曾有约6000万人被关押在一系列监狱中。这本书导致他被驱逐出他的祖国。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说，这本书是“对现代历史上消失的政治制度的最大和最有力的指控”。

索尔仁尼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重视道德，经常看起来像先知，长相和这类人很像。一张严厉而坚定的脸，一个高傲的额头，一把仿佛来自旧约时代(旧约规定男性犹太人不能剃头)的胡须，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但也像同时代的耶利米(《旧约》中“哭泣的先知”，预言了犹太人的悲剧)，公开抨击克里姆林宫的邪恶和西方世界的道德价值观。回到俄罗斯，他发现国内道德败坏，于是也开始谴责。但是，晚年他接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重现俄罗斯荣耀的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已在世界各地售出3000万册，并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将他的成功归因于赫鲁晓夫允许在一本流行杂志上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节日。赫鲁晓夫认为，这部小说的出版可以促进他自1956年反对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演讲”以来所倡导的自由战线。

然而，小说出版后不久，赫鲁晓夫被试图让索尔仁尼琴保持沉默的强硬派所取代。这些强硬派阻止他出版新作品，宣布他是叛徒，并没收了他的手稿。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妻子娜塔莎199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文学大师和受害者

他们的铁腕禁令未能阻止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当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苏联以外出版。他不仅可以与俄罗斯文学界的那些大师相提并论，还可以与安娜·阿赫马托娃、奥斯·曼德斯坦、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等斯大林时期的文学受害者并列。

但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作家联盟，从而强化了监禁。他进行抵抗，并成功地将带有被禁手稿的缩微胶卷偷运出国。他给各种政府机构写请愿书和公开信，赢得朋友和艺术家的支持，并与外国保持通信。在大家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的斗争演变成了冷战时期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数百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索尔仁尼琴的禁令；让·保罗·萨特和其他左倾人士对莫斯科有重大影响。其他支持者包括格雷厄姆·格林、穆里尔·斯帕克、W·H·奥登、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三岛由纪夫、卡洛斯·富恩特斯、阿瑟·米勒、约翰·厄普代克、杜鲁门·卡波特和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国际文化抵制苏联，大家都有反应。

1970年，尽管莫斯科提出抗议，索尔仁尼琴还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得他的地位更加稳固。诺贝尔评委给出的理由是他“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的道德力量”。

索尔仁尼琴不敢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怕他回国被苏联当局阻止。但他的获奖感言仍广为流传。他回忆道，“劳教所里令人疲惫的迁移，无数个寒冷的夜晚，站在囚徒的纵队里，一串串营地的灯在黑暗中闪烁，然后我们的心里有一股澎湃的力量，我们要向全世界呼喊——如果这个世界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写道，既然普通人有“不参与谎言”的义务，艺术家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文艺工作者有足够的力量去做更多的事，就是破除谎言！”

在这期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对真实性的重要尝试:古拉格群岛。他用30多万字讲述了古拉格劳改营的历史。长期以来，操作、基础乃至其存在都是禁忌。

巴黎和纽约的出版商已经秘密地收到了带有手稿的缩微胶卷。然而，索尔仁尼琴希望这本书先在苏联出版，所以他要求他们推迟出版。后来，1973年9月，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得知苏联间谍机构克格勃审问了他的打字员伊丽莎白·沃罗宁斯卡娅，并发现了一份隐藏的手稿。打字员不久后上吊自杀了。

他继续攻击。在他的授权下，这本书在圣诞节后很快在巴黎出版。苏联政府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反击，其中包括一篇在国有报纸《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汉奸之路》。他和他的家人被跟踪，他收到了死亡威胁。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他被告知，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将被驱逐出境。被捕时，他小心翼翼地戴上了一顶旧帽子和一件早期流放时保存下来的旧羊皮大衣。这两件是他乘坐苏联民航局飞往法兰克福时穿过的。

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欢迎索尔仁尼琴的到来。被驱逐六周后，他的妻子natalia Svilova带着三个儿子与他团聚。他的妻子在整理索尔仁尼琴的笔记和翻译手稿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瑞士短暂停留后，一家人搬到了美国，并在佛蒙特州的小镇卡文迪什定居。

他在那里住了大约18年。为了不让他被游客打扰，他的邻居特意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拒绝表明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他继续写着，思考着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事情，却很少关注新的环境，因为他确信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出生于俄罗斯革命时期

亚历山大·巴甫洛夫·伊沙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温泉小镇基斯洛沃茨克，这是苏联革命爆发的一年后。他的父亲伊萨基(Isaaki)是一名前往德国前线的俄罗斯炮兵军官，在陆军牧师的安排下与泰莎·谢巴克(Tessa Shebak)结婚。复员后不久，在他儿子出生前六个月，他在一次狩猎事故中丧生。这位年轻的寡妇把她的儿子带到了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把他培养成一名打字员和速记员。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说法，他和母亲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即便如此，他的母亲还是受到怀疑，因为她的“阶级背景”——一个乌克兰地主的女儿——以及她会说英语和法语。索尔仁尼琴还记得，她埋葬父亲的三枚战功勋章，是因为它们不能表现出任何“反动思想”。

他有宗教信仰。他很小的时候，有几个比他大的男孩子曾经从他脖子上扯下一个十字架。但12岁时，虽然共产主义否定宗教，但他加入了少先队，后来成为了共青团员。

他是一个好学生，在数学方面有很大的天赋，但他从年轻时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941年，就在德国入侵苏联、将二战战争蔓延到苏联领土的前几天，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毕业，获得物理和数学学位。毕业前一年，他嫁给了化学家娜塔莉亚·斯维特洛娃。战争爆发后，他参军了，并被分配了一项保护马匹和马车的任务，直到它们被运送到炮兵学院。在战争中，他担任了三年侦察炮兵连的指挥官。

1945年2月，随着欧洲战场接近尾声，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苏联特务署死去的特务逮捕。有罪的证据是，斯大林在给校友的信中被称为“大胡子”，当局认为这是不尊重的。虽然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他仍然被判处八年劳改。这是他进入这个庞大的刑罚体系的开始——后来他把它命名为“古拉格群岛”，这是俄语中“劳教所集中管理办公室”的缩写。

索尔仁尼琴的惩罚之路始于莫斯科的两所监狱。然后被转移到附近的劳改营，在那里搬木头；然后去了另一个叫新耶路撒冷的劳改营挖粘土。从那里他被带到一个叫做“卡鲁加门”的劳改营。他一直在搪塞典狱长下令报告其他犯人的情况，道德感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他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信息，但当他在这里提到他的九个月之后，他仍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

1947年7月9日，索尔仁尼琴在其他劳改场所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被转移到莫斯科郊外的第十六特别监狱。那个地方叫做沙拉什卡，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强迫劳动者的监狱，他们的工作涉及尖端科学研究。索尔仁尼琴被分配到这里是因为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这救了他的命。“如果我没有被分配到沙拉什卡当三年数学家，我不可能在这些劳改营里生活八年。”他在16号特别监狱的经历是他的小说《第一圈》的基础。这部小说直到1968年才在苏联以外出版。当他被关在这个研究人员的监狱里时，他和科尔贝列夫以及另一个狱友德米特里·帕宁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基于这两个人创作了《第一圈》中的主角。

索尔仁尼琴、科尔贝列夫和帕宁在监狱里相对自由。他们每天晚上见面，理性的讨论和争论。白天，索尔仁尼琴被指派跟进一个电子语音识别项目，以编码信息。在业余时间，他开始写诗、散文和书籍大纲。

他总是直言不讳，这很快给他带来麻烦。嘲讽了一个负责监狱的陆军上校的科学工作后，被送到哈萨克斯坦一个荒凉的劳改营。这个名为Eki Bastou的劳动营后来成为伊万·杰尼索维奇日的灵感来源。

在Eki Bastou中，禁止一切书写行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帮他写下文章的长篇内容。在监狱里看到立陶宛天主教徒用嚼过的面包做念珠后，他让他们帮他做一串念珠，但这串需要更多的珠子。在他手里，每一串念珠代表一段经文，他会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这段经文，直到可以毫无障碍地背诵出来。之后，他会继续“携带”下一颗珠子。后来在监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把这些内容都写了下来。他就这样背了12000行。

1976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终身流放”

1953年2月9日，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的监禁正式结束。3月6日，他被派往远东，来到科克泰克。这是一个荒凉的村庄，他被要求在那里度过他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在村广场的扩音器里听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

在当地一所学校教书时，他偷偷创作了诗歌、戏剧和散文，但他没有想到这些作品有一天会出版。他开始和他的前妻通信，他的前妻在他被监禁期间与他离婚。胃痛困扰着他。当他可以去当地诊所时，医生发现他体内有一个巨大的癌性肿瘤。

当时，他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过着受限制的贱民生活。这些天后促使他写了小说《癌症病房》。1969年，这部小说在国外出版。他最后去了塔什干的一家癌症诊所。后来，他在短篇小说《右手》中描述了他在那里时的绝望。

索尔仁尼琴在接受治疗和尝试补救措施后康复了。1956年4月，他收到一封信，通知他在中国的流亡已经结束，他可以自由离开。12月，他和前妻一起度假。1957年2月，他们再婚。然后，他去梁赞和她住在一起。Natalia Svetlova是那里一所农业学院化学系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一家恢复他名誉的法院宣布他的案件无效。他们发现他还是一个“爱国的苏联人”。于是他又重新开始教学和写作，作品里有新有旧的内容。他还修改了之前通过念珠记下的一些单词。

从《伊凡·杰尼索夫奇的日子》出版到赫鲁晓夫倒台，历时22个月。1963年，22月初，《新世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三部短篇小说，延续了索尔仁尼琴作品一开始的成功。这些作品成为1989年苏联解体前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合法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接替赫鲁晓夫成为党的领导人时，索尔仁尼琴显然保持沉默。1967年5月，在一封致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他敦促代表们“要求确保废除所有审查制度，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他告诉他们，《第一圈》和《癌症病房》的手稿被没收了。三年来，他和他的作品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的诽谤，他被禁止提供公开的阅读材料。“因此，”他写道，“我的作品最终被压制、限制和诽谤。”

他补充道:“没有人能禁止真理之路。为了发展真理之路，我准备接受(一切)，哪怕我死了。”

这封信在作协内部引起了一场战争。在更广泛的知识界和政界，支持索尔仁尼琴的人和支持政党强硬领导的人争论不休。两年后，1969年11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梁赞分会以五比一的票数决定驱逐索尔仁尼琴。这一决定进一步点燃了国内民众的怒火，强化了西方的反苏情绪。1968年，美国因为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自由改革，掀起反苏浪潮。

11个月后，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矛盾进一步升级。苏联报纸谴责是“反苏联的反动圈子”策划了索尔仁尼琴的获奖。一家报纸贬低索尔仁尼琴，说他是“普通作家”；另一家报纸声称，用“俄罗斯和苏联的古典创作者”来提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是对这些创作者的“亵渎”。

然而，并非没有俄罗斯对索尔仁尼琴的支持。著名的大提琴家和指挥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托罗波维奇给《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主要报纸写信，称赞这位作家。这封信在国外发表后，罗斯托波维奇引起了官方的不快。此外，他还冒险邀请索尔仁尼琴去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别墅住了几年。

波特马劳改营的犯人也冒了更大的风险，私下向索尔仁尼琴表示祝贺，表示赞赏他“大胆创新的作品”，称这些作品“歌颂了人的尊严，揭露了对人的灵魂的践踏和对人的价值的破坏”。

索尔仁尼琴1974年在德国。

他和他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当局禁止他发表作品，他坚持自由写作和说话，因此受到邮件和电话的威胁。睡觉时，他会在床边放一个干草叉。最后，试图孤立他并恐吓他的政府官员逮捕了他，把他带到机场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认为自己只会暂时留在美国。“奇怪的是，我不只是希望我能回到中国。我内心相信我应该回去，”他告诉BBC。“我带着这种自信生活。我是说，我会回去的，不仅仅是我的书。虽然这与理性相悖。”

怀着这个目标，他在佛蒙特州的农村过着隐士生活。他不停地用俄语写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对身边的一切都不怎么关注。“他写文章，吃饭睡觉——这是他的全部生活，”伦尼克在1994年拜访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什的家后写道。“他接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活动很少超过50英亩。”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同，他从未成为美国公民。

索尔仁尼琴每天早上都去写字间，那是他们家在房子旁边盖的小房子。在那里，他致力于创作历史小说的伟大工程。这部小说《红轮》，主要讲述了孕育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奠定了现代俄罗斯基础的混乱革命。小说定稿时共四卷，总页数超过5000页，堪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索尔仁尼琴认为他的作品挑战了苏联成立前夕的教条主义，和他早期关于古拉格的作品一样离经叛道，打破了偶像崇拜。

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说过，《红轮》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俄罗斯对红轮的态度激怒了他。他说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国的异化生活

索尔仁尼琴在佛蒙特州生活了18年，但除了他在卡文迪什的邻居，他从来不喜欢美国人。1994年回到俄罗斯前夕，他承认自己一直对美国冷淡。他告诉remnick，“我想我可以在不与周围环境隔绝的情况下致力于《红轮》的写作——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让西方世界更喜欢我。”。“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我这样做，我将不得不改变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然而，当他在1978年走出卡文迪什给哈佛毕业生做演讲时，他对美国政治、新闻自由和社会习俗的批评是平淡、傲慢和势利的，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保守派，是思想陈旧的斯拉夫派，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是反对民主的威权主义者。作家奥尔·加卡莱尔帮助推动了莫斯科郊外原始古拉格群岛的创建，但他再也没有和索尔仁尼琴说过话。他在《新闻周刊》上写道，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是针对俄罗斯人的，而不是美国人。

加布里埃尔说:“他的信仰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精神从未受到民主传统文明的影响。”总的来说，捷克斯拉夫·米洛什仍然像他一样欣赏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写道:“我们可以推断，他和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威权倾向。”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第一次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马加丹港登陆，这里曾经是古拉格的核心区域。当他到达那里时，他弯下腰，伸出手去触摸承载着受害者记忆的土壤。

他飞往海参崴。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乘坐私人电车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俄罗斯之旅，以了解这个后共产主义国家。BBC从侧面记录了全程，并支付了行程费用。

这趟旅行有17站。在第一站，他的判断很明确。他说自己的家乡“饱受折磨，变化很大，面目全非”。一路上遇到热心人，签过书，见过高官，见过普通人。一路上，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住在莫斯科边缘的新家后，他开始表达自己的悲观情绪，感叹犯罪、腐败、服务差、民主摇摇欲坠，以及各种让他觉得俄罗斯精神颓废的事情。

他在佛蒙特州的时候，从来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经济改革政策。在他看来，这些政策是戈尔巴乔夫保护一个他从来都不看好的体系的最后手段。

有一段时间，他对俄罗斯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N .叶利钦)印象很好，但后来他对叶利钦的态度变成了敌视。他说叶利钦没能保护好俄罗斯民族。在突然与苏联断绝关系的新独立国家里，俄罗斯民族成了脆弱的外来少数民族。后来，他还批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出现是反对民主的。

俄罗斯人一开始对索尔仁尼琴寄予厚望。在他回归前夕，圣彼得堡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他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很快解释说，他无意在政治上影响俄罗斯社会。人们对他的反应很快变得不温不火。

很少有俄罗斯人读过《红轮》。据说年轻人觉得这本书太长了。

当时，莫斯科《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or)发现:“领导这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的演讲空乏味。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没有明确的使命。”

曾希望他的民族主义者被他的拒绝赶走了。希望他回国的民族主义改革者因为他的傲慢和批评而不高兴。老共产党员一如既往地说他的坏话。

1994年10月，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国会发表演讲。他的抱怨和指责丝毫没有减少。“这不是民主，这是寡头政治，”他说。"一小部分人占据主导地位."他谈了一个小时。他讲完后，只有零星的掌声响起。

索尔仁尼琴开始每周两次出现在电视上——他成了一个15分钟的节目《与索尔仁尼琴面对面》的主持人。很多时候他在做节目的时候，会开始自己说一些指责和批评的话，不那么口无遮拦的嘉宾只能旁观。亚历山德拉·斯坦利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个节目的文章。他说索尔仁尼琴给人一种“查理·罗斯和摩西”的感觉。由于收视率不好，这个节目播了一年就停播了。

索尔仁尼琴在2007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俄罗斯人原本认为西方是“民主骑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塞尔维亚的轰炸粉碎了俄罗斯人的这种观点。他说，这一事件“严重幻灭了人们的幻想，粉碎了俄罗斯人的完美想象”。他没有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2005年，他告诉《泰晤士报》:“用刺刀建立的民主毫无价值。”

2007年，他接受了时任总统普京颁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在此之前，他坚持原则上拒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的类似奖项。他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普京“继承了一个被掠夺、掠夺、不知所措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既贫穷又气馁。他开始尽其所能——逐渐地、慢慢地推动一场革命。”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向索尔仁尼琴的墓地献花。(原发表于2017年3月11日《好奇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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