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原名何庆,贾敏。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现代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1917-1923年任北大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倡导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毛泽东称赞他为“学术领袖和世界典范”。
蔡元培年轻时经书辈出,后来成为中学秀才,成为清代翰林院的校订;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事业。他从绍兴中西学校起步,踏上了教书的道路。他在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改革了封建教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终结。他执掌北大,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精神。他抱着“教育救国”、“学习救国”的宗旨,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在社会转型时期取得了突出成就。
很多人都不明白,清末书生出身的蔡元培,其实是一个狂热的外语爱好者。他学过日语、英语、拉丁语和德语,是世界语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能熟练地用日语和德语翻译外国文件。曾策划绍兴中西学校外语教学,在南洋公学专修班教授日汉翻译课程。他强调,没有包容一切的文化,一个国家很难在文化发展上取得突破。中国的外语教育应该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外语学习贯穿这位学术带头人的一生。
为了了解西学的新知识,探索中日语言互译的规律
蔡元培和日本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97年。当年10月17日,蔡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蜀恒来拟开东文学馆,西书贵。它的重要人物在日本都有翻译,你过了东文就能看西文书,西文过不了三五年,东文能过半年,特别简单。”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学习东方语言的直接目的是阅读日语书籍,而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日语走廊阅读西方书籍,学习西方学习的新知识。这种观念与其说是蔡元培的个人观念,不如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
根据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蔡元培在第一次遇见日本人的四天之后,也就是“翻译了一篇日本小文序”;一个星期后,我开始“翻译《世界宪法序言》”和“翻译《日本人在平壤打败了史明》这篇论文”。当我翻译《俄土战争史》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听懂这些话。蔡元培能自学好几天,除了他自身的天赋,也和当时日本书籍的风格息息相关。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和官僚就采用了“中国风”,这与通俗作家小说的“和式”不同。这种风格的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语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虽然汉字在汉语文体写作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古代汉语有一定了解的人,即使是不知道“空词”的人,也十有八九能猜出来。但是由于粒子本身的复杂性,不容易准确理解原意。为了准确理解日语,蔡元培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空词”。蔡元培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了学习日语助词的意识。
当然,以阅读日语为目的的学习决定了蔡元培的日语学习只能停留在阅读和写作阶段,达不到与日本人正常交流的水平。然而,由于急于通过日本走廊学习西学新知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强调日语的工具性和中介性,而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独立价值缺乏理解。蔡元培从方法论和功能主义的角度,率先探索了中日语言翻译的规律。
想学习西方古代文化,坚持学习“古风”拉丁语
1902年,在南洋理工学院任教的蔡元培想向教育家马学习拉丁文。马告诉他:拉丁语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古董,所有的学校都很少关注它,中国学者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它。但蔡元培坚持学习,说拉丁语是欧洲语言的基础,大多起源于拉丁语和所有古代西方文化。如果你听不懂拉丁语,你就听不懂。
蔡元培的话是有道理的,但马还是认为很难。第一,因为中年,责任重的人学习外语。如果你想指望它有用,那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其次,蔡元培当时在南洋学院工作,一大早只有空空闲时间读拉丁文。当时,马就住在徐家汇慈母堂的前排楼上。蔡元培每天早上5点敲门。有时马项伯在醒来之前被从梦中惊醒。但是事情不能如预期的那样发展。马项伯每天早上都要祈祷,这是教会的日常功课。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向蔡元培提出,蔡元培选择一些优秀的青年学生来这里学习会更好,更有益,更实用。蔡元培印象深刻,于是派了24名学生去学习。马起初并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和蔡元培一样,他们下定决心要在马教他们。马项伯忍不住教他们。
当时徐家汇教会的法国人在背后嘲笑他们,心想中国人怎么可能学好拉丁语?但是马·项伯却大胆地教他们阅读最著名的拉丁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讲。四个月后,通过考试后,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写作和说话了。曾经嘲笑他们的外国人不禁对这些年轻学生的努力赞叹不已。
翻译了大量德语作品,第一次把“美育”一词从德语翻译过来
20世纪初,出国留学或留学成为惯例。大部分是公职人员,大部分去了日本,去欧洲的很少。蔡元培对日本留学不感兴趣,想去德国。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哲学和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救国必学,天下学术道德最尊。我就以德读书。”。
1907年6月,蔡元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在早期,众多的国际学生中不乏自费学生。蔡元培是第一个不依靠国内家庭支持,兼职工作的留学生。他当时快40岁了,远比其他留学生大。
蔡元培1903年在青岛学德语,但离语法还很远。语法复杂,发音别扭,对于将近四十岁的他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说:“我在柏林待了一年,每天有些时候学德语,有些时候教国学,有些时候编商务用书,有些时候和同学社交。”
与其他人的学习不同,蔡元培把他在德国的学习称之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并不想获得一定的学历或学位,他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知识,开阔眼界。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蔡元培就生活在其中,向很多家庭学习。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哲学系,但选修课很多,表现出跨学科性质。1908年10月至1911年6个学期,他选择了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课程,如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理论等。“任何与时间不冲突的人都会听”。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自由吸收各种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两大文明的了解,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为领导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攀格”的方式兼职,编著《中学修身教科书》,编著《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伦理学原理》,奠定了他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地位。如《伦理学原理》1907年出版,1921年再版6次,后并入《世界名著汉译本》;《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中学修身教材》自1921年以来已重印16次,是民国初年国内中学的普及教材。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我对美学产生了兴趣。他在《自撰年谱》中回忆说:“我经常在讲堂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座,经常被环境中的音乐、艺术熏染,不知不觉就渐渐专注于美学。”蔡元培自觉“40岁开始专攻美学”,这是他在德国的游学。1912年,他首次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之名,由民国元年的阿斯提什·埃尔齐洪翻译而来,史无前例。”“德国的审美教育家和人民印象深刻,愿意竭尽全力去倡导。”蔡元培后来提倡“为学习而美育”、“德、智、体、美”和“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是在德国游学期间萌发形成的。
蔡元培上课后,非常重视对德国教育制度的研究,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著作。他读过德国大学和大学研究,著名哲学家和柏林大学博士。书的引言部分比较了德国大学和英法大学的特点,介绍了“教学科研一体”,以纯学术为主,教授治校的原则。蔡元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于是将导言翻译成中文,以“德国大学的特点”为题发表在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上。陈红杰教授认为,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和反思,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教育储蓄理论家转变为一个学术或大学储蓄理论家,这为他今后关注高等教育、改造北京大学提供了动力。
如果你能回到二十岁,你必须学习更多的外语
蔡元培于1917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开设世界语课程。孙,一个南方世界语者,被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做世界语讲师。当时在北大修世界语课的有200多人。为了解决世界语教材的不足,蔡元培请孙将历年使用的讲义编成《世界语高级教材》和《世界语高级词典》,并亲自为其作序。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逐渐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发起成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使北大世界语学生增加到600多人。
1935年4月,蔡元培在《如果我的年龄回到二十岁》一文中说他“五十多岁了,开始学民族学,学了一点法语。但是总觉得自己的外语太少太浅,看不了各国的文学原著。...如果我能回到二十岁,我必须学习更多的外语,从英语和意大利语到希腊语和梵语。”
蔡元培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学习外语?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邹振寰认为,在蔡元培看来,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学习跨文化交际,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和叙事的符号,而且塑造了它所使用的世界。“外语学习几乎伴随着他勤奋的一生。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全球的学者之一,深刻认识到学习外语对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性。”
(据王圣元、唐蔡元培《东方文化与中国日本教育观》,单滨新《蔡元培与德国》,马复旦大学创始人教蔡元培及24名学生学拉丁文,文汇报《如果能回到20岁,就必须多学外语》等综合编辑。)
内容来源:《21世纪英语教育》2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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