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启蒙运动最早的源头可以一直溯源到17 世纪的英国, 但是其发展并最终走向高潮,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却是在法国。“启蒙”在法文中即为光明、智慧之意。启蒙思想家认为:过去的时代在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下是迷信和无知的黑暗时代,而启蒙运动就是要从黑暗进入到智慧和光明的时代,而要驱散现实的黑暗就必须使用理性的阳光。因此,所谓的启蒙完全是针对“中世纪只知道的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而提出的,而“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由此,启蒙思想家用人的思考和判断去剥封建制度身上的“神圣”外衣,去批判教权主义、专制主义,以此达到资产阶级所号召的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实现所追求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即曾被恩格斯所称赞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创造了法国历史上一个灿烂夺目的时代,因而人们一般把18世纪称作法国的“启蒙世纪”或“哲学家的世纪”。
一、法国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
17世纪下半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18世纪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封建势力最顽固、最反动的堡垒,专制统治、等级制度、天主教势力盛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自文艺复兴以来,神学权威在西欧各国虽遭多次打击,但在法国却仍然相当严重。18世纪的法国,“教士是无恶不作的伪善者,教皇是古老的偶像,人们按习惯向他“焚香”,可他只是一名大魔术师。法国国王是仅次于教皇的大魔术师,用严刑峻法压制臣民,又利用一些有钱人的虚荣心卖官胃爵,肆意挥霍和挑动战争。”[1]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是西欧封建专制的典型。君王乃绝对权威,神学乃绝对真理,任何对现实稍具改变的念头都不允许存在。波旁王朝的专治统治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牢笼,因而也成为正在成长着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众矢之的。
在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兴起时期的法国统治者路易十四在法国统治了七十三年(1643一1715),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久的一个封建君主,也是法国有名的暴君。漫长的路易十四的统治,是法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过程。路易十四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王权,强化国家机器,使中央王权空前强大。他流放部份法官,宣称“联即国家”,从而使高等法院丧失了对国王的救令表示异议的权利。并下令取消1631年以来大资产者以重金买得的贵族爵号,对贵族头衔和特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个措施实质意味着贵族特权等级地位的提高,大资产阶级加入贵族等级的道路因此而受到阻塞。他厉行中央集权制,亲自主持国务会议,签署一切国事公文。向各省派出具有财务、司法、警察、行政和军事权力的财政官,任命各省市主要官吏。对地方兵力集中管理,直接由各省省长和国王派遣的监督官统辖。他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极端仇视。他在干涉英国革命、扶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同时,为不让英国革命的火种传到法国,便在国内竭力维护封建的意识形态,疯狂镇压异教徒。1685年,他宣布取消“南特救令”,迫使几十万胡格诺教徒流亡国外。对此恩格斯曾指出:“这有什么用处呢了,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2]
在法国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封建经济却逐渐走向崩溃。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时期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和凡尔赛宫廷的挥霍无度,使国家财力消耗殆尽,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到18世纪初,法国封建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的财政困境最终成为了平民肩上的负担。在农村,农民除向领主交纳苛重的实物地租外,还须向教会和国家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如人头税、什一税、二十分之一税、盐税等。同时还负担各种封建义务,如为地主服劳役,向领主交纳租地继承捐、婚丧及受洗的贡物、桥梁通行捐及烘炉、榨酒坊、磨坊使用费等。在城市,手工业生产仍占主导地位,各个封建行会对产品数量、质量及帮工、学徒人数等都作出严格规定,无理限制工业的发展。学徒、帮工受行东的剥削,行东受政府捐税的压榨,所有城市平民都受到物价高涨的威胁。涌入城市的农村无产者使城市失业人数激增。此时的法国,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然而路易十四的继任者路易十五更加昏庸专横,完全沉溺于凡尔赛宫中荒淫奢靡的生活。对内不断加征新税,加紧封建压榨,对外继续进行战争,其所作所为更加速了法国封建经济的崩溃。
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贵族和教士作为特权等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仅不负担纳税义务,而且占据了全部宗教、军政、司法要职,对农民、城市平民及资产阶级等第三等级实行专政,压制言论,与第三等级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国王作为特权等级的总代表,对国家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在专制暴政下,国王昏庸专横,甚至卖官弩职,官僚机构臃肿失灵,行政混乱,政治黑暗,贵族官员腐化无能。封建政治已经腐败不堪。而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尤其是教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则使已经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教会制造了所谓“君权神授”说,把封建制度奉为神意的体现,树立封建王权的绝对权威。它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为维护封建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利用一切宗教手段,愚弄、欺骗人民群众,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3]在政府的支持下,教会手握大权,疯狂地扼杀、扑灭一切科学和民主自由的思想,这必然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尖锐斗争。
与封建制度严重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愈益壮大,形成了一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教养的新兴阶级的代表,为启蒙运动的掀起提供了阶级基础。他们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实力,在政治上却处于无权地位,被列入第三等级,处处受限制。资产阶级从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遭受的不平等、不公平待遇,感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政治、社会地位越来越不相称,他们再也不堪忍受这种经济上受束缚、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要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他们赞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旧体制发起猛烈攻击,从而完善了启蒙思想,形成了启蒙运动的高潮,使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而在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后,法国自然科学也取得很大进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实践经验。17、18世纪的科学家们揭示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如笛卡尔认为认识世界和取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是数学推理,培根则提出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这二人的观点打破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枷锁,提倡科学实验,提倡研究自然界客观事物之风随之盛行起来;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则是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最伟大的发现,它一下子揭开了宇宙的面纱,把它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到18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研究在物理学、植物学、地理学等领域内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相信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法国启蒙思想正是在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土壤中萌发、生长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揭示‘自然之光’,也能点燃‘理性之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4]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
经过16、17 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人们在思想上经过深刻的洗礼,开始动摇对上帝的信仰,神学不再是主宰人们生活的唯一信条。文学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新的视野!在思想领域里,新的意识形态对旧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政治上,腐朽的专制政权已经没落不堪,却仍然垂死挣扎!因此,18世纪的法国,急切需要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来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喧声造势,所以,启蒙运动呼之欲出。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启蒙运动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
法国启蒙运动虽然持续时间很长,有几代启蒙学者参加,各个启蒙思想家又有不同的阶级背景,代表第三等级中不同群众的利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各不相同的意见,甚至内部也不断发生争吵、分化和决裂事件,而且由于仅仅是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并没有统一的组织,百年之间始终保持着自发性质,但是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却可以发现这场思想革命具有极为鲜明的历史个性,也同样决定了它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
首先,启蒙思想家的锋芒所向十分明确。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各劳动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运动,启蒙运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来没有偏离自己的任务,始终如一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天主教反动势力。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只要涉及到封建专制统治与反动的教权势力,他们总是采取共同行动,而且每个启蒙学者都根据各自研究的领域,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始终把主攻目标对准专制王朝与天主教会。他们高唱“理性”的赞歌,向往“理性的王国”,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认为,在理性的旗帜下,“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5]
其次,启蒙思想家都有基本相同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就是怀疑论、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在参加反封建思想战线的各位启蒙学者中间,虽然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甚至还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宗教学者,哲学家人数并不多,但是批判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天主教神学和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哲学是启蒙运动的主要领域。那些虽没有哲学著作的启蒙学者,也奉行着大体一致的哲学信仰,而且在启蒙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成为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怀疑论成为启蒙运动准备阶段的思想先导,而自然神论则成为启蒙运动发展阶段的思想家的标记,无神论则把启蒙运动推向更高的成熟阶段。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才使启蒙运动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哲学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并使启蒙运动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最后,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还在于这场长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有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是直接面向群众,以广大民群众为宣传对象的。在宣传和教育上,即“启蒙”的形式上,他们不仅完成了许多专门的学术性、理论性著作,出版了普及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且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大量出版发行通俗易懂的文章和小册子,并且多方面利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接近大众的文艺形式,力求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教育。
启蒙运动戳穿了宗教神学的虚伪,揭开了专制暴政的奥秘,控诉了社会不平的罪恶,揭示了时代的要求,打开了封建统治者设下的重重禁区。公开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青年的信条。人们的头脑由神奇转向科学,由迷信转向理性,以追求幸福代替清修,以迷恋现实生活代替对来生的慷憬,以乐观代替悲观。它犹如漫长黑夜点起的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进的进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性时代——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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