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 经典：《马氏文通》导读

说到中国语言学，我们不禁要提到马史文通。

这本书引用西方语法来研究古代汉语，

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

今天，请跟随关伟了解这本书。

翻译:陈国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年

本书指南

马建忠先生

马建忠，字舒眉，1845年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一天主教世家。马建忠的四弟马(1840-1939)于1852年从丹徒私塾来到上海，在上海徐家汇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办的圣伊格内修斯学院学习。次年，马建忠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1862年，两兄弟作为第一批学生被耶稣会神学院的初级学院录取。在学校，马建忠学过汉语、拉丁语、法语、英语、希腊语。1870年，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二弟马建勋的推荐下，马建忠也成为他的副官；1876年，在李鸿章和福建船务大臣沈葆桢的推荐下，马建忠被清政府以郎中(相当于今天的主任)的军衔和中国公使郭嵩焘在英法的地位派往法国学习国际公法，同时担任郭嵩焘的翻译。三年后，他获得了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的前身)的法学学位。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成为李鸿章在外交和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印度、朝鲜多次代表清廷，后来担任上海机织布局办公厅；1895年，他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并签署了《马关条约》。出于对语言的兴趣和对语法教学重要性的认识，马建忠于1896年完成了《马史文通》手稿。该书的上部(前六卷)和下部(后四卷)分别于1898年和1899年出版。马建忠1900年病逝于上海。

文同是中国语言学的经典。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褒贬不一。王海宝(1998:335)认为:“近百年来对汉语语法的批评，几乎都是以对文同的评论为基础的。把这几百篇批评文章和作品汇集在一起，真的可以称之为‘文科’。”文同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汉学的关注。《文同》出版后迅速传播到日本，受到日本正统中国学者的高度赞扬，对日本学者撰写的汉语语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李武伟，2011)。法国著名汉学家阿兰·雷劳贝(Alain Reyraube)指出，文同“对20世纪几乎所有[汉语]语法著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Berobe 1998:346)。他采纳了陈国华(1997)的观点，认为马建中很可能读过阿诺德和朗索(Arnold & amp；lanslot 1660/1969)合著的《普遍与理性语法》，这是受他的语法思想影响的。作者了解到德国著名汉学家何莫邪正在将文同翻译成英文。这些都显示了文同在外国汉学家眼中的重要性。

在马建忠的时代，语法作为汉语的对应语法并不少见。1896年，梁启超在《泰晤士报》发表的《变法总论》中提到“西方识字后，有文法书……，但马的汉语文法书未补”(引自、王海宝，1986:3)。马建忠之所以不用现成的语法，一定是觉得这个词不足以表达他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就是在前言里，他称之为“加强古今简文，字里行间，化繁为简，都是浅显易懂的”。“汇通”的“通”对应于“普通”语法的一般规则；通用”；马建忠在《文同序》中也说:“人心不理智，但文字清楚。”他所谓的“理性”，即“这个心之所以能有意义，这个意义之所以能有理性”，显然对应的是赖松内的“理性”，而不是王守仁的“心理学”。马建忠所阐述的以“普遍+理性”为基础的语法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语法理论所缺失的。

蔡元培(1919)曾说:“中国人不怎么讲语法，古代汉语的语法是马史文同。”(引自《汉语大词典》语法第三条下)。吕叔湘(1980:5)也说:“它是中国第一本语法书”。事实上，文同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语法模式编写的汉语语法，但它不是“中国语法史上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洪诚1982:295)。早在元代，收集汉语虚词的语法专著《玉竹》(陆一微1324)问世，成为汉语文字学确立的标志。在文同之前的215年，同样收集文言虚词的《教学语法辨子绝》(王明昌1683)出版，汉语虚词首次被分为七类(详见陈国华2015)。汉语语法模式由此建立，成为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点的标志。后来出版的语法专著有元·的《虚词说》(1710)、刘启的《边料》(1711)、王·的《词》(1798)。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词性体系和例证，《朱钰》最早收录在梁静等四人合著的《讨个男孩》(1683)中，后来被魏伟新发现。经过他的编辑，附录在他和陈雷的《朱昱词补一》之后未能引起后人的注意。元、刘启、王的虚词著作，虽然区分了不同数量的词或词/词性，并有实例佐证，但没有按区分的类别排列所收的词，因而散漫、杂乱无章，难以成为语法模型。从《玉竹》到《景词》，这是之前中国古代乡土文学法确立后的发展过程。这些母语语法研究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只关注虚词而不关注实词；第二，注意语序；第三，都是以章节或课文为最大的语法单位。

马建忠称文同为“古今创造的专书”(马建忠1983:16)，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他在文同做了三件当地学者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一是区分了古代汉语中的五类实词(名、代、动、静、形)和四类虚词(引子、连接、助词)二是将作为句子成分的“词”范畴引入汉语研究， 并且可以分为声母(即主语)、韵母(即谓语)、韵母(即宾语)、韵母(即补语)、韵母(即介词的补语或宾语)、副词(即状语)和附加词(即同位语)。 第三，用这些语法范畴来分析描述古汉语课文的读句。

曾有国内学者(如1984年董洁峰)批评:“马建忠认为各国的语法都是‘同一的普遍目的’和‘没有差别’，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理解必然导致实践中的错误。文同对词语和句法的强调与汉语的实际情况相反。”马建忠的批评者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马建忠的“大宗旨”、“纲”、“百分之十定律”、“百分之十定律”是什么。简单来说，所谓不变的“大目的”和“大纲”，是马建忠在做上述两件事时所遵循的两个语言分析原则:一、在任何时期、任何语言中，其句子都可以分析成有限的几个要素，包括说话对象(主语)、关于说话对象的言语(述谓)、说话对象的身份或属性(补语)、说话动作的受影响人(补语)二、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成分都可以根据其独立的句子成分来确定其语法类别，并且类别是相似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能用这两个原则来分析的语言。

马建忠的《文同》不是母语汉语语法的起点，而是汉语语法发展过程中第二个拐点的路标。它以欧洲传统语法的模式对古代汉语进行了非严格意义上的描述，并为其建立了一种新的语法模式，将本土汉语的研究引向了与西方语言研究相衔接的道路。如果说马建忠有什么大的不足或局限，那就是:第一，他不知道在他之前，《助词补义·序》中有王明昌的《辨词》和魏伟新的语言哲学和语法(见陈国华2015:92-93)。在此之前，吕一伟的朋友胡·说:“第二，他借鉴了欧洲传统的语法体系，但这一体系属于“词与范式”模式。由于古代汉语没有太多的形态变化，对于范式的描述在汉语语法中基本没有用，所以他对实词的分类只能采用语义标准，不能满足后来的学者。就宏观结构和语法模式而言，文同略逊于德国汉学家贾柏莲子(1881/2015)的《中国经纬》。

《马史文通》有两个流行版本，一个是马建忠主编的《马史文通》(1898/1983)，另一个是吕叔湘、王海宝主编的《马史文通读本》(1986)。这两个版本都没有对文同的序言、后序或例子进行任何注释。洪成主编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学作品选》(1982年)收录了《马史文通序》，并提供了一些注释和说明。

经典作品选登

01

选定文本

苟青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和动物，是因为它们可以被困住。”丈夫说:“只是那些被“束缚”的人看起来是这样的！它也被称为“耳朵”。而持今人之意者有词，持古今人之意者只有词。说的是“有声有形的字相得益彰”。汉字的尺度、平直、邪义、上下、内外、左右，以及字音的起伏、开合、出入、竞和、浊，都是看不见的。卫特，以此穹，方趾，散于五大洲，其人物有祖范、祖甲路、祖仓颉，但左有右，互不相同，无法锁定。即因祖师爷，天地皆禅，则字形由圆到方，由繁到简，字音由舌到齿，[由齿]到唇，渐次变相，停滞之势亦穷竭。但是，达不到的字被极度翻译，字和义都一样；形声各异者，可通训诂，通孔昭义。丐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已经成型发声的文字都是人造的；古今宇宙塞，其种有黄、白、紫、黑。君也是人，天道赋有此心。这个意义之所以能达到；在其他国家经常讨论语言的起源，如果希腊和若拉丁都有自己的文字，但又有可比性，那么那些健全心灵、塑造意义的人，都有一定的硬性规律，而且因为他们用我们经典的规律来记录史书，所以他们的轮廓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因为什么是相同，什么是不同，什么是相同，什么是相同，什么是丈夫，所以做这个系列的原因也是。

02

翻译

荀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可以群居交流。”所谓的“合群交流”是否仅限于形式？还包括思想。用来沟通人的思想，有文字；只有文字是用来沟通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思想的。许慎说:形声的搭配叫一个字。纵与横，直与直，右与恶，上与下，内与外，左与右，不灵活，开与关，进与出，争与清，各种变化莫测。生活在五大洲的圆头方脚的人类无法交流，因为他们的文字是由梵天、路斯和仓颉创造的，有些是从右向左写的，有些是从左向右写的，有些是从上到下写的。即使继承了祖先的文字，一代代传承下来，字体也会由圆变方，字体由繁变简，发音由舌变齿，齿变唇，交流功能几乎丧失。但是，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通过翻译，意思是一样的；当遇到不同形状和声音的单词时，通过语义考证就会明白意思。可以看出，我们看到的唯一区别就是，这些被塑造和固定的文字，都是人为的。但是，从古至今，全世界的人，无论肤色是黄、白、紫、黑，都是人。上帝给了他理性，让他有思想并表达出来。所以我经常讨论跨皮肤写的语言的起源，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并进行分析比较。我发现词语的分类，句子的管辖，用声音表达思想，用词语表达意义，都有一些不变的规律。而且我们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经典、书籍、历史、书籍，基本原理也没什么不同。所以用同样的这些原理来找出不同语言的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