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藏獒

给所有人祈求平安，

你才会平安

一

王逸人：杨志军先生，您好，2005年—2008年的《藏獒》系列三部曲让很多读者认识了您。在您的文学经历里，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发表了十多部长篇小说，比如《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等，而且都是侧重荒原描写的，我想问您一下在那个写作方式五花八门的时期，您是如何确立了荒原写作的方向并一直坚持下来的？

杨志军：我一直都在描写荒原，表达荒原。这不需要刻意，荒原是我经历最多，记忆最深，感情最浓的地方。当我试图把我的生活和情感变成文字时，我没有别的选择，它是我的唯一。不是我选择了荒原，是荒原选择了我。我跟荒原的联姻是一种宿命，命中注定我要因它而歌哭笑骂。谈不上坚持，也没有把荒原确定为写作的方向，自然而然就这么过来了。有时候我很被动，它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它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如有神助。没有青藏高原，就没有我的文学。我的荒原有两种情态，一种是物质的，就是青藏高原；一种精神的，就是我的内心世界。我用文学抽取了青藏高原最大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藏地文化最常见的冲突即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前者让我成了一个文学上的原始主义者，后者让我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想做一个精神驱动下的纯粹的作家，不想为功名利禄献出我的文字。我想因文学而使自己灵魂高贵，而不是越搞文学越卑贱。

王逸人：文学作品里说起荒原说起狗，在我有限的个人阅读经历里第一反应还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请问您的荒原写作是否受过他的影响，或者说这一方面哪位作家对您的影响很大？

杨志军：杰克·伦敦的作品很早就看过，但没有仔细思考过，因为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我眼界里的伟大作家。他写的是狼，是抗争后的自由以及野性最终对文明的驯服。我写的是狗，是人对自然野性的侵害和扭曲，以及人性和狗德的统一，当人总想把自己变成狼时，人性莫非只能让狗来替我们珍惜？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动物一直都是最活跃最灵性最感伤的群体。我写它们是因为我喜欢它们，我有许多机会接触它们。它们是荒原和藏地生命最有价值的展示之一，是人类世界的折射。要说对我影响大的作家，应该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文学气质上。所以我的荒原是悲沉的疼痛的，又是倔强的，精神不倒、信仰不老的。我的最新作品是今年出版的《藏獒不是狗》，里面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诘问，有雨果式的忏悔。

王逸人：说实在的看《野性的呼唤》里面写到的自由与抗争精神，应该是杰克·伦敦内心比较理想化的世界，但面对人类时他又很绝望，《马丁·伊登》曾经带给我非常大的精神震撼，这才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一个水手经历的载沉载浮，最终一切全都破灭，他也跳海自杀了，杰克·伦敦最后也是自杀的，勇敢和绝望都很极端地集中在他身上，那边越勇敢这边就越绝望。我想问一下您身上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

杨志军：杰克·伦敦写的是得到与无法得到之后的幻灭，是征服自然和个人意志产生矛盾之后的悲剧。而我面对的荒原，一开始就是人与自然的断裂，是人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的惩罚。我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在自然的怀抱里已经毫无温情可言，人类对自然的强暴使人类和自然都有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在我的作品里，人在荒原的所有行为都代表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这跟以个体为核心的拓荒、冒险、发财的美国梦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说杰克·伦敦写的是人与自然(荒原)最初的亲吻与推搡，而我写的是人与荒原的爱的终结。他写的是无法承受之后的自我毁灭，我写的是人在荒原最大限量的承受，这样的承受比死亡更痛苦，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勇敢我有，绝望我也有，沮丧、困顿、苦闷、痛苦，乱七八糟的情绪我都有，但我不会自杀。我的困顿、苦闷和痛苦，贯穿在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当我们的民族陷入精神残缺而迷茫不堪时，一个作家要是放弃了精神建树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是杯水车薪的，那就等于放弃了对价值的思考，放弃了对灵魂的关注。我不想放弃，所以我苦闷。我在创作中一直试图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我关注历史也关注现实，但我更关注行为和情状后面的精神残缺和信仰缺失。我们丢失了打开精神之门的钥匙，所以我们迷茫、麻木、是非颠倒、好坏不分。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一步？

二

王逸人：写藏獒肯定要对这种动物有深入的了解，青海是个有条件能接触到地道藏獒的地方，您与藏獒之间的真实故事请与读者分享一下。

杨志军：你带走了帐篷里的一个坐垫，它会追你几十公里，直到你把坐垫还给它，你相信吗？你在房东家住了一个月，它从来不献媚不邀宠甚至都不会多望你一眼，尽管你天天都在喂它。但要是你背着行李离开了那里，它会追着汽车为你送行，求你留下，你三番五次地下车，它三番五次地不舍，直到追撵不上，你相信吗？你从来没见过这只凶猛的藏獒，但是你跟它却一见如故，你可以打它，它决不咬你，你相信吗？这都是我跟藏獒的故事。这样的事太多太多，微不足道。

王逸人：《藏獒》里您把文章都做在了这种狗的身上，它是名符其实的绝对主角，外部环境、宗教、历史、风俗习惯、部落冲突等，一切都围绕着獒划圈子，人完全是一个衬托，把獒当人写，把獒比喻成人类的化身，有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这样的写作手段是如何确立的，是开始时就有个清晰的设计，还是感觉带入上手就这么写了？

杨志军：我是一个万物有灵论者，不仅在于青藏高原迄今存在的鲜活有力的原始宗教影响了我的思维，更在于我始终认为动物有着跟人类同样丰富的表达，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在你跟你熟悉的动物交流时，声音，动作，表情，甚至小便、排粪都可能变成语言，就看你理解不理解了。我写藏獒，没有范本，没有设计，怎么顺怎么写，在非理性的状态下，把写作交给感觉。我不是在寻找好的表达方式，而是在寻找好的感觉。我写所有的作品都这样。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特异的，文学自然也是特异的。我常说文学依靠天性。天性和感觉是文学的两只翅膀，就算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别人的小说，我也会写得跟现在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越丰富越膨胀越强大，他的写作就越会持续不断地喷发。文学反映的是作家的心灵，反映的是心灵所能关照到的生活。要用个性鲜明的风格，将内心世界写到极致，在创作中不断发现自己，强调自己，丰富自己，就可以完成你和文学的宿命结合，完成结合以后的生息繁衍。作家喜欢文学，也得让文学喜欢作家。这是两情相悦的事，不能互相背叛。

王逸人：让很多读者记忆深刻的是《藏獒》一书中獒与其他野兽间、獒与不同领地的同类间的打斗场面，有人说有武侠小说中江湖决斗的况味，不知您对这样的评价有何看法？

杨志军：这是一个好的评价。我无意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武侠小说，但我的确是一个崇尚侠肝义胆的人。侠义精神是根植于中国民间的一棵大树，它滋养出了中国人最有分量最为光彩的精神品格。在我的童年，我最喜欢读的就是《水浒》，英雄豪杰为朋友仗义疏财，两肋插刀的举动陶冶了我一生，让我常常陶醉在行侠仗义的快乐中，幻想有一天用它拯救人的灵魂和堕落的世界。我从青海到山东，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江湖义气，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在梁山好汉的故乡并没有找到义气。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来到山东，又读了一遍《水浒》，我不知道自己在天罡星地煞星的照耀下写作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找不到江湖，我爱宋江。”恍然意识到，“梁山好汉”不过是个虚构，山东其实没有“水浒”。

三

王逸人：您的作品里一直呈现出一种信仰的力量，要知道这个年代里有信仰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几年前我一个人在冬天去青海湖，在江西沟碰到一个叫大海的年轻人，围着青海湖磕等身长头，他就是为了玉树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祈祷，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转了青海湖，一共用了49天时间，这在您看来可能很平常，但他的作为让我非常佩服，也反观到自己的干瘪，因为我所自恃认为拥有的一些东西在他面前被清零了，我想信仰问题应该是很多人的隐痛，但现实的思考只要一出现，这种隐痛也就又被逼退了，请问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杨志军：你只有给所有人祈求平安你才会平安，给所有人祈求幸福你才会幸福。如果你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来世，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利他，就是为所有人祈祷幸福。1977年，我去玉树杂多草原，在牧民巴桑家住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呢？县上的车把我拉到那里后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忘了。这片草原离县上很远，没有车，也不可能骑马回去，我到了县上马怎么办？所以就安心住着。这一个多月对我的整个人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照藏族的传统，打酥油的活不能让外人来做，因为外人会沾走福气，带来邪气。但是那家的老妈妈却让我跟她一起打，说明她把我看成了自家人。当时用的不是常见的酥油桶，而是一个大皮袋，把牛奶倒进去，然后坐在地上摇，这是原始的办法，老妈妈就教我怎么摇。她会一点点汉语，我会一点点藏语，我俩正好中和一下。她还教我如何拾牛粪，半干的牛粪不能一下拾起来，而要先用脚踢起来，把下面的瘴气散发掉，不然拾不了几块你的手就会肿起来。她还教我怎么捻线，藏族男人放牧时没别的事干，就捻毛线。老妈妈觉得我是个男人，教会我捻线将来有用。后来县上突然又想起了我，派了一辆车来看看我还在不在。这样我就又要回去了。走的时候，老妈妈不舍，想送我一样东西。藏族给最亲的人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嘛呢，也就是六字真言。老妈妈说她念了10万个嘛呢，送给我5万个。念嘛呢就是每天摇着经筒念“唵嘛呢叭咪吽”。后来，只要到寺院，我也会念嘛呢，也会积累功德。每次积累的可能不多，500个或者1000个，但我每次都会把我积累的嘛呢毫无保留地送给我的朋友，祝福他们的今生来世。这种靠虔诚和信仰积累来的无价之宝，是送给朋友的最好礼物。5万嘛呢不知不觉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后来的很多坚守包括不杀生，不吃肉，益善为本，都与此或多或少有关。

王逸人：在《藏獒》三部曲后，您又相继完成了《伏藏》《西藏的战争》等长篇小说，《伏藏》写的是仓央嘉措，《西藏战争》写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十字精兵入侵西藏，尤其是后者被称为一部独具特色的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回归历史———这可以被看做您创作上的又一次转变吗？

杨志军：从《藏獒》三部曲开始，我逐渐从道德探索往信仰探索升华，力争我的每一部作品在精神上有一个高度，不是一部比一部低，而是一部比一部高。《伏藏》是用仓央嘉措情歌，实现世俗之爱和宗教之爱的融合，越艰难的探索，得到的结果就应该越简单。《伏藏》里那么艰难的探索，到最后挖掘出来的也就是一个“爱”字。可我们是最不懂爱的。《西藏的战争》中，我写的是两种宗教两种信仰的融合。我已经不把它仅仅看做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是把它看做信仰与信仰的战争。这样就可以从一个独特的更加真实的角度来描述西藏和历史，也让我的写作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同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融合的。《西藏的战争》中西方人带来的基督像很快被藏民当成了佛教的护法神。英国人后来自动撤离了，他们在巨大的信仰面前，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他们可以占领西藏的土地，但是西藏却在无意识间占领了他们的内心。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都是一致的，我一直想对世界说明这个问题。后来我又写了《藏獒不是狗》，也是对罪恶、忏悔、信仰等关系的描述，我从现实角度升华了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命题：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我觉得从《藏獒》三部曲到《伏藏》，到《西藏的战争》，再到《藏獒不是狗》，我对整个精神信仰的探讨已经比较完整，我迅速走过了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走了一生的心路历程，我把他们的探索完全中国化了。这不是说我比他们高明，而是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拿个竹棍就可以够着天。我接下来要写的，可能不是我急切要表达的，但一定是我最重要的积累。也就是说，前面的写作都不算，我现在要从零开始。有人说我的作品是浪漫主义，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理想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者。骨子里、人格上都属于童年，有童年的率真，也有童年的纯粹，更有童年的稚嫩而顽梗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