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获得小金人后,全世界开始回忆如何在泰坦尼克号上波澜壮阔;现在如何增肥留胡子才能显得像个表演派……总之,都是年轻。
其实不只是莱昂纳多。
在马龙·白兰度饰演《教父》中冷静的老英雄之前,他也有过《欲望号街车》中帅气的外表;劳勃·狄·尼诺现在就像各种喜剧中的善良老人,但在《出租车司机》中,它仍然非常酷。我们之所以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像莱昂纳多,这样我们就可以见证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
小说家也是。
开个玩笑,张爱玲有“不冷静写实写小说我会难受”的病,很多小说不喜欢让人完整。
但不一定要惨淡。《金锁记》没有太多惨淡的结局。大部分描述了曾经辉煌的事情,以及它们是如何消失在现实的尘埃中的;写一两个鲜活活泼的人,如何淹没在时间里,谈麻将,断父母。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鲍真荒诞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成了好人”;比如《等待》,一群大妈终于有了温柔的片段,换成了不左不右的猫;比如《洪》,在热闹的气氛中,体现了对楼夫人的怜惜;比如《半生缘》里,结局不是男女主角的对仗,而是身边更世俗的男女的吟唱。
即使有一些真爱,张爱玲也几乎有“现实一点,我要冷静表达,免得让你好受一点”的实力。在“封锁”中,短暂的感情被现实打断;在《慈悲》中,“没有一段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哪怕那种关心和爱是珍贵而碎片化的;《倾城之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喜事,但最后还是要补充几点说明,凡二主角一旦回归日常生活,就变成了正面结果,感情也是日常家常。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爱玲的小说就有“传说未出现之前我就拒绝了”的意思,极其写实,不存幻想。聪明人是聪明的,能看透,至少在他的作品里是这样。很难找到她小时候写的东西。天才发现了为什么她只能求助于少女时代出版的张文,比如《奶牛》、《霸王别姬》、《不幸的她》,这样利润更高。于吉死了,牛疯了,矛盾激烈。但是她太聪明了,年纪大了就不这么写了——至于人生,那是另一回事了。
契诃夫一开始写《樱桃园》、《农夫》并没有带着怜悯之心。他也有戏谑辛辣的时候,尤其是写《变色龙》的时候。虽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非常害怕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写了太多轻佻灵动的小说。”但直到现在,《变色龙》仍然是他最受欢迎的小说。
卡尔维诺并不是生来就在《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寒冷冬夜的旅行者》中辗转反侧的。挑出小说《蜘蛛巢之路》就像摘下他华丽的面具,露出张清秀英俊的脸庞。
博尔赫斯晚年忙于时间、迷宫、镜子、词源等事,但年轻时,《恶棍列传》仍有繁复华丽的装饰,有一种老人写历史迷小说的迷恋;晚年他说自己每天都在不断的做语言,排除复杂的巴洛克式的模式,大概是看着早年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
雨果的青春和他的晚年一样纷繁多彩,但巴黎圣母院里有一批眼花缭乱的布局和语录,还有明显经过写剧本磨炼的喜剧插页,这在《悲惨世界》里是永远看不到的。金庸晚年的《田巴龙补》和《鹿鼎记》都谈到化解民族偏见。但是,在他早年的《剑与敌之书》中,红十字会的英雄们像砍柴一样杀了士兵,也让大家拍手称快。王小波不止一次写过《红拂夜奔》的故事。如果一起看,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写的。村上春树在卷帙浩繁的《怪鸟记》问世前的十年里,曾在几个地方对雷蒙德·钱德勒的《寻找绵羊的舞蹈与冒险》大加赞赏,之后又带着菲茨杰拉德的标签继续听风。
再聪明的人,也不会随意直接翱翔到醇香、熟透、烂掉。只不过是一个比普通人自省更快的早熟聪明人。老而端庄,翻着一页旧相册,年轻的时候往往聪明犀利。苏轼所谓“字字少时,必使天气瑰丽多彩。老了,熟了,就没意思了。”就是这个情况。其实很多老人嘲笑年轻人轻浮刻薄的时候,不一定是讨厌他们违规,而是“你的东西都是我青春留下来的!”
就这样,延伸到现实,很多愁眉苦脸的“文艺装不玩老子”和“实事求是”的大叔大妈们,就有了拿小书摘抄雅诗,在床上拥抱经典作品,弹吉他学小品,视大师如珍宝的文艺时代。只是人们不好意思表现出来罢了,于是加倍“觉得今天不是昨天”,大喊“文艺无用”——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我也年轻过”的内向而高傲的文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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