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身革命，开启政治工作道路
1909年1月27日，钟汉华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良口区涧田乡一名普通农民家庭。9岁时被父亲送入私塾，1925年8月高小毕业后，因家中贫困回家务农。1926年，在进步青年何梓贫的介绍下，钟汉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组织和发起群众工作。同年9月，他当选为上陈乡农民协会秘书长，因为工作需要参加了国民党，并于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钟汉华在万安城共产党主办的“干部训练班”第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这时的他虽然“对许多问题理解不透，思想与工作能力提高有限”，但经过这一个半月的学习，开阔了眼界，听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为他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毕业后他在良口区党支部的帮助下建立了上陈乡党小组，开始参与上陈乡建党和发展党员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钟汉华所在的万安县委于10月27日实施武装暴动。在此期间，毛泽东专门来信对此次武装斗争给予了肯定，并派井冈山的部队攻打了遂川县城以配合万安攻城。12月18日暴动成功，万安县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万安暴动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对万安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大搜捕、大屠杀。为保存力量，毛泽东指示必须将革命斗争主动地、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斗争状态。万安县委把起义后组建的赣西工农革命第5纵队变成游击队撤出了万安，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许多同志转入地下坚持工作。1928年3月，钟汉华被任命为龙雅乡中共支部书记，秘密着手农协的重建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在父亲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私塾先生，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11月，良口区革命委员会在涧田公开成立，钟汉华任赣县涧田区少共区委书记，结束了他两年多的地下斗争生涯。
◆1948年，中原野战军第2、6纵部分领导：陈再道(左一)、孔庆德(左三)、王近山、杜义德、范朝利、钟汉华。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时，时任田村区委秘书长的钟汉华因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队伍被冲散而挨了处分，被分配到县警卫营当兵锻炼。6月赣南特委成立，任特委书记的陈毅将钟汉华调至赣南特委工作。同年10月，赣县独立团成立，钟汉华任中共总支书记。在这一时期，钟汉华开始转入军队工作，开始了他长达57年之久的军旅生涯。
1932年2月上旬，钟汉华随赣县独立团参加了赣州战役。赣县独立团划归江西军区独立第6师建制后，钟汉华任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南雄水口战役结束后，独立6师编入红21军，钟汉华任63师187团政治委员。任187团政治委员期间，钟汉华发现该团的战士思想很不稳定，由此引发的逃亡问题十分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一头扎进连队，深入开展调查分析，最终发现该团的给养很困难，战士经常吃不饱饭。针对这一问题，钟汉华同团长陈胜一起，从实际问题入手，解决了连队最基本的吃饭、穿衣和睡觉问题，部队的思想逐渐稳定下来，士气也提高了。在1933年2月的第四次反“围剿”的登仙桥战斗中，187团的战斗力大增，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
1933年6月，钟汉华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参加高级干部第五期培训，学习结束后，1934年7月调任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到达陕北后，钟汉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政治处主任、中革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等职。1937年1月，钟汉华被批准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二期学习。此次学习期间，他学习了“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党史”“战略和策略”等课程，理解能力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毛泽东还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了辩证法，钟汉华回忆道：“毛主席的课，通俗易懂，虽然讲的是哲学，是辩证法，由于主席语言生动，举例多、譬喻多，大家一听就懂，对思想认识的提高，立场、思想方法的转变，以及思路的开拓，产生了巨大力量。”
二、冀南抗战，勇斗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
从军以来，钟汉华一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从善如流，朴实无华，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的爱人白之芳曾回忆道：“我和汉华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有听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人，对子女、对部属，全部如此。”他的下属王长年也说：“我们平时只觉得钟政委是个文弱的政委，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或大声说话。”就是这样一位忠厚的长者，在面对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中，他毫不畏惧，英勇还击，以正压邪，巧妙解围，全体干部无不佩服钟政委的智和勇。
1938年底，钟汉华调任第129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此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之下，“摩擦”事件频频发生。1939年春夏，我冀豫支队的一个营在河北赞皇被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部和国民党的其他杂牌部队包围，钟汉华奉命率先遣纵队的一个加强营北上营救。部队到达时由于危机已经解除，钟汉华随即率部南返。返回途中部队到达高邑以西的院头镇时，一部河北民军封锁了村口，阻止我军通过。面对密密麻麻架好的机枪，钟汉华毫不畏惧，先派作战参谋前去交涉，后又亲自同对方谈判，对方仍态度强硬不让通过，摆明了是要“摩擦”。平时看似文弱的钟汉华一反常态，把眼一瞪，高声喝道：“我是蒋委员长任命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我倒要看看是谁不让中国抗日的国民革命军从中国土地上通过！”接着，钟汉华又吩咐副团长兼营长王长年说：“王团长，我命令你带一个连作前卫，随我进村，枪上膛，手枪机头打开，手榴弹揭开盖，谁敢放肆阻拦，就给我坚决还击！”他又故意称陈芳祯副营长为“陈团长”说：“我命令你们第3团殿后，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团就把村子包围起来，把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叛军给我坚决消灭干净。”部署完毕后，他拔出手枪对部队说：“进村通过！我看谁敢阻拦！”原本嬉皮笑脸的民军军官全部惊呆了，竟没敢再动，我加强营顺利通过了院头镇。对于这次事件，钟汉华曾在他的自述中写道：“过境后，我全营干部都觉得我们胜利了，是我们的凌云壮志和气冲斗牛的威严，取得了胜利，莫不欢欣鼓舞。但事后想，倒是捏了一把冷汗。当时，我并没有从军事战术和地形条件上去思考问题，而只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斗争。虽说有点冒险，但似乎又是必须和必要的。”
◆1948年夏，中原野战军部分领导同志：前排右一为钟汉华，中排右起：陈再道、杜义德、刘伯承、陈毅、王近山，后排右一为范朝利、右二为孔庆德。
1939年6月，钟汉华调任第129师冀南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东进纵队改编为新编第7旅。1941年4月，钟汉华从太行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归来后回第7旅任政治委员。这一时期日伪军正疯狂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军也从军事和经济上对我实施封锁 ，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面对这些困难，钟汉华等新7旅的领导一方面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基干民兵，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打击日伪军，另一方面开展自力更生教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困难、积聚力量。除此之外，钟汉华还特别重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一是反复抓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强调提高部队的士气，三是注重在作战中发挥政治优势。在钟汉华的带领下，7旅的政治建设卓有成效，129师还专门派工作组进驻7旅，采写了该旅政治工作的经验，并在全师范围内进行推广。冀南部队的政治工作也为我军在冀南地区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成就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钟汉华的努力。
1945年11月，钟汉华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冀南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加了邯郸战役。战役发起前，钟汉华一再动员部队要知道我们是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他说：“我们是为老百姓当兵打仗，让天下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战役发起后，钟汉华又率领政治机关干部扎根基层，开展强有力的战时动员，探索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并运用于战斗之中。邯郸战役中，2纵的指战员们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其1.7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的企图。
三、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让一名同志掉队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经过8个月的英勇作战，蒋介石能够直接用于作战的兵力由之前的117个旅锐减至85个旅。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转而对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为了挫败其重点进攻使蒋介石调兵回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创建新解放区。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疾进，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接到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后，6月份刚由政治部主任转为副政委的钟汉华深感责任重大。10天前，2纵刚刚结束了羊山战斗，部队在战斗中伤亡较大，且战斗结束后也并未好好休整，再加上又刚刚补充了大量 “解放”战士，部队的情绪一度不稳。针对这一情况，钟汉华对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由于动员较为充分，当时担心的几个问题基本没有发生。行军路上，钟汉华一直处于殿后的位置，他既当“啦啦队长”，又是“收容队长”。白天部队宿营，他下连检查、搜集情况，最晚休息；晚上行军，他又“瞻前顾后”生怕落下一名同志。
为了让部队顺利穿过黄泛区，他特别加强了部队的宣传教育和收容工作。所谓黄泛区，是指抗战初期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而形成的一片烂泥塘。当时是为了阻挡日军进攻郑州，然而抗战结束两年后，沿途的数十个村庄仍陷在烂泥中，满目疮痍、寸草不生。这片泥塘东西长300多华里，南北最窄处也有百里。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们都说：过草地时也没有见过这么惨不忍睹的荒凉地区。
穿越黄泛区的途中，钟汉华负责的收容队坚持不放弃每名掉队的同志。遇到双腿深陷烂泥中拔不出脚的同志，不论是哪个单位的，他一律叫收容队的队员们拿绳子一个个拉出来。一路上他不停地向战士们介绍着他过草地的经验，还常常大喊道：“推一推、拉一拉，就过去了，不能丢下一个同志!”后来担任西藏军区参谋长的杜斌曾回忆道：“过黄泛区时，我带着两马车地图。车被陷在泥塘里，泥浆漫过了车辕，不说牛拉，就算加上人推也拖不出来，急得我直想哭。车上拉的是部队的‘眼睛’啊！我正愁得想不出办法时，钟政委带着2纵的收容小分队赶到了，他毅然下令弃车救图，命令收容战士用肩膀把地图扛过去，很快保证地图安全过了黄泛区。”
好不容易过了黄泛区，部队又遇到了千里大跃进的最后一关——淮河。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五关”中的最后一关，渡过了淮河，才算到了大别山，而此时国民党军的几十万大军眼看就要追上来了。过关前部队首长一再强调轻装上阵，甩掉“包袱”，迅速过河。为此，部队携带的许多大口径的火炮、汽车和北方老乡支前的马车不得已只能炸掉。
然而钟汉华负责的担架队上还有十几名旅、团的干部伤员。一路上钟汉华对这些担架上的伤员们格外关心，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任务多么繁重，每天他一定要把这些伤员安顿好了才肯休息。为了让这些干部一起渡过淮河，他特地将身边的两名政治部干事杜斌如和张枫派到担架队，专门负责照顾这些同志。担心这些同志跟不上大队伍，耽误治疗，他又从卫生部抽调了两名得力的医生，专门负责这些同志的治疗和护理。负伤的陈仲民参谋长躺在担架上握着钟汉华的手说:“副政委，我们几个不该要求南下，我们是最大的包袱。为了迅速渡过淮河，和多数同志的安全，请求组织把我们甩掉吧！”其他担架上的同志，也都这样恳求。钟汉华则严厉地说道：“你们胡扯些什么呢？你们不是包袱，是党和军队的财富！”他向部队下达命令：“一个也不能丢下。就是死也要把这些受伤的同志抬过河去，决不能让他们落到敌人手里。”最终，这些干部顺利地渡过了淮河。到达大别山后，2纵的陈再道司令员得知陈仲民等同志也已到达满川时，激动地拉着钟汉华前去看望。见到这些同志后，陈司令对钟汉华说：“你们抢来的不是几名伤号，而是一个军区足够使用的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后来，陈仲民在伤势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就担任了分区的司令员，之后又任28师师长和国防大学副校长。
8月27日，2纵的部队全部渡过淮河，顺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194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新的中原军区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钟汉华仍任纵队副政治委员。
四、转战淮海，阻击、打援双过硬
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批准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1948年11月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战役规模，以华东、中原野战军共22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以及华东军区、中原军区等地方部队共60万人的兵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上级要求中原野战军的主力直出徐蚌线，相机夺取宿县，孤立徐州，截堵由河南驻马店东进的黄维兵团和由蚌埠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准备尔后会同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消灭在长江以北。战役一开始，钟汉华所在的第2纵队就奉命开赴安徽北部的蒙城区，与兄弟纵队一起担负阻滞国民党黄维兵团东进的任务。黄维兵团是1948年9月新编成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该兵团下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全部是美械装备，总兵力达12万人，是华中“剿总”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其下辖的第18军原是由蒋介石的“心腹”胡琏的整编11师改编而成，是国民党军鼎鼎有名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的总兵力虽然与黄维兵团基本相当，但武器装备差距较大，特别是重炮数量极少，弹药不足。
◆钟汉华参加指挥的水口战役。
11月18日夜，2纵在蒙城北小涧集、西阳集地区投入战斗。21日在涡河与浍河间，协同兄弟部队准备围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上午，黄维兵团已被阻于蒙城县东北部的赵集地区，同时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也被阻于安徽固镇县以北的任桥集地区。黄维发现自己处境危险，立刻下令让部队撤至浍河以西，向李延年所在的固镇方向转进。26日，黄维开始突围。此时，时任第85军第110师师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趁机率部起义，使国民党军的突围行动遭到惨败。此后，黄维调整部署，固守待援，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则奉命北援，企图接应黄维兵团突围。为保障中原野战军主力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后侧安全，已围攻黄维兵团近一个月的2纵，奉命撤离包围圈，配属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在蚌埠地区阻滞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
上级是出于爱护才命令2纵撤出的。近半月来2纵伤亡过大，且下属的第5旅留在了大别山地区，一旦需要增援，2纵抽调不出多余的部队，容易遭敌围歼。接到撤离命令后，全纵队哗然。黄维兵团是2纵的老对手，三出陇海作战中2纵就一直与其周旋，特别是到了大别山后又一直被尾追。几次交锋，2纵都没有将其歼灭，为此还受到了中野首长的批评。此次激战半月，眼看就要将其歼灭，却要去阻击李延年兵团，许多干部战士都觉得不服气。钟汉华发现这一情绪后，立即主持召开旅团两级主官会议，向各团领导阐述战役的整体性思想：所有参战部队都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分出彼此；要视兄弟部队的困难为自己的困难，视兄弟部队的失败为自己的失败，视兄弟部队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我们2纵好的作风。”通过层层教育，指战员的思想疙瘩解开了，2纵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参加了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战斗。战斗中2纵的指战员们冲锋在前、奋勇杀敌，共歼灭国民党军1000余人，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打援”任务，受到了前委的表彰。
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战役结束后，2纵奉命到洪河以北宋集、老集地区休整。1949年1月24日，根据中央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2纵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第10军，钟汉华调任11军（原3纵）任副政委。
五、领导军法工作，推动司法工作走向正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成立后，1955年3月，钟汉华被任命为军事法院副院长。9月，钟汉华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当时军事法院唯一的中将。上任后，他认真贯彻军委关于“以立法为主”的指示，狠抓军事法院的组织建设和军事法规条例的制定工作，改变了军队内部长期无章可循、各行其是的状态，使军队的司法工作在组织上、制度上逐步走向正规统一。
◆钟汉华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将领合影。
他在任期间，铁道兵第8师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张敬臣事件”。张敬臣是该师一名普通战士，因其经常调皮、顶撞领导，该师军事法院明令将其拘捕，后又因刑讯逼供至其严重残疾。当时该法院的院长甚至对办案人员说：“等他（张）伤愈出院后，承认错误、态度好，可考虑免于刑事处分；否则仍要严惩不贷。”得知这件事情后，钟汉华对铁8师的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一个部队，却有极强的普遍性。不仅反映了基层单位法律意识淡薄，还显示出在部队“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极为严重。他要求各级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做到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依法办事，在诉讼中必须弄清客观事实，并将这两条原则归纳为：“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是依据”。他说道：“这两句话，不仅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审判工作质量的唯一标准。”张敬臣的事件给我军全体军法干部敲响了警钟，也为全军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1958年他在《解放军报》以“军法中将钟汉华”为名发表了《张敬臣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们各级法院中，像铁8师军事法院那样破坏法制、违反政策的事件是个别的，但在不同程度上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却不少见”，“军事法院必须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以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特有的审判职能，同一切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钟汉华秉公执法，为一名普通战士平反昭雪的行为，体现了他极强的党性原则，他的这种政治品格在以下几件事中也体现的淋漓极致。
1957年夏整风运动开始后，各个单位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钟汉华所在的军事法院也不例外。当时有四位同志因言论过激而受到批判，有人建议将这四人定为“右派”。然而到了定案阶段，钟汉华与分管军事法律工作的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上将一致认为这四位同志的言论都属于学术争鸣，一己之见，决不是向党进攻的问题。当时，军事法院直属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平级，支部有人担心这么一个大单位没有打出右派无法向上级交代。钟汉华则坚持不给这四位同志戴右派帽子，他说：“错了我负责。至于一个大单位打不出右派来，也不能勉强凑数嘛，没有就是没有。不管单位大小，不能拿同志的政治生命开玩笑。”钟汉华的这一举动使这四位同志深为感动，当时许多同志都认为：“跟着钟汉华同志工作，心里感到踏实放心。”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领导不力”。
◆钟汉华获得的“二级八一勋章”。
1961年钟汉华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后，曾被认为在学习毛著的运动中领导学习不力。而“领导不力”这四个字对钟汉华来说并不算是什么新鲜名词了。他说：“1951年、1955年、1958年，我已经三次听到这种批评了。” 1951年“三反”运动时，他因打“老虎”不力，受到点名批评；1955年“肃反”时，他所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没有抓出一个“反革命”来；1957年在军事法院又没有打出一个“右派”来。面对这些非议，钟汉华都以“超常”的勇气顶过来了，他总是设身处地地帮助和挽救同志，从不损人利己。他对党忠诚，默默为党奋斗的高尚品德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
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轰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在当时该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7月24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陈再道、钟汉华被押解到北京批斗关押。1969年10月钟汉华又被押送至江西安义县部队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尽管遭受了批斗和迫害，钟汉华的革命信念依旧没有动摇，他曾说道：“坚强的政治信念，是最好的营养品。”林彪集团覆灭后，1972年5月，被解放的钟汉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78年11月26日，钟汉华正式平反。1978年12月，年近古稀的钟汉华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1982年10月，钟汉华卸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钟汉华正式离职休息。1987年1月2日，钟汉华在成都病故，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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