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终被大清取代,但当时实力对比完全没有能力打败明朝,统一全国,清朝最终能夺取天下,这似乎真的回应了那句老话。天下大势,不知什么原因,也有上天的帮助。

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条


原因之一:明朝经营辽东失败

满清的崛起和最终入关,归根结底源于明朝经营辽东的失败,这种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策略失败仍然是主要原因。

明初,为了牵制和包围北元残余势力,明朝极为注重对辽东的经营,并设立奴儿干都司。并且为了改变辽东汉人过少的局面,洪武、永乐年间甚至多次向辽东进行大规模移民,然而由于当地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影响,收效甚微。


由于无法改变当地少数民族比例过大的局面,辽东虽然长期处于大明管辖之下,然而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方式,不仅当地官员主要由少数民族担任,且实行军管制度,这是明朝经营辽东失败,导致中后期辽东局势逐步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朱棣五征蒙古之后,北部威胁虽然已经大为降低,但是常年的用兵导致大明国库空虚异常,从明仁宗、明宣宗开始,明朝开始实施战略收缩、恢复国力,这虽然形成了“仁宣之治”,但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度却在不断下降,辽东开始逐渐脱离掌控。

由于蒙古各部的严重分裂当时万历援朝抗日之战之际,也无暇无力管控辽东,辽东女真各部在没有外部压力,又缺少朝廷控制的情况下,最终发展并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原因之二:朝堂体系的崩坏,崇祯急功近利

对外策略的失败,给了后金不断崛起的机会,而明朝自身统治的崩溃,则给后金最终入关提供了可能。皇帝能力、朝政腐化、党争严重、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明朝统治的失败几乎贯穿了方方面面。

皇帝能力方面,不像其他皇位继承人从小接受储君培养,崇祯这个皇帝简直就是半路出家,虽然他极为勤政,但能力的不足显然更为致命。例如他继位之后立即铲除阉党,他虽然看到了阉党的弊端,但并未看到阉党存在的意义,阉党被瓦解后反而导致朝廷平衡被打破。

此外,崇祯过于急功近利,虽然他能够启用一些贤才良将,可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便又立即裁撤,导致在其执政期间,内阁、将领等重要人事调整不断,反而使得朝政更为混乱。


朝政腐化方面,即使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但朝臣仍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压榨百姓,不断激化矛盾。党争严重方面,明朝可以说是党争最为严重的朝代,阉党虽被打倒,但党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愈演愈烈。

经济崩溃方面,在朝廷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臣却是富得流油,明廷也曾想过经济改革,奈何在大臣们的干预之下,“开源、节流”均以失败告终,反而由于开除“基层公务员”而导致矛盾激化,典型例子便是曾为驿卒的李自成。民怨沸腾就不用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崇祯年间的明朝,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朝廷到民间,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恐怕就是朱元璋、朱棣再生,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

原因之三:斩杀毛文龙,使大清没有后顾之忧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他解除了对后金南下的担忧。三个月后,后金来到了北京的城门。这是晚明时期的“己巳之变”。后来游牧民绕道从内蒙古喜峰口占领遵化,并直接到达北京。尽管袁崇焕重用了毛文龙的部下,但在毛文龙被杀后,守卫皮岛的明军已经失去了士气,不能像毛文龙在世时那样团结富有战斗力。自此以后,后金的部队再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的绕到蒙古,最终统一了漠南蒙古,然后,从东北,正北两个方向对大明形成严重的压迫。

原因之四:没有做到攘外必先安内,导致两线作战

明朝末年的军队战斗力已经急剧下滑,然而却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的不断叩关,明廷可以疲于应对。

就拿终结了明朝的李自成来说,他曾不止一次面临着被彻底剿灭的危险,例如崇祯六年(1633年),闯军被曹文诏击败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逃至河南,又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结果第二年后金便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李自成等人这才成功突围。


又如崇祯十年(1637年),面对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张献忠兵败投降,李自成也被洪承畴、孙传庭等击溃,仅剩残部17人躲入山中,然而次年清军再度从青口山、墙子岭入关,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又被调到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明末时期卫所制全面崩溃,但明朝尚有较为强悍的边军存在,如果仅仅面对农民起义或者镇压后金的单线作战,那么明廷尚有一战之力,假如李自成的义军曾一度被杀伤殆尽,张献忠也曾被迫投降,那么即使清军入关后明军也完全有一战之力,然而天不遂人愿,明廷面对的偏偏就是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

原因之五:天灾不断,大大削弱了大明的经济军事实力

仿佛是天要灭亡大明一般,处于小冰河期的明朝,崇祯年间的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元年(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爆发饥荒。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更为恐怖的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大瘟疫,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这场瘟疫从山西兴县开始爆发,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时蔓延至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广平府、真定府,并最终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蔓延至京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开始从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


不断爆发的天灾不仅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百姓起义不断,更为重要的是严重摧毁了明朝的边军防线。《崇祯实录》有载“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光是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便至少在千万以上,仅北京城便达到了20万人,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这场瘟疫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当李自成杀到北京城下时,即使经过了全城动员,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守城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原因之六:万事俱备,李自成送来东风吴三桂

因为有以上5点原因,已经注定了大明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可能再重新崛起了,但是清军此时若想入住中原,必须跨过三海关,但是此时吴三桂的10万关宁铁骑,可不是纸老虎,这是横梗在多尔衮大清八旗军面前的一座高山,多尔衮自知跨过的希望不大,不得不绕道200多里,从甘南一线进入中原,然而此时由于李自成的短视,却把吴三桂推向了多尔衮一边。最终便宜了多尔衮的大清。天意灭了大明,有两个人都有可能取而代之,一个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个是多尔衮的大清政权,可惜李自成没有天子命,关键时刻逼反了吴三桂,也是间接帮着大清,进一步完成了入驻中原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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