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朝灭亡与“小冰期”

作者简介

易山明，男，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

明朝灭亡距今已有近 400 年，然对其灭亡原因探究，各家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史学家多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将其灭的原因归结于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农民起义、军事失利等，很少或几乎不考虑自然环境变迁对其造成的影响。事实上，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兴替原因后就会发现，无论是夏、商、周的更替，还是汉唐的兴盛，抑或明朝的灭亡，都与气候变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小冰期”( Little Ice Age) 概念首先由 Matthes于1939 年提出，最早用来描述全新世最暖期之后冰期自 13、14 世纪开始，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期之后，16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在我国，常将 15 世纪后期—19 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图为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利用历史献研究古代气候变迁的先行者，他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对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探究，建立了中国过5000 年气候变化的基本结构。在竺老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们经过更深、更细致的研究后将四个冷期进一步细化，它们分别出现在“公元前 2000年、公元前 800 年、公元 400 年及公元 1600 年左右的几个世纪”，在这四个寒冷期中，又以 1600 年左右这一次寒冷期表现得尤为强烈。每一次气候的变化都会给中国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小冰期气候会导致自然灾害多发、农牧业减产、人口迁移，甚至政权的更迭和政治疆域的变化。

一、 “小冰期”

与农业

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化表现为气候冷暖变化和干湿变化的异常。这一时期中国的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干旱、洪涝灾害多发，在众多产业中，农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产业，而古代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国家，在气候的变化面前显得格外的脆弱”。据明史专家研究表明: “无论从灾荒总数，还是成灾频度，以及灾荒的破坏力，明代的灾荒都是空前的，仅以灾荒频度而言，明代也首当其冲。” 究其史实，其结论是可信的。晚明时期自然灾害爆发的频率、受灾范围和破坏程度都是世所罕见的。自万历至明朝灭亡，洪涝、干旱、地震、蝗灾等自然灾害就未曾间断，而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尤以旱灾和洪涝出现得最为频繁且破坏力度最大，在《明史》《明会典》《明实录》等文献均能找到相关记载。下面以《明史·五行志》为，罗列如下，以观其概。

“万历十一年八月庚戌，河东盐臣言，解池旱涸，盐花不生。十三年四月午，因久旱，步祷郊坛。京师自去秋至此不雨，河并涸。十四年三月乙巳，以久旱，命顺天府祈祷。七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为平陆。浙江、湖广、西大旱。十八年四月，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秋冬，广东大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四十年，广西梧州旱，赤地如焚”; “天启元年，久旱。年，真、顺、保、河四府，三伏不雨，秋复旱。七年，川大旱”; “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月，旱，择日亲祷。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古代中国，正史中对于灾荒的记载多限于王朝直辖地，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却鲜有顾及。在明朝，尤其是处于小冰期顶点的晚明时期，气候变迁对高纬度以游牧、渔猎为生的女真族的影响颇为强烈。小冰期气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气温、降水的变化，而气温的波动及降水量的变动对草原植被来说，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小冰期的到来，会导致气温的骤降，冬季奇寒无比，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牧草的大面积死亡，从而出现“白灾”，这种灾难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致命的。

图为“白灾”

以上列举的旱灾、“白灾”，只是晚明灾况的冰山一角，而连续几年持续发生旱灾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小冰期无论对身处中原的大明王朝还是远在东的后金女真族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尤其气温的降低和降水量的忽高忽低，使农作物的生条件变得苛刻，从而导致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甚绝收、牧草死亡等致命性打击。在古代，生产力水较低，科技不发达，( 广义的) 农业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农业出现问题，其他产业就无从谈起，甚至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权安危都产生重要影响。

二、“小冰期”

与社会动乱

中国历史上数次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代，人们对大自然的利用、改造程度较弱，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比较大，而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人类的生存状态就会受到极大威胁。对于身处“小冰期”鼎盛期的晚明来说，气候的变迁导致自然灾害多发、生存环境恶化，这对以农为主的明朝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而中国几千年的建王朝历史和社会动乱史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动和气候变迁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在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有关于灾荒社会动乱、农民起义之间关系的论述: “农民穷乏饥饿，既达极点，流移死亡之现象，继续扩大，则农与城市中之普遍暴动，势不可免，所谓‘挺而走’者是也。此等暴动，往往逐渐酝酿，愈演愈剧。其初发也，其势尚微，而其终则常至于武装之大暴，与革命历史上累次发生之农民暴动，无论其范围大小，或其时间之久暂，实无一而非由于灾荒所促，即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可见，处于“小冰期”这一大的气候变迁背下，气候转冷、变干是引起自然灾害多发、农业减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传统社会里，低温会使业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社会稳定，进而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形成大迁移、大移位、大战乱。”此种情形的出现，在史书中不乏其例。如: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甚。三年于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饱，命曰‘人市’。宗禄八十五万，累岁缺支，饥疫者几二百人”; 万历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诏以各省灾伤，山东、河南、徐、淮尤甚，盗贼四，有司玩愒，朝廷诏令不行”; “( 万历四十四七月) 是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扬、镇蝗，山东盗贼大起”。可见，气候变迁与社会秩序安稳存在一定的联关系。气候温暖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综合国最为强盛的时期，此时期也更容易出现盛世，如汉的强盛都是出现在气候温暖期。而气候寒冷期则容易出现灾荒、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晚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冷所带来的一系联动反应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小冰期”与明末军事战争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研究》一文中绘有一张“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动趋势图”，在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王朝的更都与气候变化，特别是与气温的变冷有关。后来多学者、专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迁对中国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多数王朝更替与温度的冷变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而战争的高发期也多出现于气温冷变时期。一场战役的胜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后两者的境况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以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而“天时”则完全不能为人力所左右。在明末，“天时”便是“小冰期”。尽管“小冰期”对于战时双方都是同等对待，不存在利与不利之说，但是细思可以发现，对于明朝军队来说，其劣势较后金表现得更为明显。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生活在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要好于生活在低纬度的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处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的因素，后金女真族在面对气候变迁的适应性上要明显好于农耕民族。气候转冷对于长期生活于冬季酷寒地域的民族来说不足为惧，而对于那些由南至北的明朝军队来说就意义非凡了。如《明史》所载: “明年( 万历四十七年) 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 “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如此看来，恶劣寒冷的天气对于明朝军队士气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在明金气候变迁，遭受寒冷、干旱等多种自然灾害时，河西地区的蒙古诸部也在饱受旱灾的疾苦，“蒙古诸部大饥，多人塞乞食”。此时明朝经略袁应泰提出大收蒙古饥民，救蒙古人民于水火之中，以期在明金战役之中收取人心、拉拢蒙古贵族，帮助蒙古，使其至少不阻碍明军对后金的军事打击。然而户部郞中傅国却反对这一策略，认为“西夷所以者苦二三千里之旱也。即我辽左亦然，天未斗割。唯我以天下全力注辽，故辽千里之旱不觉耳。之荒则与西夷共之矣，闻 矣 病 饥 甚，自 赡 不”。就这样，将身处灾荒，急需帮助的蒙古饥无情地拒绝。后金对此问题的看法较傅国颇有远，他们与袁应泰的想法不谋而合，向饱受干旱之苦蒙古饥民施以援手，即使在后金自身也遭受严重然灾害时也未曾放弃对蒙古的帮助。正是这一义，让蒙古人民对后金充满了感激之情并铭记于心，是在天命四年后金与札鲁特蒙古联盟结好。“盟期间，蒙古国因无粮谷，屡至开原、铁岭掠粮。或粮而去，或被擒拿，夺其牲畜，凡有七八次，获牛计余。”至此，蒙古在明金之战中已完全倒向后一方与明朝对抗，这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实力，从此朝对后金的作战变得异常艰难。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气候变迁对战争的走向会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其必然会影响到战争的进程。“气候决定历史”理论尚存在很大争议，一个复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角度出发，既要运用到会科学的相关知识，同时也不能忽视自然科学中然环境变迁这一客观事实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作用力。因此，笔者试图从气候变迁这一角度对朝灭亡作出个人的解释，以期对王朝更替与气候变迁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加全面、合理的分析。

（文章原载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受限于微信平台，注释及引文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