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新闻网 环球时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顾清扬：40年，新加坡三次与中国战略对接

环球时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

“你们有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如是说。得到的回应不仅有感谢，还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14年后，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到，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从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培训课程，到与中国合作开展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新加坡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20多年来，他广泛参与新加坡针对中国政府官员开设的培训课程，对新加坡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扮演的角色深有体会。

变与不变

环球时报：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新加坡扮演的角色是否发生转变?

顾清扬：新加坡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可以被期待的。已故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1976年就访问过中国，那时候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但新加坡基于对中国民族性和文化性的判断，比较超前地认识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此后，新加坡不断参与中国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并且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变化紧密结合，随时进行角色转换。

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大的思路和战略，那时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主要是贸易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制造业升级，新加坡提出共建苏州工业园区作为旗舰项目。2007年，中国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其中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加坡积极应对并适时做出调整，提出联手打造天津生态城项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2015年，中新启动另外一项大规模政府间合作——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该项目的狭义概念在于西部地区的互联互通，更广泛的意义在于以西部为基地，通过新疆地区走出去连接中亚，同时与中国的西南、华南地区建立联系，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很好地对接了中国发展的新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每一次转型升级，都为中新两国提供新的合作契机，两国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从宏观战略角度来看，新加坡实际上一直扮演着主动参与中国发展的角色。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上世纪90年代提出“搭上中国的顺风车”，意思是说不论中国发展到哪个阶段，新加坡都要做出相应调整，因应中国的变化，为新加坡赢得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的角色又似乎没有发生变化。

“软硬兼学”

环球时报：20多年来，您广泛参与新加坡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的培训，请问这类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顾清扬：新加坡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培训了很多中国干部和企业高管，培训内容不仅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尝试从新加坡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出发，着重于原理阐述，同时把课堂学习和参观考察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落脚点最终要回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反思中国应该有的发展思路。

教学内容通常包含三大部分：全球趋势的把握，包括理论方面的新发现、探讨以及全球实践，比如像全球科技创新、新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以及金融科技等;新加坡的实践，结合新加坡的案例，进行现场考察，并与新加坡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对话;联系中国发展实际，讨论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通过这三大部分三个时空反复转换对比，让学员做出思考判断，博采众长。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官员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偏差?

顾清扬：我觉得刚开始时会有一些偏差。我看到一些来考察的官员反复询问：“新加坡到底是怎么做的?我回去以后能不能照搬?”当时这种试图从新加坡找到直接答案的思路，在我看来是一种偏差。中国不论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学习，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直接照抄过去的解决方案。我告诉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新加坡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国情背景，关键要理解新加坡发展和治理背后的原理，融会贯通之后才能根据中国国情举一反三，结合各省市地方的情况，探索出适合中国的解决方案。

环球时报：有声音说中国只学到了新加坡的“硬件”，没学到“软件”，对此您如何看?

顾清扬：中国对新加坡进行考察并借鉴经验时，随着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重点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点较多地放在经济建设上，当然就会主要考察新加坡的“硬件”，比方说工业园区的建设、招商引资等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这样做无可厚非。

当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日益推进时，特别是中国本身取得很大经济发展以后，中国对“软件”的需求开始凸显出来。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就专门成立对口部门，与新加坡有关机构讨论交流“软件”转移工作，比如苏州的“社区概念”“邻里中心概念”以及“社会保障概念”等都是从新加坡借鉴过来的。

后来，中国不断考察新加坡的制度建设特点，比如执政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法制建设、政府运作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特征等。前些年，中国一些沿海地区城市陆续建立了自贸区，其中也大量借鉴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化运作的制度和规则，比如发展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以及全球贸易的相关规则等内容。因此，我认为说中国只学习到了新加坡的“硬件”而没学到“软件”的看法是片面的，中国实际上是“软硬兼学”。

新加坡的启发

环球时报：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新加坡的经验已经“学完了”吗?

顾清扬：从传统思路来讲，新加坡能让中国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新加坡自己也一直在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全球的变化节奏而进行升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前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全面融入国际轨道，新加坡恰恰能在这方面为中国提供新启示。比如，如何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如何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如何借助外力发展本国市场等等，新加坡仍然可以作为中国借鉴和考察的样本。

环球时报：通过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新加坡得到什么启发?

顾清扬：在与其他国家合作时，如何重视合作伙伴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想这是新加坡从与中国合作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

早期新加坡和中国合作时，主要是强调新加坡国内行之有效的做法，但这很难行得通。磨合当中，新加坡慢慢意识到必须要考虑、尊重对方国家的体制和文化，融会贯通的方案才是最优解。

另外一个启发源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加坡希望充分利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机遇，为国际贸易开辟新空间，融入到更广泛的世界分工中去。

中国的未来可能在两条线上做文章

环球时报：我们该如何总结中国的这四十年?有何“得”与“失”?

顾清扬：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民营企业涌入工业发展领域，国有经济做出制度突破的变革，这是“对内改革”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实行“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是资金、技术和市场的开放，更是一种对新的制度、模式以及思维的开放。

我认为，中国的“得”很明显，比如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在制造业方面取得成就等等。而中国最大的“失”在于，忽略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此外，在一些市场失灵较为严重的领域，过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比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这导致其公益性和平等性没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当然，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相信会逐渐有所好转。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今后的40年有何展望?

顾清扬：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可能在两条线上做文章。一方面，在改革开放40年的基础上，加速国内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瓶颈，处于特别时期，必须和时间赛跑，加快进一步改革和升级的步伐。

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方面开始倒退，但是国际社会客观上对全球化有所需求，呼唤着出现一股新力量，很多人对中国抱有期望，这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国要珍惜这样的机遇，全方位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去，要像过去40年那样，借力全球的先进实践经验择善而从，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