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是承载学术的“舟楫”，学术论文发表情况作为考量科学技术的评价方式，在国内与评职称、申报经费等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科研人员在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大部分人员也认可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术的真实水平；从管理者的角度看，论文数量也是相对简单易行的考核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论文演变为科研考核的重要指标。
但据林贤祖介绍，许多国外学术出版商瞄准了国内的巨大市场，发展开放存取的模式，大肆征收版面费。
据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浮出水面：由读者付费阅读转向作者付费刊发论文，是正常模式还是取巧捷径？征收论文版面费让学术期刊沦为敛财机器了吗？有别于传统付费订阅出版模式的“开放存取”促进了学术交流还是成为国外出版界的捞金工具？
“开放存取”模式方兴未艾
罔顾论文质量在中国大肆敛财？
OA期刊英文全称是OpenAccess Journal，中文译为“开放存取期刊”，不同于《科学》等读者付费订阅的传统学术刊物，这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在线出版的学术刊物，由论文作者付费，经审核后刊发，读者可免费获取。过去十多年，这种模式显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规模持续扩大。
据瑞典隆德大学的DOAJ检索显示，目前全球122个国家总共拥有9917个开放存取期刊，而且该数据库对非英语国家OA期刊的统计还不完全。从1999年英国OA刊物BioMed Central作为先驱者开始，对于开放存取期刊的增长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
以PLoS One为例，PLoS是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的简称，PLoS One是其旗下的开放性国际期刊之一。自 2006 年发展自今，PLoS One每年逾万篇的发表论文数量，成为科技杂志的航母。
在许多专业领域学者看来，OA期刊的快速发展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华盛顿大学科学家、美国药学类杂志审稿人周竹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会选择发表作品在OA期刊上。这是因为OA期刊免费阅读，大量的读者群会给科研工作者带来引用率提高的好处。引用率是国内评职称或者毕业生找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包括在美国的博士生如果想申请“快速通道”的绿卡，也是需要非常高的引用率。
引用率主要是指科学论文对文献的引用次数，目前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客观衡量论文影响力的指标。在当下中国，衡量学者个人成就和科研单位实力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SCI收录的期刊上所发论文的多少。目前，已有1000多家OA期刊被SCI数据库收录检索。
对作者而言，开放存取平台让学术成果得以即时在线发表，并迅速获得读者反馈；对读者来说，开放存取平台上的一切资料自由获取，不再有数据库商的付费墙……但是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争论也持续升温，尤其是部分期刊以学术之名敛财引起关注。
林贤祖在文中写道：“目前绝大部分开放存取出版商都采取作者付费的模式，这恰恰迎合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巨大需求，从而产生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几乎所有大型的开放存取出版商一开始就罔顾学术水准而追逐暴利！甚至连Nature出版集团、Science 集团、Elsevier集团等老牌学术出版商也加入这场捞金运动！”
PLOS出版集团旗下的各大收费期刊版面费用标准。
记者查阅发现，国外版面费的价格基本从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浮动。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OA期刊Nature Conmmunications向中国作者收取的费用为每篇5087美元。PLOS出版集团旗下的各大收费期刊版面费用标准，价格最低的是《PLOS ONE》的1495美元，《PLOS Biology》和《PLOS Medicine》价格相对较高，为2900美元。
OA期刊向作者收取的版面费并不低，以至于有学者戏言，“OA期刊出现以前，有人穷得读不起好文章；OA期刊出现后，有人穷得发不起文章”。开放存取的反对者们指责这一知识分享新模式对学术科研其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副作用：能够支付版面费的可能只是财力充足的“土豪”，而非真正专注于学问的学者。
林贤祖表示，“保守估计，每年向国外‘进贡’的版面费总计有数十亿之多。”虽然没有确凿的数据支持，但中国学术界向OA期刊贡献了大量的版面费，确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全世界发表了约17万篇被SCI收录的OA期刊论文，其中中国作者贡献五分之一左右。”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喻海良在其博客文中介绍说，现在SCI源OA期刊的版面费，基本上都在1200美元以上，因此，中国作者至少贡献了2.448亿人民币。若再加上那些不被SCI数据库检索但被EI检索的论文，以及完全没有被检索的OA期刊论文，版面费用可能还要增加很多。
太平洋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秦良曾收到过OA期刊的邮件邀请函，但他一般都会忽略这些邀请。赵秦良告诉人民网记者，作为科研工作者，完成任何一个课题到最后文章送审需要大量经费及人力。评审员评审文章也应该是科研人员作为志愿者服务于整个科研界应尽的义务。由读者或其在职单位购买杂志社的服务，这是现领域一直使用的模式，也是大家普遍习惯的模式。
但也有观点认为开放存取模式并非一本万利。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一些国外期刊的编委和审稿编辑确实是义务的，但期刊仍然需要向高级编辑、高级顾问、副主编、主编支付津贴。此外开放存取期刊来稿很多，后台需要一批工作人员来受理，这也是一笔很大的人工开支。
另外，OA期刊拉低学术论文发表门槛的观点不断出现，论文质量良莠不齐也成为常被质疑的问题。赵秦良说，如果一个期刊需要交钱才能接受发表科研文章，我会转投一直用的无需缴费的期刊，同时也会认为需要交费的期刊不那么可靠，无形中会认为这个期刊的门槛低，文章质量差。
《自然》曾于2008年刊登了一篇争议性文章，称开放存取先锋公共科学图书馆达到收支相抵的手段是，在其旗下期刊《PloS综合》上发表了大量低质量的论文。2012年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也曾对国内一些研究人员在Nature Communication期刊上灌水提出过批评。
OA期刊是否由此沦为罔顾论文质量的“敛财工具”？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牛登科并不认同，他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直言：“在中国90%以上的科研人员眼里，在Nature Communication上投稿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把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视为洋奴或者没用的废物，那是否该先开除掉90%以上的科研人员，然后再禁掉开放存取期刊？”
牛登科所在的实验室去年投向Scientific Reports的论文就被退回。他表示：“这些出版商、收费期刊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只为敛财来稿不拒的现象不可能存在。”
“OA期刊这几年发展确实过快，出现了很多‘圈钱’期刊，但是不能够一竿子打死。”喻海良说，这种现象主要是对学术论文数量的盲目要求造成。某些大学硕士生发表论文是毕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论文”而“论文”的情况发生了。传统高水平期刊发表不了，高水平OA期刊也发表不了，就找一些不入流的OA期刊。久而久之，OA期刊的名声就差了。其实，好期刊依然是好期刊，只是差期刊越来越多，论文数量越来越多而已。
尽管中国学术界在OA期刊上所花费的资金并非小数目，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认为，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OA期刊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在OA期刊上发表论文要付费，其他国家学者一样也要付费。美国肯定是全世界向OA期刊付费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大趋势面前，我们不能单纯因此而愤愤不平。”
下一页 但“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其实，2013年一场“钓鱼论文”事件就曾经引起热议：美国生物学家约翰·博安农炮制了一篇“只要有高中化学基础的人都能看出其中错误”的论文，投给304家开放存取的期刊，几个月后，有157家OA期刊通过了该论文，表示只要支付版面费就可以发表。这些“中枪”的期刊中，有60%完全没对该论文进行同行评审，其中不乏一些来自美国和印度的大牌出版社。
304家OA期刊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通过了“钓鱼论文”。
这一结果经过《科学》杂志披露后，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重视。在当时开放存取期刊还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中国，就有人将开放存取期刊就等同于垃圾期刊。
不过，位于伦敦的“开放存取学术出版协会”认为，尽管它能揭示一些问题，但容易被人误读，因为博安农所投稿的期刊并非随机选择，甚至很大一部分来自“问题出版商”黑名单。
挪威特罗姆斯大学的库尔特·赖斯在媒体上撰文说，《科学》杂志认为“钓鱼”事件揭示开放存取期刊的弱点，但原因并不是《科学》杂志所认为的论文免费获取，而是同行评审体系崩溃。
在论文质量控制方面，OA期刊与传统期刊有类似之处，但不一定都采用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议是学术刊物普遍采取的论文评审制度。一般由出版方邀请论文所涉领域的专家评价论文质量，提出评审修改意见。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是否刊发。
博安农表示，开放存取期刊从理想化的起步到今天已发展成全球性产业。可惜多数期刊运作不透明，刊物编辑的身份、地点与出版商的财务情况通常特意掩饰。他援引有关科学家与出版商的话说，每个人都同意开放存取期刊是件好事，但问题是相当大一部分开放存取期刊接受的论文没有经过同行评议。
作为数个OA期刊的编委，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生物科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杭渤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则认为评审与传统期刊不存在太大差别。“编委一旦接受一篇投稿，便寻找两至三个评审，最后汇整意见作出是否录用的决定。在质控方面各OA期刊或所属出版公司有所不同，但还是严格的。”他认为，一个期刊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论文的质量。至于出版时间，OA期刊并不比传统期刊快，有时甚至更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编委的主观能动性，如及时找到评审、及时做决定等。
自称“开放存取倡导者”的中国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科技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应宽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同行评审虽然会因为人的主观性和专业水准而产生偏颇，甚至连著名英国《自然》杂志也不能避免这个问题，但学术界存在着自然选择，比如被一家期刊拒了的文章可能因为被另一家期刊接受而公布于众，接受学界的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同行评审主观性的缺陷。他也同时指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评审专家的态度。
王应宽曾撰写了一篇题为《谁说开放存取期刊不注重质量》的文章，他指出，因为有时没有履行必要的同行评审，导致垃圾文章发表流入学术圈，危害学术研究，这笔账不应该记在开放存取的头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同行评审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病，比如差的专家有可能“打压”同行，但却是监督和保障论文质量的必要步骤。“关键还是要看评审专家的水平和良心。”他说。
“一般常见舆论都认为开放存取期刊是未来期刊的发展，如果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等方面，与传统期刊相比较还具有一定的优势。现在冒出许多假期刊，打着开放存取的旗号，败坏开放存取的名声，这可能是开放存取的发起者们始料未及的。”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诸平曾在科学网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应该抵制的是假期刊而非开放存取，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上一页下一页 中国不应自绝于学术开放进程OA期刊在过去数年间取得的“跨越”式发展，似乎谁都想从里面分得一杯羹。“但一些无德出版商忽视学术规范，随意发表任何交足费用的论文，负责任的同行已经列举了出了无良出版社名单。”牛登科表示。
2009年开始，美国知名教授Jeffrey Beall涉足学术开放存取出版的问题研究，近年来不断更新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社的黑名单，提醒作者谨慎投稿和参与编辑或编委。2013年10月14日更新的黑名单包括439家期刊/出版社。
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社黑名单。
OA期刊的发展速度，并没有因为质疑声音的产生而减慢。来自Web of Science中的全球作者的发文情况表明，2015年全球共发文1,957,360篇，其中OA期刊发文234,089篇，占总发文量的12%，较2014年的10.5%有所增加。
“OA期刊的发展是大江东流，无法阻挡的。完全不接受它或者忽视它，肯定是不行的。”喻海良估计，再过20年，OA期刊所占的份额可能会超过50%。
牛登科也看好OA期刊的发展前景，“‘灌水’期刊不可能在学术界建立威望，不可能通过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过滤机制，如SCI的期刊筛选，而中国科研人员非常看重投稿期刊是否被SCI收录。今后估计随着开放存取的普及，SCI等期刊评价体系作用会进一步加强。”
在OA期刊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庞大，而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可忽视。喻海良曾无意中发现两个不是很有名的期刊，中国作者发文居然均超过1000篇，于是整理出10个中国作者发文超过60%的国外OA期刊。
中国作者发文超过60%的国外OA期刊。
他举例，“《Advanced Science Letters》和《Materials Research Innovations》这两个期刊曾经大肆在中国淘金。ASL这个期刊在2011年被SCI收录671篇论文，其中491篇为中国作者发表；MRI在2015年上半年被SCI收录566篇论文，其中491篇为中国作者发表。中国作者贡献率分别为73%和86%。最终的结局是这两个期刊被SCI数据库剔除。”
“再看上面整理的这10个期刊，现在中国作者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有好几个已经超过70%。如果再不认真对待这个现象，这些期刊可能会倒霉了，彻底从SCI数据库中剔除出局，”喻海良表示。
杭渤认为，国内向国外这些OA期刊大量投稿，一方面是因为其广大英文读者群、国内科技水平提高、与国际同行接轨、在国内不需要订阅相应的期刊等；二是因为国内对影响因子的片面追求或规定而造成的。在国内杂志没有或具很低影响因子的情况下，大家都投稿于国外那些名声不错、影响力或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尤其是OA类，而不太会考虑版面费；最后一点是近年来国外OA期刊数量的快速增加。
谈到国内OA期刊的发展，武夷山指出，目前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OA期刊，虽然某些纸质期刊也把内容全部放到网上去供读者免费阅读，但“纯粹”的OA期刊应该是只出电子版，而不出纸版，两者都出则成本太高了。问题在于，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刊号太难审批了，经审批的纯电子版期刊迄今很少。
2014年，中国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类似欧美的强制性OA政策，这是中国开放存取发展的里程碑。中科院的CAS IRGrid 和自然科学基金委新近上线的机构库也是颇为令人瞩目的OA实践。
“美国作者发表的开源期刊，基本上都是国际知名主流开源期刊，这毋庸置疑值得我们反思。《PLOS ONE》《Scientific Reports》是世界主流开源综合期刊，《Optics Express》《Nucleic Acids Research》《Cell Reports》《eLife》都是各自专业领域内一流期刊，而中国则有大量质量一般的OA期刊。”喻海良表示。
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数字未来研究所研究员任翔认为，中国学界、出版业、政府和公众达成广泛共识尚需时日，在实践中大规模实现OA仍不乏阻力。中国学术出版界需要了解欧美OA的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学术出版体系。
哲学泰斗冯友兰曾提出“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这一说法，为日后学术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也包含着中国学术国际化的多重境界。而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学术开放性，不断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普及和进步，中国也不应自绝于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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