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书评周刊]在英美，贫困社区为什么在愤怒中转向？

“身份政治”是近年来英美左翼运动的关键词，不管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还是“Metoo”运动，关注女性、“有色人种”等权益成为了英美左翼运动的主流，并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但是，就如许多左翼人士看到的那样，原先拥护英美左翼的贫困社区，却成为了这轮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基本盘。为何英美的贫困社区会由左转右？“身份政治”是否让英美的左翼运动中产阶级化？

戴伦·麦加维成长于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南部的贫困社区，他身兼作家、艺人、专栏作者多重角色。戴伦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苏格兰频道的八个节目中登场，以成长于贫困社区的经验，探讨反社会行为和贫困问题的根本成因。他的首部著作《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获得了2018年的“奥威尔奖”。在这本书里，他以随笔闲谈的方式，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带领读者一同走入英国下层阶级民众的生活，直击他们的困境与心声。他指出，“身份政治”的中产阶级化，是贫困社区脱离左翼运动的成因。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一书。

原作者 | [英]戴伦·麦加维

摘编 | 徐悦东

《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英]戴伦·麦加维，曹聿非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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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让英美左翼中产阶级化？

传统的左翼自视为贫困社区最合适的代表，但随着政治光谱的进一步分裂，以及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左翼正在被大批贫困社区所抛弃。张扬的右翼人物讲着已被抛弃的阶级斗争话语，残酷无情地利用着这个机会。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曾经是左翼的一大优势领域。

这类思想运用了一些自美国引进的标签，“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便是其中之一，它描述了基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之上的歧视，以及宗教、残疾等因素是如何对个人和群体产生影响的，属于“社会公正”体系的诸多理论之一。社会公正应当是阶级政治进化和多元化的体现，它的范畴应当超越社会阶级，将种族、性别等方方面面都涵盖在内。但是，随着交叉性理论地位的提升，人们抛弃了阶级分析那一套。相较于另一种覆盖更广大人群的阶级政治，身份政治之类的社会公正理论实则是对传统阶级分析的“中产阶级化”。

在2016年12月的《美丽喀里多尼亚》（Bella Caledonia）杂志上，活动家亨利·贝尔（Henry Bell）撰文对交叉性理论表示了支持。在简短的论辩文章《为身份政治辩护》（In Defence of Identity Politics）中，贝尔指出，赋予“阶级斗争”高于其他理论的特殊地位，会掩盖破坏了社会平等的“压迫亚文化”，并使其得以长久存在；身份政治并不完美，但它却能为广泛对话的形成创造出最有利的机遇。贝尔写道：

一个多世纪以来，左翼坚持认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相比，阶级斗争都更为重要，而且，阶级斗争的终结也将导致其他管控体制的终结。左翼的这种观点疏离了大多数人。它也是一个谎言，在我们的运动中维系着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承认这种特权地位和我们采取的压迫行为，我们就无法将其推翻。

问题在于，贝尔摆在交叉性理论的批评者面前的，是一种虚假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回归20世纪阶级政治的男权制度流毒。是的，那些压迫确实存在，和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阶级政治在传统上也是由白人男性主宰的。但是，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某种行动主义的同义词，政治光谱上的各个派别当中，都有许多人认为，这种行动主义狭隘苛刻，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我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我们先来看看身份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批评文化”（Call-Out Culture）。这里的“批评”，指的是对某些人的公开谴责，而且通常在网络上进行。有时候，伴随着这种批评一同实施的还有“平台封杀”（No-Platforming），也就是向某个组织和机构施压，要求它们不得为特定的个人提供公开发言的机会。这些做法引发了不少争议，而且很可能会与它们原本追求的事业背道而驰。居住在多伦多的作家阿萨姆·艾哈迈德（Asam Ahmed）在《浅论“批评文化”》（A Note on Call-out Culture）一文中强调了这些问题，该文发表于2015年3月的《荆棘地》（Briarpatch）杂志。艾哈迈德写道：

在批评文化中，在进步社群对边界的守卫和界定方式中，一种温和的极权主义暗流正在涌动，这样说并不夸张。它们的边界标准多半是通过对恰当的语言和术语的运用而构建起来的——这些语言和术语永远都在变动，让人几乎无所适从。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谁能保证永不犯错。如果有人精通那些语言，熟知那些解释之道，学会了运用那种语言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又会怎么样呢？面对用反对压迫的语言为压迫行为辩解的专家，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为压迫行为负责呢？在进步圈子里，这种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任性弄权的行为。

行动主义社群，尤其是那些在大学校园中发展的群体，经常把对身份政治的批评与对压迫和不平等的否认混为一谈。身份政治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应对之道的核心特征是，它主要依靠受害者和少数群体的叙事作为文化上的动力，作为推进政治议程的特洛伊木马。这种运动自称代表了少数群体和受害者的立场，对这种形式的行动主义的任何质疑都可能被扭曲成对这两个群体的攻讦。讨论的中断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戴伦·麦加维。

在《为什么这个激进左翼分子对左翼文化大失所望》（Why This Radical Leftist is Disillusioned by Leftist Culture）一文中，贝利·莱蒙（Bailey Lemon）从女性左翼分子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莱蒙写道：

我受够了派系集团、等级制度和他人的监督，也受够了自称朋友或同志的那些人之间的权力失衡。在行动分子的圈子里，任何形式的分歧或异见都会引发纷争，有时候还会导致某些人被组织放弃，组织认为他们“不安全”，要对他们进行公开的羞辱和诽谤，这样的事实让我感到疲惫和悲伤。让人反感的是，我们声称要建设新世界、新社会，要以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如果有人犯了错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们根本不会得到辩解的机会，因为冲突的解决流程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其中缺少了解事实的意愿。事实上，在如今的行动分子圈子里，如果有人真的见到了什么既定流程，那他实在是相当幸运。每个人都处在社交压力之下，不论他们在特定形势下遭遇了什么，都必须去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这不是自由。这不是社会公正。这毫无“进步”和“激进”可言。

有些人相信，身份政治是实现广泛讨论的唯一方式，他们几乎从不提及身份政治较为负面的影响。相反，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们往往会把批评指向那些心怀不满、情绪激动、厌恶女性的白人男性，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特权受到限制。这种做法忽视了交叉性理论号称要赋权的无数女性、有色族裔、酷儿、男同性恋和跨性别者。那些人在展开任何一种分析的时候，都以特权审查开始，异见者的观点在发表之前就被标作无效。在这个领域中，毫无根据的过度简化不但受到鼓励，而且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做法。他们丝毫不考虑阶级划分的问题，把社会问题统一归咎于“白人异性恋男士”，将他们看作权力和特权的化身。

如果交叉性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那么我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互动机制——包括少数群体之间歧视、偏见和辱骂的“交叉”。LGBT社群内的种族主义、非裔美国人的恐同情绪、女性主义社群中关于跨性别者的争议、穆斯林社群对女性的压制、女同性恋之间的家暴和对儿童的忽视与虐待，这些问题都是不能承认的忌讳。除了白人男性的特权地位之外，交叉性应当还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精英大学中的那些富裕学生，他们试图掌控我们其他人思考和讨论自身经历的方式，他们一面把我们排除于对话之外，一面声称是在为我们发声。相反，如果有人指出其中的矛盾和反常，活动家们就会为了打消批评、回避讨论，摆出一堆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诋毁中伤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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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

只不过是看待世界的窗口之一

活动家们会说，言语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将特权赋予自身，而且，不管是什么活动，只要他们觉得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就都会去参加。恐吓、骚扰和肉体暴力被看作英勇的“发力”。每一种互动都要透过交叉性的眼镜来观察，因此，每一种互动都会被当成权力机制的体现。这些活动家处于社交媒体风暴所带来的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之中，往往毫不理会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二手信息和社交媒体上的流言去破坏他人的名誉，让他人丢掉工作。说到底，在要求其他所有人负责的同时，这种文化本身却不对任何人负责。

这些活动家间接利用了受害者的痛苦经历，把它用作政治上的大棒，敲打自己的对手。与此同时，在他们口中，一切质疑都是让受害者遭受二次伤害的潜在危险。交叉性的力量正由此而来，但是，被这种话语所疏远，被它压制和剥夺了权力的人，和被它所激励的人同样多。在理解不同个体和群体不同经历的复杂性上，交叉性无疑相当成功。但在开放的讨论中，作为融合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实用工具，它却毫无成效。交叉性旨在为诸多被边缘化的弱势社群赋权，但那些社群也许并不理解这个术语，不敢大声发言和提问，而且担心因为说错话而遭到谴责和排斥。假如他们真的大声发出了批评，活动家们就会将他们的观点弃之不顾，认为那些想法只不过是由压迫者不断延续，又被他们内化于心的文化谎言。

活动家们声称，对少数群体的压迫和边缘化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特权群体并不了解，他们的话语和行为对社会排斥起到了怎样的强化作用。同样是这些活动家们，似乎又并不了解他们在文化上的封闭话语是怎样与底层阶级“交叉”的。在很多人看来，“工人阶级”已经成了“白人男性”的同义词，因此，他们可以更加轻松地甩开“阶级”这个话题——在近期极右势力兴起的背景下尤其如此。来自底层阶级的白人男性大多是社会排斥和欺侮行为的受害者，结果却成了有特权的学生的替罪羊。

更不幸的是，活动家们还占据着道德高地，因为他们自称，人民的生活经历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但这仅限于他们所认可的小圈子内部，如果你处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观点和他们相异，你的感受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你会变成嘲讽的对象，只有在事后，他们才会想起，你是欺侮、精神创伤和压迫的受害者。身份政治以这种恶意、武器化和排斥交流的形式表现出来，选择性地强调对自身有利的叙事，与此同时又在贬损——或妖魔化——不能发挥这种作用的经历。

从交叉性理论的拥护者口中，我们听到了“资本主义带来了压迫和特权”这样的话，听到了他们说，身份政治是最有效、最彻底的反抗机制。但相反，在这种对社会公正的大力呼吁背后，是美国企业界的全力支持。假如身份政治被精英阶层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它就不会如此顺利地渗透到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事实上，美国喜剧中心频道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等国际品牌，还有我们自己的BBC，如今经常讲着有关交叉性的“大学校园式”话语，帮助身份政治在文化上占据先机的，恰恰是它声称要挑战的那些群体。

《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剧照。

百事、通用电气、辉瑞、微软、苹果之类的跨国公司正在运用它们的影响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形成，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我们却要问一问：它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当前这种形态的交叉性没有去挑战特权，而是造成了社会的“原子化”，让社会分裂成互相竞争的政治派系，破坏了真正让有权有势的人惧怕的东西——组织有序、受过良好教育、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

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身份政治选择了那些社会流动性最强的人，那些最有能力、参与意愿最高的人。由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的角色越发凸显，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变得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人群，仍然以中产阶级女性、LGBT社群中的中产阶级成员和中产阶级有色人种为主。各个政党往往会通过展示少数族裔成员的职位来标榜自身的进步，但它们却不太愿意承认，其中哪些人是私立学校校友。随着身份政治成为社会流动性更强的人全方位主宰公共生活的又一工具，阶级问题被掩盖在进步的表象之下。

虽然问题突出，但交叉性从未远去，而且发挥着很大作用，对那些因为面临重重障碍而难于参与政治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交叉性所推崇的理念和理论——特权、安全空间、触发警告、煤气灯操纵——尽管有些夸张，但往往有助于帮助遭受欺侮和压迫的人们建立自己的话语和提升自信，从而准确地描述他们的个人经历。交叉性可以帮助人们在政治方面迈出十分重要的第一步，但却不该被当作所有问题的答案。和阶级一样，交叉性只不过是看待世界的窗口之一。它无法解释所有事物，我们也应该防止年轻的活动家们形成这样的想法。

左翼领袖们应当更加勤勉地工作，不光要拓宽我们的讨论，接受观点的多样性，而且要让交叉性与阶级政治和谐共存，发挥协同作用。它们必须得到同样的重视，否则就会彼此排斥。

作为为人民赋权的最新工具，“交叉性”无疑是善意的，但却有可能变成另一种由特权群体主导的对话，言称包容，实际上却十分排外，伤害了他们声称所要代表的那些人。如果贫困社区居民的思想、话语和行动被某种形式的政治当成一种弊病，很难想象他们会对这种政治感到兴奋。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原作者：[英]戴伦·麦加维；摘编：徐悦东；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李铭。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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