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畅雷说文化]新体制下的海洋新帝国：“公司”是怎么来的？

不过，西班牙人还是比较克制，他们像荷兰人一样，意识到英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所以干脆也签订个条约，划定双方势力范围。1884年，双方签订了条约，西班牙人承认沙巴地区属于英国，而英国则不再向东边扩张，保证西班牙人对整个菲律宾南部地区的控制。但在十几年后的1898年，整个西班牙人控制的菲律宾就被美国通过一场战争全部夺去了。

就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站稳了脚跟，与之前的霸主们都划定了界线，和平共处。为了与荷兰的印尼殖民地区分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着重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尤其是印度，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统治中心。

第一个建立的贸易点，是在在1608年，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的苏拉特。之后，在孟加拉湾地区又设立了一个据点。初期的这些活动已经让东印度公司获利非常大，所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给公司颁发的许可证就不再设期限，可以无限期地在亚洲进行垄断贸易。

在此之前，印度海岸地区主要是由葡萄牙人垄断，但主要是在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而且这些葡萄牙人独断专横、处处传教，早就让这里的莫卧儿王朝看不顺眼了，莫卧儿皇帝很希望通过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对抗。

英国人也意识到，如果能以印度作为据点，会比之前那些在亚洲海岸地区为据点的殖民者更稳固。所以，他们恳请英国国王出面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詹姆士一世也很支持自家公司，立即派遣使者拜访了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皇帝准许英国人在苏拉特等地区设立商站，作为回报，公司向皇帝供应欧洲商品。

有了政治保障和莫卧儿皇室的保护，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在印度大规模发展。它在苏拉特、金奈、孟买、加尔各答都建立了商站，基本上占据了印度各个方向的主要港口。在这些港口，英国人还建造了坚实的堡垒用以防御。公司经营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棉花、靛青、硝石等等，都是印度及其内陆周边地区的特产。虽然不能向东越过马六甲，毕竟那还是荷兰的地盘，但是依靠印度这个沟通南北和东西的大国，公司基本上能够获得亚洲的大部分商品，除了印尼的香料。

1670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统治、铸造货币、拥有军队、签订条约，以及在统治区发起战争和司法的特权。有了国家的全力支持，东印度公司更是全力以赴地在亚洲扩展业务，壮大势力，尤其积极涉足中国贸易。

但是这个贸易又总是赚不了钱，英国总要进口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却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产品。公司就想到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呢，是在印度栽种茶叶，这就是红茶；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印度栽种鸦片，然后卖到中国去，好打破贸易逆差。而这个鸦片所带来的19-20世纪的中国，就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故事了。

回到印度，莫卧儿皇帝帮助了英国人，虽然初衷是为了对抗葡萄牙人，但没想到这是养虎为患，等到18世纪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不断索要地盘，最终把整个印度都吞了下去，莫卧儿帝国宣告灭亡。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都急速上升，在欧洲与荷兰、法国斗争，成为欧洲霸主；而在亚洲，则以印度为中心，建立了世界霸主地位。七年战争中，英国失去了美洲，只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亚洲，从此也进入到了所谓的“第二帝国”时期，它的重心也从西半球转移到了东半球，从新大陆回到了旧大陆，而亚洲就是它的霸权的基础。

海外华人的「公司」

说完世界史上这两家大名鼎鼎的公司，我们也不妨介绍一下华人所拥有的公司了。什么？难道华人当年在这片海域也有一家带着部队，非常厉害的大公司吗？对，你没听错，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头认识一下「公司」这个中文词汇。

虽然有各种附会的传说把它的历史推得十分久远，但「公司」这个名词最早还是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一份地方官上奏的报告，说是在厦门扣押了两艘台湾「明郑」政权的大船，里面有「公司货物」若干，也就是郑家集团旗下的商货。

由此可见，「公司」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跟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一带活动的华人相关。而在那个年代，南洋华人所理解的公司，其性质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都跟我们今天一般人对公司这种商业机构的认识很不同。在那个年代，南洋华人所说的公司，虽然也有一帮人合伙开办的事业的意思，但它的应用场景却非常复杂。

比如说同乡会和宗亲会，由于是来自同一个乡下的乡亲，又或者是同一个宗族的亲人共同组成，所以这种机构也叫做公司。例如今天槟城的名胜景点「邱公司」，便是来自福建邱姓一家的宗祠。

它也可以是一种秘密会社，而且多半都跟「天地会」相关，例如新马一带非常著名的「海山公司」和「义兴公司」。在欧洲殖民者眼中，这种会收取保护费，经营各种灰色事业，又武装强大的团体，无异于半地下组织，所以后来的当地华人又管他们叫「私会党」，他们甚至还是今天海外一些华人黑社会的雏形或前身。

除此之外，公司又可以是同业公会，例如开采锡矿的工人，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可能就会组成公司来照顾彼此。当然了，这都只是概念。在现实当中，这几类公司的区别往往不是那么鲜明，常常有一些成员多样，业务重叠的情况，难怪明郑政权也被清政府当做一家特大型的公司。但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是华人离乡背景，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需要相互团结，彼此照应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他们会周济孤苦，协办红白二事，还会把死去成员的遗物运回老乡。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共同投资某项事业，经营汇款回乡，以及老家与殖民地之间的货物贸易。后来英国人的各种洋行，甚至汇丰银行，之所以能在中国拓展事业，也是基于这种华人公司的网络基础。

中国东南地区的老百姓移民海外，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大盛还是清朝之后的事情。欧洲殖民者吸引他们过来东南亚开垦拓殖，这是一股拉力。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推动力。

我们知道在清代，从顺治到道光这短短百多年之间，人口忽然增加了好几倍，从7,000万成长到3亿多，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暴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第一季节目介绍过的，从美洲间接引入的红薯和玉米的功劳了。这些作物容易耕种，收成周期较短，热量又高，普及开来之后，能够养活的人自然也比从前多。

同样大小的土地，人口多了不少，难怪清朝中叶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从湖广地区前往四川的移民，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填川」；从河北和山东等地流动到东北，叫做「闯关东」。而从福建和广东出海南下，那就是「下南洋」了。闽南和粤东「下南洋」成风，是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平地少，好开垦的面积本就有限，而前往内陆其他地方的交通又不便，再加上这个区域原有的出海传统，于是往海外移民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这也很有意思，当初因为欧洲人的海外拓展，使中国得到了一种新食粮；由于这种食粮的效能，又间接推动了华人投入欧洲在亚洲殖民地的开发。一开始，出海可能还是迫于无奈，既要养活自己，也要设法以海外收入周济家乡。但久经时日，下南洋就成了一种很寻常的生活选择，甚至生存策略。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魏斐德，用「海洋利益」的概念来总结情况。

他说：「源自于土地稀缺与民众智慧的结合。为了应对人稠地狭现实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生存策略：他们透过种植经济作物，手工制作或佣工取酬，获得农业之外的补充性收入；他们以商助农；利用海上贸易之便，将商业与劳务扩展到移民能够有效利用的地区。」 也就是说，海外侨居地也是这些人的生存空间，并与原乡结成一道稳定的迁移链条。现在闽北福清等地，跟北美之间的关系，大概也可以这么看待。

因此下南洋的人不再只是一些穷苦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家境不坏，志在四方的人，例如最近几十年成为传说的罗芳伯。

罗芳伯是乾隆年间广东嘉庆的客家人，因为乡试落第，就跟一帮亲友渡海到了加里曼丹的东万律，在当地教书，另外，如果你在深圳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出租车司机是湖南人。这些人也多半是因为同乡亲友之间的介绍入行的。其实当年南洋移民也是如此，来自同一个籍贯的人，多半都会聚居在同一个城镇，甚至从事同一种行业。

罗芳伯所在的社群，就以客家移民为主流，而且都在矿场工作。本来就习惯在山区开荒采矿的客家人，到了南洋还是矿场的主力。罗芳伯虽然是个教书先生，可一点也不文弱，反而有勇有谋，曾率领乡亲参与大规模械斗，屡建奇功，于是就被公认为地方领袖，最后更和其他头目在1777年共同创建了一个同乡兼同业公会，叫做「兰芳公司」。

你如果在网上搜查，可能会发现有不少文章把这家公司称作「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比美国晚一年建国，而罗芳伯则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大总统。这种讲法多半源自于香港史学家罗香林的《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听来非常刺激，但经不起推敲。

实际上，这是一间典型的海外华人公司，只不过特别大型，拥有自己的税收，自己的司法制度，当然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统御一方。而那套所谓「大总制」，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民主色彩，但其实就跟很多公司一样，每一任的头目都由大家公推，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宪政下的总统制，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而且自从罗芳伯死后，「兰芳公司」后来的领袖，还要在荷兰人那里得到一种叫做「甲太」的头衔。「甲太」就像今天仍在马来西亚颁授的「甲必丹」，但在荷兰人眼里，地位要比一般甲必丹高。

所谓甲必丹，是自从葡萄牙以来，欧洲殖民者授予当地人和华人社群领袖的一种身份，意思就跟英文中的「Captain」差不多。我们上一集讲过的李旦号称「中国队长」，其实严格来讲就是「中国人的甲必丹」的意思。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个阶段，一方面是出于欧洲政治观念和殖民地管理制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华人社群日益庞大，以前那种欧洲殖民者发动的屠杀华人事件已经很少见了。反过来，殖民者还要跟这些林林种种的华人公司打交道，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压制。而一些比较壮大的华人公司，还会参与南洋一些苏丹王国之间的战争，彼此血斗。

在那个现代国家机器仍未完全成型的年代，欧洲殖民者的力量固然庞大，但苏丹王国的权威还在，而以公司为核心的华人社群又享有一定自治空间，三者互相制衡利用，形成了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而像罗芳伯这等人物，其实后来也有不少，例如创建吉隆坡城的客家人叶亚来，就是十九世纪马来半岛上的一方豪强，吉隆坡如今还有一条马路以他命名。

总结

虽然这些华人公司曾经如此繁盛，但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始终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持，所以这批海外华商又被称作「没有帝国的商人」。

尽管没有帝国撑腰，他们却成就了欧洲人的海洋帝国，并且透过与大陆上清帝国的联系，促成了史上空前的贸易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