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熟了]「到底怎样你才愿意生？！」来看看各国如何大力催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的平均生育率已跌至每个适龄女性1.3个新生儿，远低于联合国推荐的2.1个基准线。

在人口结构加速老化的情势所逼之下，提高生育率仿佛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普通女性，生育三个孩子是可能的吗？

从孩子诞生前的产假分配，到孩子出生后的职场回归，再到更长远的育儿成本，这些问题对于当今年轻人而言，不只关乎生育，更是直逼生存。

到底怎样的配套政策支持才能够真正达到鼓励生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世界其它地区的范例中一窥究竟：

日本是全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的国家之一，2019年的生育率在1.36胎左右，半个世纪以来生育率一直在持续下滑，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在六十岁以上。

1960至今日本的生育率变化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尝试过各种办法：

日本法律要求雇佣者缩短三岁以下儿童父母的工作时长，不能有强制加班，并且要提供更弹性的工作周期。

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最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之一。

自2019年10月起，日本各类形托儿所已经对所有3-5岁儿童的家庭，以及0-5岁儿童的低收入家庭免费开放。这样父母就能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免费解决孩子的看护问题。但托儿所设施在日本是稀缺资源，新政策也使托儿所更加供不应求，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一席之地要早早地进入等候名单排队。

2020年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还表示，他会考虑将治疗不孕不育的辅助生殖技术（ART）列为医疗保险的一部分。

除了提供育儿支持、降低育儿成本，日本政府为了提高生育率也是五十年如一日地鼓励更多女性结婚、组建家庭。

然而七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不婚或晚婚，这也成为了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也因此，所谓的「催婚」、「催生」剧在日本层出不穷。像《不结婚》《我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想》《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等等，常常在戳中年轻人痛点的基础上，编织着对于婚姻和家庭的遐想。

但影视作品的美好愿景往往与现实有所偏差。譬如《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小夫妻对于家务和育儿责任平均分配的情况，在日本仍处于少数。

近年来，虽然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工作的百分比持续攀升，但对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仍然根深蒂固。单是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日本孕龄女性就比同龄男性高出八倍。

与日本相似，韩国的生育率也已经下滑了近三十年。

但2020年，韩国0.84的生育率降到了全世界最低，韩国总人口也在建国以来第一次收缩。

1960至今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大部分导致日本生育率下滑的原因也适用于韩国：经济转型，生活成本上升，传统性别角色固化，等等。

但比起日本，韩国更为显著的一点是教育成本过高，尤其是在近乎半数韩国人口集中居住的首尔。

「学院（）」——韩国的课后辅导班——已经成为教育的必要一环。位于江南富人区的大峙洞作为韩国最负盛名的学院集中营，如今也成了游客来到首尔观光的打卡地。

首尔大峙洞的学院招牌

2018年的韩剧《Sky Castle》近乎写实地呈现了韩国中产家庭的教育生态，也因为精准戳中痛点而成为年度热剧。

在这种情况下，被挤压的不止是孩子的时间，更是父母的荷包。因此父母往往更愿意将资源集中投入在独生子女身上，以求在首尔超负荷的竞争压力下获得一线生机。

如果首尔是韩国超低生育率的典型，那么与首尔相邻的世宗特别自治市则展现了新的可能性。

世宗市成立于2012年，分担了首尔一部分的行政功能。2020年世宗市的生育率为1.28，是首尔的近两倍。

世宗市高生育率的背后有两大主因：

一是世宗市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教育资源更为充足，也更多地在年轻父母可承担的范围内。首尔公立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私立幼儿园的平均学费每年超过一万，小学的平均学费将近四万。但在世宗市，许多高质量的公立学校都对市民免费开放，大大减轻了教育压力。

二是世宗市居民整体较高的经济水平。作为行政迁都的一部分，世宗市大多数的新居民都是薪资和福利有稳定保障的公务员。这种自我筛选意味着世宗市多数居民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处在平均水平线以上，进一步证明了只有在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年轻人才会有余裕考虑生育。

虽然近几十年东亚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但在更早之前，欧洲已经在为扭转低生育率而努力。

时至今日，这些努力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2019年欧盟各国出生率分布

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德国生育率一直在高速下滑。直到2005年安吉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赢得大选，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性首相。

梅克尔本人在成为政客之前是一位量子化学家，也有过两次婚姻经历，她深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生育决定上会有哪些考量：

梅克尔修订了育儿相关的福利保障，并加大了对婴幼儿看护的政府投资力度，为职业女性提供了两全的保障。

在去年因疫情影响，全球生育率断层下降的情况下，德国的生育率仍上涨了0.8%。这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的短时工作（Kurzarbeit）政策。

为了应对疫情，德国允许雇主按照员工实际工作量支付工资，不足原本薪资的部分由政府补偿起码60%，最大程度上减低了裁员率，为国民提供了安全感。因此即便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危机面前，德国人也不会有基本生存的忧患，甚至有了更多时间实施造人计划。

但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并非德国，而是法国。

七十年代后，在欧洲生育率大面积下降的趋势中，法国的生育率一直稳定维持在1.8左右，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率一直稳居欧盟之首。

近几十年也常有日韩代表团前往法国取经，想要复制法国成功的生育政策。其实法国高生育率的背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除了与德国相似的大力度政府经济支持，为育儿提供政策保障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国开放的性别和家庭文化。

在很多其它国家，婚姻和生育往往是绑定的，而女性在婚姻中又常常扮演着牺牲和服从的角色。但在法国，相当一部分家庭不是婚姻关系，或是重组家庭，一父一母白头偕老的剧情相当稀少。

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与其伴侣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tre）终生维持着开放式关系。

2019年，法国有超过61%的新生儿出生在未婚家庭。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女性未婚生育是要交付上千元罚金的。

法国女性之所以愿意在原生家庭之外生育，并非只是文化差异使然。法国的家庭法和婚姻法认可了多种形式的家庭构成。

除传统婚姻形式之外，法国律法还承认另外两种家庭形式：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和同居关系（cohabitation），这两者都比婚姻关系更为自由且有弹性，但同时也缺乏婚姻的一些权益保障。比如伴侣关系中的双方都是不享有继承权和收养权的。伴侣关系相对同居关系更正式，其开始和结束都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认可，而同居关系则不需要。在2013年同性婚姻取得合法地位之前，伴侣关系往往被法国同性恋人用来保障自身的基本权益。

在法国，重组家庭是家常便饭，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大他24岁的妻子布里吉特结合时，就成了布里吉特大儿子的同龄继父。

2019年，法国离婚率达到55%，而在韩国不到2.2%。

离婚所伴随的社会成见与文化耻感往往又都是由女性所承受。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妻子

欧洲除了法国外，生育率稳定较高的北欧国家也都有极为开放的性别文化。

在瑞典，法律规定480天的产假必须在父母之间三七分，父亲的产假不得转让给母亲。

北欧国家也有全欧洲最高的女性雇佣率，冰岛排在第一，瑞典紧随其后。诸如此类的生存保障，自然会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同时，北欧各国对于辅助生殖技术（ART）的立法也最为人性化，普及程度和利用率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每年只有1.7%的美国家庭通过ART进行生育，但有约8%到10%的丹麦新生儿是通过ART来到这个世上的，而瑞典的医保也将ART列为可保险的范畴内。

欧洲各国的例子也能说明，在提高生育率这件事上，更宽泛的性别文化改善往往比短期的生育政策更为有效。

南欧的许多国家，比如意大利，长期受困于低迷的生育率，也曾尝试直接发钱给新生儿父母，但响应者了了。没有宏观的政策保障生育福利和女性权益，意大利到今天依然是欧盟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意大利（深蓝色）六十五岁以上人口%与欧盟平均值（粉色）差距逐年拉大

世界各地的案例似乎都在验证，单纯鼓励生育的政策往往收效甚微。

毕竟生孩子不是一次性的事，家长往往要从生产到育儿一路过关斩将，与此同时在高压的职场与社会中维系一席之地。在加班成为年轻人工作常态、城市生活成本年年上涨、教育资源稀缺的今天，迎接新生儿的喜悦注定要被随之而来的经济重荷不断挤压。

而对于女性而言，只要事业和生育仍然是一道选择题，她们就很可能为了在职场竞争中得以生存而放弃生育。即便在一线城市，仍然常有企业要求女性应聘者在面试时阐明生育计划，更有甚者，会要求女性在入职时签署特殊协议，承诺入职两年内不会怀孕。

另一方面，生育和传统婚姻、家庭形式以及刻板性别角色的绑定，也使得大多数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

长久以来，中国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与育儿责任，她们所付出的身体及情感劳动没有切实的社会经济补偿，她们作为母亲被讴歌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在被这样的既定社会角色所绑架。

因此，要鼓励如今受过高等教育、有职业野心、会独立思考的新女性参与生育，改善她们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是必要的第一步。而整体生育率的提高，也必然要建立在年轻人长期生存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菜乙己

编辑：大沁

监制：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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