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巴勒斯坦工运简史

5月18日，一场大罢工将所有区域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和他们在外流散的同胞。大范围举行的“尊严罢工”让人忆起1936年和1976年巴勒斯坦人为推进民族诉求而举行的两场大罢工。

5月18日巴勒斯坦大罢工的动员海报。大罢工发布的《尊严与希望宣言》被广泛传播。“此刻，我们正在书写一个勇气与自豪的新篇章，我们要在其中说出正义和真理的故事，这些东西，是以色列任何程度的殖民压迫，无论它多么地残忍和野蛮，都无法抹除的……在我们的土地上，真理的故事很简单：真相就是，巴勒斯坦人是一个人群，是一个社会。以色列以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囚禁在孤立的监狱：我们中的一些被关进西岸“奥斯陆监狱”的笼子；一些被关进1948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公民身份的监狱”；一些被残忍的封锁和对“加沙监狱”的持续的、毁灭性的袭击孤立；另一些，则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完全失去了联系。……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个悲剧了。——《尊严与希望宣言》这次罢工挑战了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为了分散和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强调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的重要性——不仅作为以色列政治中的一支力量，也作为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员。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高级后续行动委员会(HFC，High Follow-Up Committee)发起了罢工号召。该委员会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民间领导机构，巴勒斯坦人占以色列人口的20%左右。之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这两个主要政党，以及巴勒斯坦官方都表示支持罢工，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会联合会也支持这次罢工。

5月18日的大罢工挑战了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为分散和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委员会发言人称，5月18日的罢工，是由“以色列针对耶路撒冷、谢赫贾拉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和“对（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公众的袭击，特别是在犹太人、阿拉伯人混住城市的袭击”引发的。以色列议会（Knesset）中三个主要由阿拉伯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Joint List的负责人Ayman Odeh补充说：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挑衅和暴力镇压政策已经失败，他们对我们的斗争的镇压不会成功，也不会使我们偏离自身的道路——这是一场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封锁和攻击的斗争，是争取和平与平等的有条理的、公正的民权斗争。

5月18日的罢工最明显地体现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以及海法、雅法、利达和阿克等巴勒斯坦人口众多的以色列城市中大门紧闭的阿拉伯人店铺。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工人阶级，他们在建筑、卫生、酒店和餐饮部门以及出租车、公交车司机中占比格外高。数百名工人因罢工而被解雇。

以色列建筑工人协会（Israel Builders Association）称，只有150名西岸巴勒斯坦建筑工人前来上班，这场罢工造成的损失估计接近四千万美元。一位参与罢工的起重机操作员说：“如果我们都这样为工人的权利而战，也许我们会有所成就。”然而，大多数在医疗保健部门工作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他们在这一领域尤其重要，构成了17%的医生、24%的护士和47%的药剂师——没有参与罢工。

许多巴勒斯坦人，比如全国阿拉伯市政联盟（National Union of Arab Municipalities）主席穆达尔·尤尼斯(Mudar Younes)，记不起来上一次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发动的罢工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情形。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还要追溯到45年前。

1976土地日

1976年3月30日的土地日(Land Day)大罢工是各地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第一次全国性地集体抵制以色列政策。土地日罢工抗议的是1975年的加利利发展计划（Galilee Development Plan）。该计划的条款没收了大约2000英亩巴勒斯坦的私有土地，将其用作建造全犹太城镇Carmiel和50个较小的犹太定居点，以实现“犹太化加利利”的目标。当天，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了6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示威者，打伤了100多人。

土地日的主要直接后果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政党联盟“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得到巩固。在接下来的15年里，它成为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非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中最受欢迎的政党。

在1976年的土地日，西岸、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都爆发了团结罢工。最终，土地日成为所有巴勒斯坦社群广泛接受的象征，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联系。

2018年的土地日，加沙地带的青年组织发起了“回归大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每周五的示威（而非罢工）持续到了2019年12月。在此期间，以色列部队射杀了18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只有少数人（估计人数在29至47人之间）是武装组织的成员——并导致9200多人受伤。

1936-39年的大罢工和阿拉伯起义

前文起重机操作员有关5月18日罢工的看法表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与劳动人民的阶级诉求之间存在潜在联系。这一潜在联系在1936年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计划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1922年至1948年期间，英国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接管巴勒斯坦）的大罢工中得到了体现。

1936年早些时候的叙利亚大罢工使法国承诺协商叙利亚独立问题，受此启发，1936年4月19日至10月16日，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展开了现代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是1936-39年阿拉伯起义的开端，诉求包括禁止进一步的犹太移民、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建立一个代表阿拉伯大多数、对代表委员会负责的全国政府。

阿拉伯全国委员会（Arab National Committees）在纳布卢斯（Nablus）和雅法（Jaffa）的本地组织发起了罢工呼吁，并马上获得了阿拉伯工人（尤其是雅法的码头工人和汽车司机）、城市商人和激进民族主义青年的强烈支持。

1936年，巴勒斯坦人在英托管巴勒斯坦Abou Ghosh的一次集会中举臂抗议，可能是要投票支持这场将成为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该罢工要求停止犹太人的移民，并要求停止将阿拉伯人的土地转移给犹太人，并且拒绝向英国当局纳税。然而，将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剥削佃农的大地主在内的保守传统名流迅速攫取了罢工运动乃至更广泛的阿拉伯起义的领导权。他们在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Mufti al-Hajj Amin al-Husayni）的领导下成立了阿拉伯高级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而侯赛尼后来与纳粹狼狈为奸。到1936年夏天，农民参与的罢工已发展成农村的武装起义。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战斗。其中一位（前奥斯曼）叙利亚军官法齐·卡瓦基（Fawzi al-Qawuqji）宣称自己是起义的军事指挥官，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众失去了对运动的控制权。

阿明·侯赛尼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与受英国庇护的伊拉克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以及外约旦酋长国的阿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ullah)合谋及时结束大罢工，以便让工人们赶上罢工“领导人”们的柑橘园收成（译注：由于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当时柑橘收购价格飙升）。国王们荒唐地宣称：“我们信赖英国朋友的好意，她已声称会主持公道。”

抵抗皮尔委员会

1937年7月，一个英国皇家委员会提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这将使多达22.5万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转移到外约旦/约旦河东岸。为了反对皮尔委员会的分治计划（Peel Commission plan）以及对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禁令和对其领导人的追捕，农民在夏收后在北部山区重新展开更激烈的游击战。

随着传统名流影响力的降低，这场起义呈现出针对地主与城市精英的社会革命特征。农民游击队对所有债务实行了延期偿付，取消了城市公寓的租金，没收了已逃离国家的富人的房产，以类似公开拍卖的形式、象征性收了些钱出售了它们。

到1938年8月时，农民运动已控制了几个城市。起义领袖们下令，所有巴勒斯坦女性都应该戴头巾，男性则应摘下中产阶级的土耳其毯帽，改为穿戴农民的头饰——阿拉伯头巾（kaffiyeh），这使起义军得以在城市中行动而不被认出，同时也让阿拉伯头巾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国家象征。

英国军队与犹太复国主义民兵联手，残酷镇压了阿拉伯起义，杀死了四千名起义军、打伤了一万五千人，此外还逮捕了超过一万五千人，并将一些著名的领导人驱逐出境。

阿拉法特穿着他标志性的渔网头巾（kaffiyeh）。1938-39年，在小规模内战中，各知名派系党徒开始暗杀他们的竞争对手。阿拉伯司机联盟主席哈桑·西奇·达贾尼(Hasan Sidqi al-Dajani)也在袭击目标之列，他与反对阿明侯赛尼（al-Hajj Amin al-Husayni）的派系结盟，暗杀者很可能是侯赛尼的支持者。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阿拉伯大罢工的机会，在全犹太人的特拉维夫建造了一个新港口，并在海法（Haifa）港口扩张犹太劳动力。大规模镇压、内部纷争、领导缺位和经济混乱，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随后的1948年阿以战争时无法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夺走巴勒斯坦78%土地的行为（即浩劫，Nakba）作出实质性的抵抗。

托管时代的工人罢工

Zachary Lockman在他的托管时期劳工运动中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关系史研究中指出，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为经济利益进行罢工运动）当时面临着双重挑战。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工人总工会”（Histadrut）的主导政治倾向排斥阿拉伯—犹太工人团结。该联盟还拥有一家建筑公司以及许多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行动有关的企业。他们尽可能设法确保犹太工人在各处就业，担心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在工会组织中获得相关经验，他们的政治能力和民族主义意识可能会提升。

其次，民族主义的显要人物试图招揽新生的阿拉伯劳工运动，并将其支持者从阶级意识上引开。

早在1922年，阿拉伯人和犹太工人就联合成立了铁路、邮政和电报工人联盟。但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削弱了他们的团结。1925年，绝大部分阿拉伯工人离开了这些工会，加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Palestine Arab Workers Society,PAWS）。

尽管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和犹太工人还是采取了一些值得一提的联合行动。1931年8月，卡车和公交车司机举行了为期10天的罢工，抗议对汽油和汽车运输征收新税，造成了全国交通瘫痪。

1935年2月，伊拉克石油公司雇佣的数百名阿拉伯和犹太工人在海法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环境。他们的行动鼓舞了巴勒斯坦工业中心海法地区的其他工人，其中包括铁路工人，他们当时有两个工会，一个全由阿拉伯人组成，另一个则以犹太人为主。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则试图利用这次罢工潮来雇佣更多的犹太人，以此破坏阿拉伯人-犹太人团结——正如十年前破坏铁路工人团结时发生的情况。

Even Vesid采石场和石灰窑由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的建筑承包部门和富有的海法阿拉伯商人Tahar Qaraman共同拥有。业主付给阿拉伯工人一天12皮亚斯特，给从事基本相同工作的犹太工人一天25皮亚斯特。1935年4月，阿拉伯工人进行罢工，要求15皮亚斯特日薪、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以及解雇一名被厌憎的工头。以色列工人总工会以雇主身份与罢工对抗，但最终陷入尴尬境地，不得不提高了阿拉伯工人的工资。

Even Vesid罢工凸显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工人阶级团结的局限性。尽管与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只雇佣犹太工人的政策相矛盾，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犹太工人的较高收入实际上都依赖于领取低工资的阿拉伯工人。

到1944年时，雇佣劳动力市场有1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的人数由于战时英国军队的需要而膨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加入或受到了阿拉伯工会和劳工协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Arab Trade Unions and Labor Societies)的影响，后者由巴勒斯坦共产党中持异见的阿拉伯成员于1942年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着约20%组织起来的阿拉伯工人阶级。

由于阿拉伯激进工联主义的发展超出了控制，感受到威胁的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开始与最大的阿拉伯工会联盟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PAWS）展开竞争，争夺英国军营中的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的代表权。1943年5月10日，在没有咨询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领导层的情况下，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组织了一次军营工人的罢工，要求领取此前政府职员获得的生活补贴。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领导层将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的行动看作政治挑战，呼吁阿拉伯工人不要参与罢工，大多数人没有参与。

竞争运动

这次罢工使巴勒斯坦共产党分裂成支持罢工的犹太派和反对罢工的阿拉伯派。后者随后建立了民族解放联盟(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NLL)，它既促进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抗争，也促进了阿拉伯工联主义的发展。1945年，它成立了阿拉伯工人大会(Arab Workers Congress，AWC)，不久便动摇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在阿拉伯工人中的地位。

二战后，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工人的联合行动达到了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民族解放联盟和阿拉伯工人大会区分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社群（尤其是工人），倡导了阿拉伯和犹太工人在经济议题方面的合作。

1945年9月，阿拉伯工人大会和以色列工人总工会联合领导了一场为期7天的罢工，参与者是1300名受雇于特拉维夫郊区的英国军工厂的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他们要求承认其联合委员会、获得生活津贴，以及复职遭不公解雇的工人。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组织了一场联合游行，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高喊：“阿拉伯和犹太工人团结万岁！”这是巴勒斯坦这座主要的犹太城市中非同寻常的一幕。但罢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1945年秋，以色列工人总工会和阿拉伯工人大会组成的的联合委员会通过谈判为巴勒斯坦最大的工业雇主海法联合精炼厂(Haifa’s Consolidated refinery)的 1800名工人赢得了诉求。1946年4月，总工会和工人大会为真空石油公司（Socony Vacuum）工人举行了为期12天的联合罢工。在阿明侯赛尼支持者的施压下，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拒绝加入罢工，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争取到了一些权益。

1947年1月，另一场阿拉伯—犹太人联合罢工在联合精炼厂爆发，它也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领导层的阻挠。同年3月，2500名阿拉伯人（占工人总数的绝大多数）和犹太人在伊拉克石油公司罢工了14天，取得了局部胜利。

二战后最大的阿拉伯-犹太联合工人运动要属1946年4月全国邮政、电报、电话和铁路蓝领、白领工人罢工，这是巴勒斯坦铁路和邮政工人的第一次全面罢工。不久，政府公务员以及公共事业部和港口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总共约有二万三千名工人参加罢工。

无力的英国托管政府不得不对罢工者的许多要求做出让步，包括提高工资、给予生活津贴和提高养老金。无论是以色列工人总工会领导层还是保守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都不愿看到这种犹太人—阿拉伯人团结的体现。

浩劫之后

1948年的阿以战争（浩劫）打散和削弱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工人阶级。居住在西岸的民族解放联盟前成员们建立了约旦共产党，这是它在组织上唯一的延续。

战争结束后，15.6万巴勒斯坦人留在了后来的以色列，其中大部分人在1949年至1966年间由军政府统治。以色列政府严格管控他们在自己的村庄以外的活动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1952年允许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加入以色列工人总工会之前，以色列政府对1948年的战争中勉强幸存下来的阿拉伯工人大会下了禁令。即便如此，许多巴勒斯坦人依旧因此被排除在工会之外、被拒绝给予就业机会。直到1965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才能够作为正式成员在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的选举中投票。

2016年3月7日，在西岸的拉马拉（Ramallah），数千名巴勒斯坦教师抗议要求加薪。1948年战争结束后，外约旦吞并了西岸（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的剩余部分），建立了约旦哈希姆王国，该国统治者禁止罢工。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受到1996年《劳动法》的严格限制。1949年到1967年，埃及管理着加沙地带。在1954年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巩固自身权力后，罢工在埃及实际上成为非法的，同样的限制也适用于加沙地带。1967年后被占领的领土

在以色列凭借1967年阿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又被称作“六日战争”）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后，来自这些区域的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在以色列工作，荒谬的是，他们参与建设的是犹太人定居点。到了1990年，超过10万巴勒斯坦人获得了在以色列的工作许可，还有数万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在以色列工作——他们可能占到了巴勒斯坦雇佣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他们的情况非常不稳定。他们无法加入以色列工人总工会，也没有资格享受大部分社会福利，尽管他们要付工资1%数额的“组织费”，据说这是为了偿还他们从未参与过的集体谈判的费用。许多人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但靠罢工来做出改变是不可能的。

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之前，约旦共产党是唯一试图将西岸工人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但它被认定为非法且能做的有限。20世纪7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四个主要政治派别——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以及共产党——组织了相互竞争的工会集团，并最终导致了1981年的彻底分裂。

此外，民族斗争的优先级高于工会运动，工会领导人决定暂时“冻结”阶级斗争，因为“我们发现以色列占领带来的危险比资本家带来的危险更大”。一些企业主与工会合作解决劳资纠纷，另一些企业主则像“正常”资本家一样，阻挠工人组建和加入工会并分化不同的工会集团。

尽管如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西岸发生了几次针对巴勒斯坦雇主的罢工运动，其中最激烈的是教育工作者的罢工：1981年以色列政府雇佣的巴勒斯坦公立学校教师的百日罢工宣告失败，1986年在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罢工取得了部分成功。后者阻止了大学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解雇所有员工再以较低薪水重新聘用他们的计划。

1987-1991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期间见证了许多西岸和加沙地带推进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罢工。它们在性质上与今年的大罢工类似，虽然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没有加入其中。也只有在起义的后期，工人们的诉求才被提起。

1991年海湾战争后，以色列严格限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工人入境。而近年来，大约有8万西岸人获得了在以色列的工作许可，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作，另外还有大约3万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条件下在以色列工作。这些就是在今年5月18日罢工并使以色列建筑业陷入瘫痪的工人。另有3万人在西岸边缘以色列控制的工业区内工作。

尽管人们努力重新团结起来，但与不同政党派系结盟的工会之间的竞争，加上西岸和加沙地带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在正式政治中不断巩固的非民主实践，都在不断削弱着巴勒斯坦的工联主义。尽管如此，2012年西岸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和2016年的教师罢工都是值得一提的事件。

已经数月没能领到全额工资的教师们在2020年10月和11月再次罢工。巴勒斯坦官方的支持者批评了这次罢工和其他巴勒斯坦当局雇员进行的罢工。事实上，由于以色列不断拒绝按照《奥斯陆协议》条款向巴勒斯坦当局转交关税和税收，后者常常无力向其13万雇员发放薪酬。

2021年1月，80名巴勒斯坦工人在亚米特（Yamit）工厂举行罢工，这个生产滤水器的工厂位于图尔卡雷姆（Tulkarem）附近以色列控制的Nitzanei Shalom工业园区。工人们和以色列独立左翼工会Maan联合起来行动，后者是现今紧张政治局势下唯一愿意联合组织的工会。这是西岸的工业园区首次出现此类行动，该园区的所有工厂主都是以色列人，但以色列劳动法并不适用于巴勒斯坦工人，因为严格来说，他们的工作场所不在以色列。

然而，西岸或加沙地带近期仍然没有实质上独立、有效运作的巴勒斯坦工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仍被整合进以色列工人总工会。这些因素意味着5月18日的巴勒斯坦大罢工只可能以商业罢工为主——重要部门的工人参与其中，但没能提出他们的自主阶级诉求。

乔尔·贝宁 （Joel Beinin）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教授中东史。他的最新著作是《工人与窃贼：突尼斯和埃及的劳工运动和人民起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本文原载于《雅各宾》：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6/palestinian-labor-trade-unions-strike-resistance-worker-solidarity-may-18-labor-history?fbclid=IwAR3Gx8gP64qeVTqd_6y9eLa1_Im6vAkyApcGqvQmG9RuX5YGRObD9sRcU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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