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始与终

本文摘自2014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作者裴毅然。

本文摘自2014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作者裴毅然。

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驻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从“东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后，为不让“帝国主义将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也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斯大林为名誉校长，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1921年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管理，学制初定七个月，后改三年。专业均为政治类：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行政法律、经济。1925年，“东大”学生近千，涵盖七十多个民族，除了中国学生，还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鲜生……

1925年秋，为纪念孙中山，苏联再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部分中国师生转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进入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有：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费用明确由苏联政府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0年，苏联共培养1400余名中国学生，其中300余名国民党员。

“四•一二”国共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随之断裂，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邵力子离开中大回国，从此中大理事会不再有国民党成员。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显露全面侵华意图，苏联再次援助国府，才与苏联恢复邦交。

1928年中大更换校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改名“苏兆征大学”，但师生仍沿用前称“中山大学”。此后当然只收中共学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办，共招收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四期百余名。

“十天大会”上的斗争

1929年暑假，“劳大”学生赴黑海度假，在疗养所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焦点为二：一、拥护校内支部局还是拥护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支持哪一边，关系着大革命失败的是非、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二、学制四年还是一两年，要不要按正规程序既学俄文又学理论？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认为从中国革命长期打算出发，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底的骨干，必须进行正规教育———先学俄语再学理论。而在校中国学生多为大革命后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干部，许多还是文化很低的工农干部，认为学俄文学理论实无必要，国内斗争那么激烈，希望短期培训后赶快回国，一两年的学制已经很长了。

据亲历者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1905-2002)回忆：“像我这样的人，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学习提高，早日回国投入斗争，很自然地并不讚成支部局的教学计划，对拥护支部局的同志那种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也不满意。而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大’学生中占的比重很大。这样，在平时，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墙报委员会里，后来几乎天天都要争执。那时墙报几乎每天一期，而墙报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就是坚定地拥护支部局的一个。”(《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来，中大支部举行全体师生例行总结大会，由俄人支部书记作报告，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上两个焦点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这次大会史称“十天大会”，它之所以出名，关键是选举时出了后来名声很响的“二十八个半”(反对派起的外号)。

大会一开始，提名主席团七人名单就引起争论。名单上有余笃三、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说王明并未出席“十天大会”，他已回国，在上海任《红旗报》通讯员、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刘英回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总爆发了……会场上很混乱，讚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

据陈修良等人回忆，“十天大会”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的同学。此前已有“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对中大支部局有意见者)、“反中共代表团”等一系列事件，校内矛盾已相当尖锐。党内残酷斗争从那时就开始了。如王明集团多次拉拢张崇德遭拒绝，便以“江浙同乡会”罪名加以逮捕，未经审讯即由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五年劳改，释放后再抓回，最后死在苏联。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不同意见者”李一凡谈话，拉他到住所，用俄语告知，共产国际东方部想派他回国接办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李一凡回答：“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满脸通红。

“二十八个半”得名

“十天大会”上，各派人士上台发表意见，互相攻击，闹成一片，几乎动武，主席台无法控制。张国焘讲话时，法国来的华工上台想打，被俄国人阻止。最后，争论焦点汇聚“支部局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广大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有官僚主义问题，还有贪污问题。

大会发言者：秦邦宪、吴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崇德、张崇文、李一凡、溥庆、唐有章、郭妙根、张祖俭。张崇德、李剑如的发言与支持支部局的人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的发言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据王观澜回忆，董必武立场坚定，反对王明集团操纵支部局搞宗派，批评搞教条与唯成分论，不同意打击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见者都说成反党分子、托派，帽子满天飞。

陈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团，特别想打倒瞿秋白、邓中夏，因为不少“劳大”学生经常去代表团处谈话。1928-1930年夏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中大学生中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甚至上了墙报漫画，受到人身攻击。

意见分歧太大，只好付诸表决。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对票，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讚成，而这二十八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很容易计数。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表决后，米夫见大势不妙，下午搬来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盛岳开列的“二十八个”名单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

未出席“十天大会”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这一派公认的头头。

至于那个“半”，即徐以新(1911-1994，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说年纪最小，又是团员；一说徐对支部局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个。

斗争的深远影响

惊心动魄的“十天大会”结束了，斗争根子深深埋下。刘英回忆：“‘十天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形式上支部局一边取得了多数，实际上许多人弃权，而弃权的人其实都不是讚成支部局的，只不过有顾虑而没有明确表态而已……”十天会议“的混乱局面，使得学校领导以至联共、共产国际都认为”劳大“学生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决定进行”清党“。不久就在联共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清党委员会。

1929年冬，随着苏共清党，“劳大”也停课搞运动，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年底，支部局忽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宣布：河南人赵言清(俄名马马也夫)自杀了，留下遗书，揭发校内存在庞大托派秘密组织，“十天大会”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个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此后，校内学生陆续失踪，说是被送回国、共产国际找去谈话，实际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等。

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国。被逮捕的学生不少死在苏联，如张崇德、李国暄。一部分学生送回国，如“十天大会”主席团成员余笃三(后死于鄂豫皖苏区肃反)、李剑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对支部局，清党时被格别乌逮捕，后失踪。少数人飞黄腾达。李国暄仅因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就被隔离五年，1937年上半年后，再也听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载文称，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1938年被捕，经其俄籍妻子与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1959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

在国内，党内斗争也相当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压力，精神失常，送苏联治疗。

“二十八个半”的下场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道路，个个有异，既两极分化，亦有“中间人物”。

八名党内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文革”中自杀)。四名烈士：陈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杀于湘鄂西肃反)。追随革命者：王盛荣(后任湖北冶金厅副厅长，“文革”中入狱)、徐以新、孟庆树(随王明赴苏，1983年病逝于俄)、张琴秋(“文革”中自杀)。病故：殷鉴(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释就医，不久病故)。不详：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变节者：李竹声(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岳(中委，接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供出)、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后入“中统”)、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说退了党)。王保礼(即王宝礼，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李元杰(传说叛变)、汪盛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后退出了党，一说叛变。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