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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芳香的年代，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丝丝若有若无让人心醉神迷的香气。那些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似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了香云缭绕中。他们头发上散发着香味，衣服上挂着香囊，洗澡的浴缸里掺着香料，读书时手边也放着个香烟袅袅的熏笼或长柄香炉。—— 赵柏田《南华录》

董小宛、冒襄 《幽兰墨竹》，

题记：“姬人小宛写兰竹石巢民冒襄题。”

晚明风雅与我们的时代文 | 闵艳芸

桃花扇底 南朝已成旧梦

风雅世界 “人”“物”总是相宜

万历二十六年（1598），当五十岁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免职后，这位被后世称为快雪堂主的南方文人再也没有踏入步步为营的官场生涯。他把后半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抛掷在了西湖边孤山之麓快雪堂的书斋里。在日记中，他列举了书斋生活最怡情悦性的十三件事：“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以上这段逸闻，被记录在了作家赵柏田的新作《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以下简称《南华录》）中。冯梦祯所营建的艺术化的风雅生活几乎是晚明时代南方士人的集体生活理想：“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鸥茶，一炉香，一部法帖”；“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在《南华录》中，晚明士人那一个个散落在古籍当中任由后人去神思追想的由美妙器物所支撑的风雅生活世界，被一种洁净而又绵密的现代文钩沉、连缀、“复活”，似一道旖旎的风景，展现于当代读者面前。

出没于《南华录》文本世界的有冯梦祯、文徵明、董其昌、王世贞、吴其贞、项元汴、李日华、汤显祖、屠隆、张岱、祁彪佳等人的身影，《南华录》展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细节，只是，这种日常生活无关乎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而是与艺术、与审美息息相关。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或曰审美化，这条美学原则在他们那儿发挥到了极致。

（一）

在《南华录》中，晚明时期南方的士人精神呈现出了独特的一种样貌，他们的风雅，也有着特定的内涵。他们所处的时代，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题记所描绘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个时代：一方面：政治黑暗、官僚集团腐败、朋党纷争、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一方面，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文鼎盛，个性解放的旗帜已在古老中国的天空隐隐飘扬、享乐主义的熏风吹彻江南的每一处阑干。这样复杂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风”，与 “一箪食、一豆羹、回也不改其志”的儒家寒士风骨大相径庭；他们的“雅”，与寄情自然、纵身大化的道家隐士理想也大异其趣，他们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和道家的审美理想之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一种与感官、与物须臾不可分的审美化的享乐主义价值取向。同是艺术化的生存，如果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审美理想追求的是审美主体不断超越自身局限性，从而达到自由无限的审美境界，仍是一种纯精神的高蹈的话；那么晚明士人则摒弃了这种以内在精神造就的生活艺术，将审美的关注点由纯粹的精神层面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这其中，在日常生活、社会思想以及审美层面曾长期处于被压抑境地的“物”，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参与了晚明士人的生活和审美实践。洗砚、鼓琴、听戏、评书、品画、饮酒、瀹茗、焚香、弹琴、选石、造园……那些并非生存必须的“长物”被纳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灌注以才智情思，以此营造一种风雅的生活情境；更进而成为个人生命的寄托。

佚名《群盲鉴古图》。

图中一群盲人煞有介事地品鉴古玩，

喜剧性的场景中暗含着对附庸风雅

而又道听途说的“耳食者”的调侃和讽刺。

《南华录》正是以“物”为线索，勾连起了南方士人的生活世界，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中，作为审美对象的闲赏之“物”，不再只限于自然景观和作为艺术品的古物文玩，而是扩大到了吃、穿、住、用、行、艺术、娱乐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华录》里写到了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他那本堪称晚明高雅生活之物品使用指南的《长物志》里，文震亨不厌其烦地罗列风雅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各种物，涉及饮食起居方方面面，为这些物命名、分类、建立秩序，对物主人对物的使用方法如何与物本身相宜进行规定，醉心于一个由物和物的品级、秩序构成的世界；《南华录》中的另一个人物，著名的《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在人生总结《自为墓志铭》中坦言自己对精雅之物的嗜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蠡诗魔”，在和当时江南士林中名声日隆的品茶专家闵汶水 “斗茶”的戏剧性场景中，他展示了自己天才的辨味能力，这能力当然是在长期“茶淫桔虐”的感官物质生活中磨砺出来的，凭着它，张岱们与同样雅好此道的闵汶水们相互寻找、相互识别，物，成为他们友谊的中介和桥梁；而享乐主义的集大成者、自诩“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的袁宏道更是以惊世骇俗的“五乐”之说，将享乐主义上升到了一种存在论意味的生活哲学观念。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毫不掩饰自己对感官快乐的追寻、对世俗生活的迷恋的人们并没有忘记精神的、性灵的追求。肉身要享尽世俗的快乐，精神上却要超脱于尘世之外。这两个层面看似相互抵牾，然而，在当事者自己看来，却可以并行不悖，因为二者内在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指向一个“真”字，忠实于肉体和精神的真实感受和需要。他们的日常生活之“欲”建立在身体快感之上，但又不仅满足于此，而是通往由身而心、身心合一的审美体验；在这种以身为体、以心为本的身心融合的快感—美感背后，仍是对某种精神境界的渴望与追求。文震亨的《长物志》虽被官方评论家不屑地称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大抵皆琐细不足录”，然而通贯全书的却是某种“自然古雅、无脂粉气”的审美标准，对不古不雅之物，文氏几乎是一概弃绝，文氏意在通过这种世俗化的饮食起居中的物的安排，追寻一种古雅本真的精神趣味，从而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在《不系之舟》一篇，巨商汪然明专为自己和友朋出游而在西湖上建画舫“不系园”，“长六丈二尺，宽五丈一尺，船中央的主体部分，可摆放两桌酒席，舱内数间小室，有卧房，有书房，也有可存酒百来壶的贮藏室，两边的壁厨，则用来放客人趁兴创作的书画和诗卷，另外，出游或宴饮所需的游具、雨具、茶具、酒具，船上都一应俱全”，奢华之致，然而，当西湖上的这道流动的风景线引来众多意欲借船和登船之人时，船主汪然明专门制订《不系园约》，标以坐船者的“十二宜九忌”。十二宜：“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簋、却驺从”。九忌：“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汪氏虽出身商贾，却从心底欣赏、倾羡士人纸香墨飞的文雅气息，更自觉地遵循士人的审美趣味和行为标准，纵情享乐的同时仍有着精神的持守，对粗俗的市井作派和炫富的“土豪”作风不屑一顾。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

（二）

这个世俗化的审美世界，怎一个“风雅”二字了得，然而，在《南华录》富于张力的文本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内在精神和外在生活之间的隐隐的紧张关系。建基于物之上的审美化的世俗生活热情能够成为生命真正的支撑吗？感官的沉迷能够实现精神的超越吗？器物能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架设起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吗？《南华录》里的人物，看上去都活得率真、任性，然而，骨子里却有深深的焦灼和痛苦不安。为了逃避政治和道德的双重挤压，他们放弃功名也连带着放弃了社会责任，却无法在声色犬马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安”。内忧外患的时局更在他们心底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南华录》中的人物，无论年轻时怎样荒唐孟浪、极尽声色，暮年却大都有悔恨之意。悔什么？年华空度、光阴虚掷？恨什么？家国倾覆、繁华成空？世家子张岱晚年检讨自己的一生，深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一派沉痛的忏悔语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自为墓志铭》）；青年时代秦淮河畔曾意兴风发的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中年后故地重游，痛哭一场，在写给陈贞慧的一篇赠文中，说人生可惜，所谓百年，皆是虚妄，且步步杀机，稍一不慎就会引来杀生之祸。（“然则人生壮且盛者，不过三四十年耳，而余与定生忽忽已过其半，岂不痛哉！顾向时欲杀吾两人者安在？而吾两人犹各留面目相见，不可谓不幸也”）；就连贯彻享乐主义最为激进和彻底的袁宏道后来也有悔悟，提出解脱仍应求“安心”，依靠理性的力量正本清源，此前的放纵颓废“毕竟徇外之根，盘据已深，故再变而为苦寂”。这些晚明士人，他们可以以离经叛道的狂狷姿态、醉生梦死的享乐方式对抗体制、反叛传统，却无法弥补时代命定要在他们的心灵上撕扯开的巨大的裂缝，无法战胜时间的流逝和世事的无常，无法面对“虚无”这个吞噬生命的巨大的空洞。在急管繁弦地铺陈繁华后，《南华录》的底色实在是苍凉和沉痛的。“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化作尘土，一个华丽的时代终究落下了帷幕，时代的断裂处，却还依稀传出红牙碧串、妙舞轻歌，千古伤心莫此为甚！” 这种悲凉和无奈，或许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表征。他们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庙堂与江湖之间、都市和山林之间、社会与自我之间，进退失据，找不到真正安顿生命之所。

“明清易代后，晚明士人享乐主义的生活观念遭到彻底清算，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纵、颓废的生活应该为明王朝的覆灭承担罪责。深刻的悔罪心态使清初士人的生活热情极度收敛，他们弃置玩好之物与鲜衣美食，不入城市、不赴夜宴、不赴讲会、不结社，连个人字号、社团名称、斋馆命名都充斥着“愧”“惭”“弃”“慎”“止”“省”之类的消极性字眼，有的甚至抛家弃子，削发为僧，以苦行禁欲忏赎罪愆。”《南华录》里髡残、张瑶星、张风这样的遗民，隐居山林、遗世独立，虽有为前朝守节之志，未始不受这种心态的影响。这种行为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明亡大部分责任归罪于士人群体的世俗生活热情的做法，有失公允，但它却直接、尖锐地触及到晚明乃至更为普遍的人类生活所不应回避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精神与物的关系、世俗生活热情的边界在哪里、日常感性经验与超越性理性价值如何平衡……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更为繁富、价值观和生活观念更为多元化的今天，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仇英的《临宋人画轴》

展示了一个并不奢华却意境别致的明代文人书房。室内的文房清玩、

家具陈设反映出明代文人所崇尚的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

（三）

晚明士人的享乐和奢靡之风固然需要我们加以批判性地审视，但他们的风雅所赖以生成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却需要我们认真地考量：在《南华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攫取、占有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在晚明士人眼里，物是有灵性、有情义、有境界的。他们追求物、拥有物，不仅是为了满足占有和消费的欲望，更希望借“物”来构筑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 。就像时人高濂所言：“与物游处”“怡情于物”。这种万物有灵、有情的观点和古人的生命观、自然观是相契的。《古物的精灵》里，收藏家项元汴倾毕生财力收藏古董文玩，却绝非出于商人囤积物品和奇货可居的计算心态，他清醒地看到了，“物比人更长久”，和古物的关系彰显了他的时间观和生命观，他要借助对艺术品的赎买，建立流变的时间中的不朽，这是一种近于宗教境界的价值追求；在撰写《长物志》的文震亨那里，物凝聚了自然的灵性和慧根，被不相宜的人和环境错置了的物，犹如珍珠落进了泥沼，徒令人伤心和痛惜，这种怜物、惜物的纯真情怀是现代以炫物标榜身份和财力的“土豪”们很难理解的。

反观我们的时代，与晚明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纵欲和享乐之风弥漫，消费主义盛行，而吃穿用住行的品质化似乎更成为相当一部分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人士的普遍追求，看看国人出国旅游时对国际品牌的狂热购买便可知一二。然而，当代中国人的享乐更多地仅仅停留在浅表的、感官的层次，满足于即时性的“快餐文化”，无止尽地追逐物质欲望，而缺乏晚明士人那种对世俗生活进行审美提升的能力；晚明士人在追逐物质的同时还有心灵的观照，对时尚和潮流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而非盲目地追名牌，赶时尚；晚明士人对“物之性”的精心观照和细致品味更与现代人枯燥乏味的物质感官享乐形成鲜明的对照。

桃花扇底，南朝已成旧梦。在我们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南华录》所展现的那种古典式风雅几成绝响，即使有好古、羡古之小团体存在，但是，假若不能真正领悟古人风雅之真精神，只是模仿点皮相，也不过就是附庸风雅罢了。或者，借用《南华录》作者赵柏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一句话，“今天的人，玩玩手串，弹弹古琴，谈谈国学，以为风雅得很了，实际是另一种粗鄙”。古典时代的那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和美，像晨曦中的那一滴露珠，早已被现代性的强光蒸发殆尽。但粗鄙是我们必然的命运吗？在追赶时间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适当地放慢步速，听听鸟儿的鸣唱，嗅嗅花叶的清香，感受一下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地蕴藏的美和诗意呢？我们当然回避不了物质，但我们可否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与物的关系，拒绝那种对物赤裸裸地攫取、占有、消费和显摆的方式，从晚明士人对待物的态度中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借以重建我们时代的风雅呢？

这，也许是《南华录》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

（本文作者为本书责任编辑闵艳云，部分内容已在《人民日报》文艺版发表。）

书名 =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作者 = 赵柏田

ISBN = 978-7-301-25238-3

定价 = 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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