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住】买不起房子的一对年轻人选择住在船上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那就得接受它的一切。生活嘛，无非是坏了就修。修不好的时候，急也没用，那就等等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约撰稿 邱苑婷 发自英国

图 / 邱苑婷（除署名外）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什么，你家在船上？”

听到Sammy自然而然地说自己住在船上时，在厨房另一头洗菜的我瞪大了眼，忍不住脱口而问。Sammy是我在英国西约克郡Arvon创意写作营认识的本地女孩，作为工作人员，她在写作营兼职负责后勤和管理，每周有三天会出现在这栋山间小屋里。她身材娇小，喜欢把齐肩的棕发绑在脑后，齐刘海的中间自然向两边分叉，因为瘦削，颧骨格外分明，脸蛋却是红扑扑的，看起来是个好亲近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她笑了，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是呀，是船屋。”

我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蹭了蹭，朝Sammy的方向挪了几步，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But…Why？（但……为什么？）”

按英国人委婉礼貌的说话习惯，我这个干脆利落的问法或许有点过于直白和冒失，但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令我奇怪的反而是在场其他人的镇定。什么，他们听到一个人住在船上时，就那样随意地接过话头、聊些不咸不淡的生活话题？

在这个同吃同住六天五夜的写作营里，只有我是外来者——十几位写作者里唯一的亚洲面孔。实际上，除了我，其他写作者都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白人，在写作这种不赚钱、又高度依赖语言能力的行当里，很少出现少数族裔。而刚来英国半年的我，对这个社会显然还有许多无知，比方说，人们会主动选择住在运河的船屋上。

但显然，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件饶有历史的寻常事。我知道福建有“疍民”——为了生计方便而不得不住在船上的渔民，但眼前笑容灿烂的Sammy，看起来和打捞捕鱼之类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听到我的问题，Sammy食指戳着下巴尖，歪脑袋露出一丝狡黠的笑：“Why？是呀，为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我想想怎么回答。总是有个理由的。Why？”她重复了好几遍“why”，好像同时也在问自己。

我一脸热望地看着她，等着她的回答，像个想要糖果的孩子。

“我和男友之前也是在伦敦租房子住的，但房租很贵，我们也买不起房子。正好有个朋友住在船上，他就提议我们说要不要考虑买艘船屋。买船屋会比买房便宜很多。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想法也不错。朋友帮我们参考选了艘船、改造了一下，就这样搬到了船上。好像没有太戏剧的情节，对吧？”

“如果方便的话……”我厚着脸皮问，“我可以找时间去你家的船屋参观吗？”

Sammy出乎意料地爽快：“当然可以，欢迎！如果你不介意我家的两只狗的话。”

晚餐时间，我兴奋地告诉所有人这个消息：“你们知道吗，Sammy住在船上！我把自己邀请去她家做客了！”

冒险启程

第二天下午4点，我如约来到厨房和Sammy碰头。和我同来的还有一位伦敦女孩Aimie，曾做制片人的她也和我一样，对各种冒险经历跃跃欲试，听说有机会去船屋做客，也双眼放光地希望加入这趟旅程。

Sammy递给我们两把手电筒：“拿着吧，晚上回来时可能用得着。我开车带你们过去，但你们可能得自己走回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只要能去，怎么都可以。我忙不迭点头，接过了手电。Aimie从门厅找来一把长柄雨伞，明晃晃的亮橙色，撑开时像悬着一轮太阳。Aimie拿伞在空中比划了几下：“到时候迷路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求救！”

“要是遇到坏人这也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嘻嘻哈哈地坐上了Sammy的车。车一路弯弯绕绕开下山，大约半小时后停在了桥洞边，罗奇代尔河段就在跨桥对岸几十米开外。英国的冬天白昼短，虽然才下午4点半，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下来。

手电的白光穿透暗夜，在运河上反射出冰面的粼粼银光。我们一路沿着河边走，靠着河岸接连泊着几艘船屋，每艘形制、颜色都大不相同。Sammy走在最前面，在一艘海蓝色的船前停下来，回头对我们笑：“就是这了。”

Sammy和男友的船屋“乌托邦”

这艘船大概二三十米长，有一横排像潜水艇般的小圆窗，船顶养了草叶植物，船侧挂着两辆自行车，白漆刷了一排大字——“UTOPIA”（乌托邦）。运河上的每艘船屋都有自己的名字，看名字多半能揣测出船主的趣味。

汪汪的狗叫声从船内传来。Sammy躬身一脚踩上船，一打开船舱门，一黑一白两条长毛犬旋风般一前一后冲了出来，冲着我们边吠边使劲摇尾巴，在寒冷的天里哈出白气。Sammy立马露出了老母亲般的笑容，蹲下薅了薅它们头顶的毛，亲热地叫它们的名字：“Madney! Ozi!”

“你们船上居然还养了两条狗？”我讶异，本来就爱狗的Aimie倒是乐开了花，说话的语调也兴奋起来。

“是呀，”Sammy说，“刚搬到船上时，它俩还不太习惯。Ozi有点怕水，一开始不敢自己跳上船，每次都得我们抱上来。不过慢慢习惯就好了，是不是？”她又摸摸小白狗的脑袋。小白狗比黑狗安静不少，呜呜地蹭了蹭她的裤脚。

Sammy从船舱里拿出一个木制的垫脚，放在船舱的高门槛前，示意我们踩着进船：“小心脚下。”

老心脏

晃晃悠悠的，这是上船屋的第一感觉。从踏上甲板的第一脚开始，人就得分外小心地掂量身子两侧的重量，尽力在晃悠中找到平衡。我们躬身钻入，抓住眼前看到的任何凸起物——把船屋拴在岸边的缰绳，头顶上方、低矮船体的横梁，船舱门上的把手、门轴——直到我和Aimie终于面对面落座在靠门内侧、沿着船体布置的长条“沙发”上。

我终于有机会上下打量这艘船屋的内部构造。船内很窄，沿着墙壁两侧挂了各种生活杂物和工具，几乎伸展开双臂稍微够够就能摸到两边；但船体比想象中长，我们坐在最靠近舱门的位置，往更深处看，目之所及有取暖炉、长条型的厨房，再往里，就看不见了。而我们所在的“客厅”，炉子对面，竟然还有一架窄窄的木钢琴。

“乌托邦号”船屋生产于上世纪40年代，船体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引擎

Sammy的男友Max站起身欢迎我们，顺便翻了翻取暖炉里的炭木。他长了一张和善的圆脸，有种微胖的敦实和可靠。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1米8高的男生，在船里总是习惯微微地弓着背，好像站直了容易碰到头顶似的。那暖炉是我小时候在乡下常见的老式形制，圆筒形的炉体有扇小门，炉顶连着一根粗壮的通风管道，弯折通到船外，炉体和管道外壁沾满粗灰，一看就是年代久远的样子。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老式取暖炉，比起船外，狭小的船屋里暖烘烘的，一进来我的眼镜片上就蒙了一层雾。看我盯着炉子，Max说：“这个炉子我前几天刚修好。不知道能撑多久，先这么用着吧。”

炉子边散落着各种工具，扳手、老虎钳、被折弯的钢丝……“自从搬到船屋后，我们就被迫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主要是修东西。”Sammy无奈地笑，“虽然有时候也觉得蛮有趣，但还是挺麻烦的。”

他们买的是一艘生产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船，因此修理起来要比一般的船麻烦许多。最麻烦的是找不到会修的人。大多数较年轻的修船工来到他们的船上，走到船的中央引擎室，看到那个庞大得几乎占据了整个隔间的机油引擎时，都会惊讶然后摇头：“这是什么年代的船了？修不了，不会修。”

他们带我们穿过厨房、卫浴间，来到中央的引擎室。引擎粗壮如巨兽，比人高，从船底矗立到船顶，让人想到那些老电影里蒸汽时代的钢铁机械。稍微摸一下表面，黏黑的机油就会粘在手上，整个引擎轰轰闷响，隐入这艘船屋生活的背景音。近些年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船了，越是现代的船屋，越是像摩登小姐一般苗条敞亮，走在船体内部，也看不到引擎的影子——它们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扁，最终完全藏进甲板下方，让人感觉不到那些看似丑陋实则强大的存在。

“但这个丑陋的庞然大物，是我们这艘船的心脏。”Max说，“非常强劲的心脏。只不过最近需要做个小小的心脏手术。”

船体引擎所在的这个隔间，完全成了他们的工具室，墙上悬挂着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机械工具。Max在引擎前蹲下，指给我们看当天刚修好的一个部位，尽管在我看来，那不过是黑不溜秋的一片钢片。

为了搞定这个不时罢工闹脾气的老引擎，他们托朋友邻居问遍了约克郡的修船工，最后发现只有一位老修船工能胜任，但老修船工住得远，出了问题还得等上几天。等待和忍耐，是住在一艘上世纪40年代的老船屋里的代价。

“可是，为什么要买这么艘老船？”我不解。

他们解释，当初考虑从公寓搬到船上住时，是朋友带他们去挑船的。那位朋友懂船、也已经在船上住了很久，他们便放心地把选船的事交给了对方。每去看一艘船，朋友便会很快下判断，“这个不行”“那个容易出问题”，直到这艘老船出现——朋友说，它尽管年代久远，但当初的造船工艺和用材十分过硬，是艘结实坚固的船，而且，几乎是古董级别的船屋，十分少见。引擎有点小毛病，但并不是大问题，只需改造修复一下，依旧强劲有力。

大概是被它的稀有和古着感打动，Sammy和Max脑袋一热，拍头就定下了它。只是没想到，稀有的不仅是船，还有修船工。

不过他们倒也不太在意——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那就得接受它的一切。生活嘛，无非是坏了就修。修不好的时候，急也没用，那就等等吧。

伦敦，运河上的船屋 图/视觉中国

自然与人类的规则

“蒂尔达很清楚，河流是危险的。”

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写过一本小说《离岸》，说的是1960年代的伦敦运河上，一群船居者之间的故事。书里，邮差好几次从踏板上不小心掉进河里，以至于附近邮局不愿再为船居社区送信；有的船尾会漏水，船主要卖船前，会小心翼翼召集附近的船居者开社区会议，请求大家不要主动提及那艘船的故障……

相较于陆地的坚实，河上随风起伏的波浪，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船居者，不安和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每天睡在水上是什么感觉？在船里睡觉时，也能感觉到水的上下摆荡吗？会不会不习惯？”我连珠炮般发问。从引擎室再往里走，Sammy和Max带我们来到了船体的尾部，他们的卧室。

说是卧室，其实只是一张高高的床板抵着船窗边，要爬几级阶梯才能上去。床尾有一个通顶的小木柜，毫无章法地塞满了他们的衣物。而此时，他俩只能侧身，沿着墙并排站在过道里——这艘窄窄的船屋，放下一张床后，已经没有够两人同时并肩的容身之处了。

Sammy还是笑：“一开始会感觉有点奇怪，好像……睡在摇篮里。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下雨天呢？会遇到风暴吗，遇上糟糕的天气怎么办？”

我读到过《离岸》作者佩内洛普的亲身经历，1960到1963年间，处于低谷期、收入微薄的她也曾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的船屋上，直到有一天，她在自己执教的课堂上迟到了，原因是：“对不起，我的房子沉了。”

“的确会有这个问题。”Sammy说，“这就是为什么买艘结实的好船很重要。一般的雨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也还算幸运，住在船上两年多，还没遇到特别灾难性的风暴。”

“好像只有一次，晚上雨特别大，打雷闪电，晃得厉害，吵得人睡不着觉。”她想想又补充。

遇上糟糕天气时，比起船体漏水这种相对小概率事件，基础水电网设施的断供或故障更让人操心。Sammy这艘船主要靠船顶的太阳能板发电，但也有一个备用发电机——这是每艘船屋的必备设施，关键时刻能救人于水火。

厨房里水龙头流出的可饮用水，则来自市政。事实上，英国的船居者如此之多，以至于长久以来已成为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船居者也有自己的河段社区；而与这种生活方式与社区配套的，是当地市政沿着运河统一规划的基础设施与管理规定。

这些基础设施里，最重要的就是能接到船上的饮用水、自来水。为此，市政每年都要向船居家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而且按照不同的居留时限有不同的收费等级。Sammy和Max选择了每年一千磅的那种，属于中档，代价就是，每个月船屋都要换地方停泊。

“在同一个地方停船超过一个月，就会被贴罚单。”Max笑着解释。

“就像路边停车超时被贴条一样？”我问。

“对。是不是很搞笑？所以每次快到时间时，如果还不打算搬远的话，我们就会往前稍微挪一点，就当换过位置了。”

如果想要获得某一个固定位置的“永居”，每年要交的管理费太多，他们觉得不值当。一个月换一次位置并不算麻烦，权当换个地方看看新的风景；何况，比起在伦敦租房动辄每月一千磅以上的租金，船屋一年一千磅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了。

漂流的钢琴声

这样的规定，也给了船居生活必须流动的理由。

每到快要挪移的时间点，Sammy和Max都会讨论下个月去哪里。他们俩的工作都带有半自由的性质，但也说不上完全不限地域：Sammy同时做着两份兼职工作，一份在我们认识的写作营，每周工作日需要上山三天，另一份则是线上的诗歌阅读营；Max是搞音乐的，靠教音乐和接小型演出为生。所以近一两年里，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在罗奇代尔河段上下腾挪，并不会开太远。偶尔遇上假期，他们才会策划一次远行，比如，从位于英国中北部的罗奇代尔一路向南开往伦敦泰晤士河，一路走走停停，全程大概需要三个月。

“三个月！”我惊呼。如果坐火车，从那里抵达伦敦大概只需要四五个小时。

他们笑，知道我在惊叹什么。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在现代人的感知下，犹如史前文明一般。

终于得知Sammy十年前毕业于UCL（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专业后，我才仿佛确证了这种生活方式与他们的志趣之间的关系。尽管已是十多年前的功课，但提起人类学的书籍和那里的教授，她还是双眼放光。

“所以对你来说，住在船上，也算是一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吧？”我调侃她。

“哈哈，没刻意这么想，但好像也是！”她回答。

“可你们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吗？”我环视四周。厨房上的串灯闪着暖白色的光，侧墙金属网格上用可爱的小发夹夹着照片；厕所对墙狭长的走廊竟然见缝插针做了书架，满满当当挤满书；书的尽头是一架木头钢琴，钢琴旁边杂乱堆着其他乐器，还有可以折叠收起的小圆桌；每个小圆窗都做了布艺窗帘，窗幔可爱得像耷拉下来的眼皮，墙上有他们用山里捡来的植物标本做的装裱画；刚进门靠墙的两长排“客厅沙发”，其实是他们自己亲手用木头做的折叠长凳，如果把折下去的部分平展开来，可以变成一张能睡三人的床……

船屋里，坐在自制折叠沙发床上的Aimie和小黑狗

Sammy看看Max，想了会儿抱着手臂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几年，也许住腻了把船卖掉、回到岸上，或者干脆换一个国家生活，都有可能，对吧？”Max摸摸小白狗，附和地点点头。

“的确，说实话这里不适合老人居住。如果年纪大了，怕是连你们的高架床都爬不上去。”我说。

他们大笑说是。“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看吧。未来太远了，谁能计划得了呢？”

“那现在，让我来给你们弹个钢琴吧。”Max起身，打开琴盖，叉开腿微蹲在钢琴前。

Sammy和她的男友在船屋里弹钢琴

那些音符从海蓝色的乌托邦里飘出来，顺着结冰的河流跃动。小白狗安静趴在暖炉边，小黑狗正往Aimie的身上扑，兴奋地想舔她的脸。

停泊在他们身后的邻居们，也一定听得见。

离岸

果然如Sammy所说，离开的时候，夜幕已经彻底降临了。她给我们的手电筒，再一次派上了用场。

蓝色的乌托邦离我们越来越远，手电在冰面上粼粼的反光，也逐渐消失不见。我们按Sammy的指示沿着运河走，走到岔路口，再拐弯走进黑魆魆的山林，一路向上爬，回到我们山间的写作小屋。太可惜了，我们没遇见坏人，那把亮橙色的长柄伞，既没当成武器、也没做成暗夜里的危险指示灯，只被我们当成了一根普通的棍子，用来戳进河面，看看1月初的冰面到底有多坚实。

“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住在船屋里吗？”在山路上，我问Aimie。她生长在伦敦，相较于Sammy和她的男友，家境显然更为殷实。

“我想……长期应该不行吧。我还是习惯陆地上的生活，住在宽敞舒服的房间里，堆满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也有朋友住在船上，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大多数人。”

“那通常是哪些人呢？”我问。

“艺术家、漂泊者吧。”Aimie回答。

半小时后，当我们重新坐在点着蜡烛的长桌前、端着精致的盛满食物的大盘子、安稳地踩在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人分享船屋的经历时，船屋里的钢琴声似乎已经是很久之前、很远之外的事情了。手机亮了，我低头，是Sammy的短信：“安全到了吗？我们今晚在山下的酒吧还有一场社区的小型音乐会，都是邻居和朋友，你们要不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