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君波】朱俊波：刘兵史料的发掘

1972年11月，我中学毕业，就职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及杜云轩。那一年，刘冰老师也是从台北到美国洛杉矶成立书店的开始。刘冰老师的父亲刘亚农老师是1917年刘海粟老师担任上海美专校长时的第一位毕业生，1948年去台北建设台北世界书局。后来世界书局总部从上海搬到台北，没想到台北分局会成为总局。刘冰老师早年住在台北世界书局楼上，耳濡目染，后来加入台北世界书局担任出版处处长。1965年自己出来成立出版社——汉化文化事业公司。因此，儒家两代人都是出版人，与一些知名人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冰老师去洛杉矶是为了重操旧业。他创立了长青书局，一方面卖书，另一方面印制了《移民美国指南》 《美国留学指导》 《美国经商指南》等书，建立了自己的产业。早期中国人在美国的聚集地是中国饭店，人多，信息广，领事馆对饭店老板非常重视。后来出现了中国书报、广播、书店，书店有实体空间，成为文化、读者直接聚集的地方，好像是文化中心。(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读本》)刘冰老师懂得文化和经营，在洛杉矶开设的长青总店位于蒙特里公园市华人聚集区，总面积800平方米，一半展出图书，一半是多功能厅，特别适合展览、会议、餐饮活动。

我1989年8月第一次去美国出差，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一共24天多次考察张青，认识了刘老师。此后，杜云轩的洛杉矶展览都在长清举行，爱里流、陈佩秋、郑小光老师多次为陶云轩的展览剪彩。当时洛杉矶华人聚集在一起，书店也开了很多，形成了竞争。有大陆背景，有香港背景，有台湾背景，大家一般只卖自己方面的书。这些商店的图书和展览没有多元化，以后再也开不了了。张青来自台北，但刘家根在上海，文化处理比较明智。长清书店在海峡两岸的书都入库、出售，重点关注中华文化的大格局，读者众多，生存了下来。张青以店铺为亮点，通过美国开发的快递系统向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销售书籍。最大年销售量达200多万美元(约2000万元人民币)。张青是加州连锁经营，最多有12家连锁店。由于努力宣传中国文化，刘冰老师成为海峡两岸出版界的名人，张青成为中国图书进入北美市场的据点。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大陆出版界美术界，很多名家用长青举办书展，举行美术展。1988年台湾出版代表团赴上海举行大版本书展的“破冰之旅”受到了王道涵同志的接见，刘冰老师也是重要的推手。

书店的文化聚集使张清成为当地人群和信息流的交汇处。因此，刘老师也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争取的对象，当地的很多事情也依赖他的参与和判决。我国领导人去洛杉矶会见了当地侨民英秀，刘冰也在邀请中。二十多年前，刘老师成立了洛杉矶上海人联谊会，担任会长，为与上海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

以上是正文的铺垫，我想从刘冰那里挖掘文史资料，并接着与几个郡分享文史活动的几个事例。(大卫亚设)。

刘冰老师向陶云宪捐赠文物，徐福生、孙勇、王敬亭等出席

首先，让钱大君日记回到家乡。

2014年10月，刘冰老师来到上海参加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向我推荐了钱大俊的儿子钱世泽。钱大钊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第一位上海市市长/市场。自从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以来，他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军的许多要职。他还习惯于从1927年到1974年写47年的日记，共写42本书，从大陆带到台北，再从唐世泽带到美国。这些日记内容非常广泛、丰富、详细，包括西安事变体验机(长篇)也很珍贵。我在央视看到过给世泽给钱的信，郑重地让钱世泽帮助记忆，让武允老师(钱大钊号)参与国民党军队攻击苏区红军的史料。电影《建军大业》中南昌起义后，三河坝战役是钱大钊军和朱德起义军的对决。当时钱世泽已经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谈了很多次，已经起草了合同，计划将钱世泽日记捐赠给该机构。因为蒋介石日记已经被这个机构收藏了。我在文史界和出版界工作了很多年，我知道美国人抢我的中华文史资料很厉害。但是我认为，这种历史人物系统的日记在中国大陆收藏更精彩、更有价值。(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历史名言)所以我问唐老师两个问题：美国人是否答应出版日记。答案是不，我有底。所以我和刘冰老师一起工作，希望日记能回到中国大陆出版。我说大陆有最多的中文读者，出版才有价值，也可以消除他的政治忧虑。但是，全租泽最终对我方有很多看法，所以这件事推迟了很久。2016年春季事件出现了转折点。当时唐老师80多岁，病了一次，通过刘冰给我打电话，传达了把日记送回内地的意思。不久又写了委托书，授权我与内地机关协商。但是我没有成功咨询上海相关机构。田大均曾在上海松江参加辛亥革命，与上海交往很深，还当过上海市长/市场，我非常希望日记能留在上海。不，我转到了江苏凤凰出版集团。该集团曾作为我国“双百亿”出版集团、上市公司，于2012年6月以2.16亿元人民币购入宋版、果云楼、《锦绣万花谷》等藏书。我立刻给吴小平副总打了电话，他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和专家型领导。他听了我的介绍，特别是得知日记本的主人是江苏昆山人后，立即表示个人赞成，并计划报告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同意。很快，江苏凤凰同意接受捐赠，并与我国设在南京的第二历史博物馆合作整理了整个日记，他们奖励了老人的捐赠。2017年10月，钱家的后代包括了在美国、中国台北和中国内地生活的4名子女

齐聚南京，参加了隆重的捐赠仪式。

消息发出后，上海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要我取消与江苏的合约，他愿意出资奖励钱家后人，把日记捐给上海市政府有关机构。上海文物局局长获悉也希望我去做工作把日记留在上海。这些都是后话了。可见收藏历史文献也要当机立断，迟疑不行。

二、促成蒋介石信函和市长钥匙捐给上海历史博物馆

钱宏泽夫妇向上海代表祝君波移交珍藏的银质钥匙（2017年）

在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钱大钧的另一个儿子钱宏泽先生告诉我，他收藏了他父亲1945年任上海市长时的一把银钥匙。钱世泽说他还有一些蒋介石的信函。后来看了实物，才知道银钥匙体积蛮大，钥匙配银盒，上刻有“慕尹市长，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临时参议院，方九霞制”等字样。历史上可能独此一把。另有8份钱大钧写给蒋介石的呈本，大多是请示、报告，每份都有蒋用毛笔或红铅笔写的批文。还有一份两开的蒋介石用毛笔写给蒋鼎文的信，对西安事变后蒋鼎文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作出指示，证明国共合作抗战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事，弥足珍贵。释文：“西安蒋代主任铭三兄。共部应即上庐山商定办法改编发表各师番号与各师旅团长名义及政训处正副主任。并对其说编委后可即令该部出发参加抗日也。如能于十日内编妥更好，政训副主任拟委康泽担任。中正”。我即动员他们捐给在建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还动员前面那位想收藏钱大钧日记捐给政府的企业家，给钱家二老一笔奖金，把银钥匙、信札等12件文物收下来转捐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同意。2017年11月6日，捐赠仪式在新落成开馆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大厅隆重举行。上海领导给钱家两兄弟及企业家颁发了捐赠证书。钱家24人出席了仪式，他们对文物文献如此的归宿相当满意。

2017年、2018年夏季，我两次去美探视在美生病的亲属，又去钱世泽家看到了一批散页的文献、文件的原物，共有94件。因为钱世泽先生此时对我比较信任，让我全部带回上海。我用一年时间组织几位专家录入和校核，整理出了16.2万字的文献及图片，可以提供出版。这些一手史料，都是中国大陆稀缺的。

三、发掘世界书局的历史文献以及组织研讨会

由于和刘冰先生交往而获悉的信息，以及我与台北世界书局已故董事长阎奉璋以及他女儿，现任董事长阎初女士的深厚友谊，我对世界书局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在近代史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以及大东书局都是名列前茅的，曾经对中华文化的积累、传播以及启迪民智起过积极的作用。世界书局成立于1917年，大东书局成立于1916年，前者与商务、中华并称中国三大教材出版中心，后者是科技类图书出版机构，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前身。现在上海外文图书公司的大楼，历史上就是世界书局的物业。20世纪50年代，世界和大东都停办了，保留了商务、中华，提升了三联，这三家后来都迁到北京。在重政治不重文化的年代，没有人再提起对中华民族曾有过很大贡献的世界书局。

2016年，在刘冰先生的支持下，我与上海出版博物馆（筹备）的几位同志一起，做了收集世界书局文献的工作，共找了文章34篇，包括刘冰、樊东伟等人新写的回忆文章和世界书局重要书目，出版了《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总计约25万字。印了500本，使世界书局的史料得以集中保存下来。同时，在马建勋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下，上海政协文史委和上海出版协会在市政协召开了“世界书局文史资料研讨会”，为百年世界书局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的体会是：凡是大家抢着做、重复做的文史工作我可以不做，没有人做的善事一定要做。在此过程中，我也研究了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的经历，发现他是个神人、奇人。他1900年协助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做事，1911年前后又与陆费逵一起在中华书局创业，而1917年则独自创办了世界书局。一生在三大书局担任要职，仅此一人。他是个商人，但在日本人面前是个爱国人士，拒不合作，以致日本人到世界书局门店引爆炸弹，但沈临危不惧，大节不亏。我想也应该还他本来面目，给他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也是靠刘冰先生帮忙， 2016年夏季我在洛杉矶见到了沈知方的女儿、孙子沈柏宏先生，巧的是沈柏宏的妻子赵小姐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涉外婚姻的中方女性，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复发给她赴美护照的，这本护照现在已是历史文物，存放在公安博物馆内。见到他们，我不能错过机会，于是动员沈柏宏来上海参会并发言。沈柏宏先生到场披露了祖父的一些往事，为会议增加了色彩。但今年我获悉他已于2018年病逝。所以及时地做一些事，是何等的必要。

以史为鉴，存史资政，在筹备召开世界书局这个会议的过程中，我发现1928—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ABC丛书”，共有154种（164册），几乎应有尽有。我就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内地新出了“走向未来丛书”等，这些丛书规模大多是十余种，我们已经兴奋不已了，溢美之词不少。看到世界书局“ABC丛书”在20世纪30年代的规模，我有点无地自容。如果我们当初多了解先辈的出版史，也许我们会更沉稳，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100年来，尤其是后面的六七十年，我们没有再提起世界书局以及其他一些书局，但我们毕竟后来开了这样一个会，出了这样一本史料。作为一个出版人、文史工作者，我感到心有安慰。记得那天到会的上海出版人有近200人，大家对会议评价很高。商务、中华是优质品牌，逢五、逢十都在纪念，但史料都是老的，纯是纪念和热闹。大家参加世界书局的研讨会，听了以后感觉是挖到了一个新“矿”。这就是文史工作的价值发现。

四、由刘冰先生捐出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手卷引出出版以及纪念活动

在我任朵云轩总经理时，刘冰先生曾捐给我们一套1923年朵云轩制作的木版水印信笺。朵云轩成立于1900年，传承木版水印号称有百年历史，但并没有实物证明，直到刘先生捐了这套木版水印原物。后来他还告诉我，曾捐过一个20多米长的于右任手卷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去年他又重提此事，我是文化的好事者，就专程去陕西历博一次，见到了该馆领导，达成了意向，由他们制作一件复制品给刘冰先生留个纪念。今年4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王副馆长一行专程来沪，举行了一个移交仪式，把复制品赠给刘冰先生。

这件草书千字文于右任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20.8米长，属高头大卷，弥足珍贵。我看了长卷以后，对在现场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说，国内于右任的千字文大多是翻版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千字文印出来，这对刘冰先生的捐赠行为也是一种肯定和传扬。这就有了后来上海书展轰动的签名售书活动。事情没有完，我在撰写千字文出版序言时查了于右任先生的有关资料，发现于右任生于1889年，2019年正是他诞辰140周年。于老是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对20世纪影响很大，而且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交往，是同情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于老与上海联系也很多，他生于陕西，但参加辛亥革命、创办四份报纸、创办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以及标准草书社都在上海。又查，1949年以后，上海及大陆几乎没有召开过比较有影响的于右任研究或纪念活动。于是，我向市政协领导建议召开“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市政协徐逸波副主席和市人大高小玫副主任都出席了会议。除此之外，我和刘冰先生还重点做了两个人的演讲组织工作。一是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先生，他1939年生于重庆，1952年移居中国台湾，后又去美国，是美国的退休工程师。我在洛杉矶曾与他同桌吃饭。于先生为人十分警觉，对大陆了解也不多。我和刘冰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把他动员来上海参会发言。他的参与以及介绍的一手资料，增加了会议的亮点。澎湃新闻派资深记者顾村言对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采访，史料很珍贵。会前，我记起有谁跟我说过谢稚柳先生曾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于是我又找到谢定伟先生，证实确有其事。过去由于政治方面的顾虑，谢老本人、传记作家郑重以及谢家人都不曾提起过这段往事。这次经过和谢定伟先生讨论，他也到场发言，详细地介绍了往事，生动、有料，尤其对于右任、谢稚柳、张大千三人在敦煌文化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做了详细介绍。会后，我又让谢定伟把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9月17日的《联合时报》上。开好这样一次会，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尤其是在向沈飞德先生请教时，他给我支持，并介绍我认识上海复旦的傅德华研究员，傅先生是研究于右任的专家，他到会发言比较全面和专业地介绍了于右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会议前，我个人还安排了于中令、刘冰先生专程拜访98岁高龄的陈佩秋先生。于家和谢家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后双方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联系。这次拜访活动，陈佩秋和于中令先生都很重视、满意。当时，我找了一个摄制组全程录像，并在谢家底层大堂当场逐一做了发言录像。当时那位年轻的编导不太明白我的安排。过了一段时间，她做了一档“于中令拜见陈佩秋世纪会”的节目，在手机上播放，3天内就有1.2万余人收看。这位编导也惊讶不已。文史工作就是如此，很多看似不经意的内容，实际上分量很重。但如果一不小心放过了，就会成为终身遗憾。同样，8月16日下午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新书发布会也极为成功，除刘冰、于中令以外，我们另外安排了8位嘉宾陪同签名，尤其是谢定伟先生按照我们的要求带来了谢稚柳、陈佩秋先生的印章，为每位读者盖印，使读者兴奋不已。原定1小时的活动，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现场500本备书一抢而光，有的读者再跑到二楼书画社展位，把另外100本也买光，创出了今年上海书展的大热门。

以上从刘冰身上发掘文史线索的案例，给我本人如下启示：

1.文史资料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的环节很多很长。文献发掘包括口述历史、整理、研究、出版、纪实片、展览、论坛等，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应该抓住自己熟悉的环节，整合资源，扩大效果。

2.做文史工作，方法很多。但抓住刘冰先生这样活的史料加以挖掘，也是一种方式。历史文献已存在那里，今天还是明天去挖只是时间问题。而活人的史料稍纵即逝，应该特别引起重视。

3.好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我们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一时的热闹，而是为了长远的历史留存。自己要有定力和自信。项目一时未被人们认识没有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

4.文史资料工作，尤其是已存的、大批的文献资料和出版工作，确有计划性的特点，但是很多工作是在进行过程中不断深化、不断加深认识和不断发掘出价值的。它有非计划性的特点。碍于时间紧迫，主持人应当及时调整工作方法，随机应变，以扩大战果。

以上工作，是在很多领导和同仁帮助下完成的。记叙下来，旨在与各位同道分享。

祝君波 资深出版人、拍卖人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