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川】他是中国美术的创新先驱和抗日救国的革命战士，以刀笔为武器，每幅画都隐藏着时代的呐喊。

纳空流

罗公流(1916年1月5日-2004年10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中国现代著名油画家、版画、美术教育家。1938年到达延安后不久，参加了“奴木刻工作团”，年底去太行山抗日战线，《新华日报》(华北版)美术编辑，从事版画创作。1955-1958年赴苏联留学，进入列宾美术学院研究油画艺术。回国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协常务理事等职务，担任2-4套人民币设计师。2003年被文化部授予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

罗公流出生于充满忧患的20世纪初期，在少年时代憧憬进步文艺，树立了艺术救国的抱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毅然抛弃学业，投身抗战宣传，奔赴延安，走向战斗的前线。在以刀笔为武器的战斗中，吸收了民族民间艺术，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践为实际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具有延安革命美术的创作经验，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国家的艺术事业，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

这篇文章摘自《人民艺术家》杂志201805期，内容已被删除。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罗孔侑既是做出卓越贡献的艺术，也是美术教育的名词。他的艺术历程总是紧贴着社会发展的步伐，他的所有选择也是在时代的大潮中自觉反应的。他在追求“为了人生的艺术”中不断实践艺术创新的理想，同时坚持与社会和人民同行的创作宗旨。

以绘画为核心揭示生命

罗功流的青少年时期，西方艺术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现代艺术革命。当时，现代艺术家从艺术变革出发，在艺术中蕴涵着社会变革的理想。因此，中国产生了“变乱史”，这也是中国艺术家相当一部分的选择。

这时，罗公流反而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他从社会变革的理想出发，把艺术看作社会变革的武器和工具，走向了“首先是战士，然后是艺术家”。

1931年，罗公流15岁，也就是初中一年级。当时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是广州中山大学，罗公流也在中山大学附中学，卷入其中。剧增的救国学派激起了罗公流们的爱国心，参加了童子军，加入了游行。

1931年罗公流在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的照片。

1932年，方勋、李德在上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油画艺术团体“变乱史”。他们利用西方立体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促进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决澜社宣言》。

但是当时变乱史对罗公流没有影响。在罗公流，当时中国社会和艺术的主流与西方完全不同。就像变乱公司主张“纯粹的造型世界”一样，在“九一八”事件后，国难迫在眉睫的时候，很难继续活动。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比起对医乱社会艺术观念的主张，更应该宣传民主，宣传抗日艺术。

1932年第一届展览时拍摄的照片

1932年，也就是变乱史成立的那一年，罗公流和他的五位同学在教室外的路灯下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实际上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革命，在革命中都很杰出。

以文艺研究会的这一经验，在随后升学期间，罗孔侑被学校开除了。这一年是1934年，是罗公流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年失学，家庭又破产了。但是他不伤心，也不慌张。他冷静地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只能画画，决定自学画画，与此同时鲁迅的新兴木雕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

杭州艺电门木版画研究

1934年鲁迅指导的新兴木雕运动已经蓬勃发展，但罗公流们对一些作品有自己的看法，觉得太粗糙了。他认为必须加强基本功训练。"孔欲想做好那件事，必须先利用那个机构。"但是去杭州预科学习是为了磨练这个武器。罗公流们的想法与鲁迅所说的“木雕中最重要的是打好素描基础”、“基础不深，画不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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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罗工柳照片

罗工柳在杭州艺专上的是预科，学习非常紧张。他上午在课堂上画素描，下午自己刻木刻，晚上泡图书馆，星期日也刻木刻。他的木刻主要受珂勒惠支的影响，是练习也是创作。他刻得非常认真，习作与创作结合，努力达到造型准确而且要求神似，“神形兼备”是他当时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罗工柳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在学校的时间不会太长。国家危难，学校能否办下去也是个问题，再加上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如果不是考取的免费生，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自己是无法继续求学的。因此，他深知自己必须很用功才行。

罗工柳《鲁迅像》木刻 1936年

正如罗工柳所忧虑的那样，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杭州被炸，整个学校被迫内迁而陷入了逃难生活。学校辗转于浙江、江西、湖南，迁到相对安定的湖南沅陵后，没多久与北平艺专合并。那时，学校很乱，闹风潮，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场景和逃难的人流。

与此同时，周恩来到武汉，把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集中起来，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里有个力扬是罗工柳过去的老同学，田汉让他写信给罗工柳他们，说现在缺刻木刻的人。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罗工柳没有犹豫，主动离开学校走上了救亡的道路。

1938年罗工柳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时照片

创木刻团，听群众声

1938年冬天，党中央号召延安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根据地。“鲁艺木刻工作团”就在这时候产生了，由胡一川、华山、罗工柳、彦涵等人组成，胡一川担任团长。木刻工作团和延安干部队一起，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带领，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着敌人后方进发。大家斗志昂扬，一路唱着救亡歌曲，冼星海还为木刻工作团写了新歌《到敌人后方去》。

木刻工作团在行军的路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晋西双池镇举行了第一次木刻展览会。作品有数百件，大部分是1938年春天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会中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后来送到延安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延安木刻工作者的作品。

1939年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时合影（左起彦涵、华山、胡一川、罗工柳）

这次展览，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关怀，观众很多。但对于木刻作品本身，群众并不喜爱，并提了很多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

这两条意见，把当时木刻作品的最大问题指出来了，而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国新兴的木刻，最初是从外国学来的，当时还保留着欧洲的风格和表现方法，或者说当时的木刻还没有脱离模仿阶段，还没有独创出自己民族的风格。这个问题，在罗工柳他们离开延安时，领导同志就曾指出：要为木刻中国化而努力。

罗工柳《罗曼·罗兰像》木刻 1939年

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罗工柳等人在思想上不是很明确，直到听了工农兵群众的意见，才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用这些内容不够深刻、形式带有欧化的木刻作品，以巡回展览的方式作为木刻工作团的主要工作，事实证明不是最好的办法。开始以为“带一箱子木刻画，可以走遍天下”的想法，看来不是那样吃得开了。群众要求他们放下老一套，创作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新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作品。

宣传抗战，传播木刻

不久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木刻工作团进入了华北《新华日报》工作，为党报刻木刻。他们的工作和战斗结合在一起，工作本身就是战斗。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北方局的机关报，是指导整个华北对敌斗争的报纸。它每篇社论都是战斗的号角，经常是在深夜里由骑兵从几十里路以外的领导机关送来，木刻工作团和排字工人同志们一起，也是经常在深夜里等候这些社论的来临。来到后，主编先交给木刻工作团看，看完交给排字房，然后木刻工作团就在油灯下刻起木刻来。字排完，校对完，木刻也必须刻完，一起打出大样，主编看过，签了字就上机器印刷。

罗工柳《夜袭》木刻 1938年

罗工柳《新华日报》国际时事插图木刻 1939年

这期间，木刻工作团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一部分是为报纸刻的木刻：有报头木刻，即社论的插图；有通讯报道的插图；有政治漫画木刻；有长篇连载的木刻连环图画；有短小的木刻故事画，并出版了木刻副刊《敌后方木刻》。另一部分是木刻画册，是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斗争的木刻连环图画，也使木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木刻和政治结合起来了，战斗性加强了；木刻作品的内容质量有了提高，群众要求有故事性、有头有尾，基本上做到了；在艺术形式上，对欧化作风有了改变。

《实行减租减息》套色水印木刻 1940年

《实现民主政治之选举村长》套色水印木刻 1940年

《儿童团检查路条》套色水印木刻 1940年

为了开辟其他地区的木刻工作，1940年秋天，党决定派木刻工作团到冀南去工作，任务是培养木刻干部和建立木刻工厂。冀南是平原，和太行山上的斗争不一样。这里基本上是游击环境，敌人据点很多且相互距离很近，罗工柳他们的驻地不固定，经常迁移。就是在如此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罗工柳他们把木刻传播到了河北大平原上，并且在那里生了根。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3年的经历，就是改造木刻艺术的经历，也是改造木刻工作者本人的经历。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要求下，木刻工作团的工作在不断革新中始终向着健康的、进步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