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公庄园红酒销售】甘肃临夏唐汪社会史专题研究：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唐汪唐姓姓氏考察

唐王顾名思义是党和王的结合形成的地名。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总面积46平方公里。

因其在洮河下游谷地，境内群山环抱，地势平坦，故也被称作“唐汪川”。除了唐姓、汪姓外，唐汪还有张、马、赵、杨、董、何、李、黎、妥等姓氏。在唐汪所有姓氏中，唐姓比例最高。唐汪总人口为14107人，五个唐姓村总人口为6710人，约占全镇人口的48%。[1]由于唐汪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居住着汉、回、东乡、藏等多个民族，受到伊斯兰、佛、道等多种宗教的影响，由此孕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唐汪姓氏源流变迁反映了民族关系、宗教结构、社会生活等内容，值得深人研究。

就唐姓源流问题，马兆熙、唐士明在《东乡唐汪川唐氏源流》一文中已做了梳理，并提出三种观点：退役落户说、移民屯边说、犯法充发说。这三种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在唐姓定居唐汪川的初始时间上基本一致，即元末明初。[2]在本文中，笔者结合田野访谈资料以及考古资料，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补充性的探讨。

1、唐姓与白马将军的传说：共同宗庙的构建

唐姓是唐汪最大姓氏，但该姓何时到达唐汪，史籍阙如，无从讨考。民间口碑材料和传说或许能提供一定的线索。在照壁山村有一座唐氏宗祠，当地人称作“唐氏老庄”，但一般口头上叫做“老祖庙”或“老先先庙”。庙内碑志[3]称，该宗祠是甘肃省境内唐氏家族共同信仰和祭祀的公共神庙。

相传此宗祠始建于元代，并在历史上曾多次维修翻建。1929年(民国十八年)被烧毁，1946年重建大殿，在1966年破“四旧”中再次被毁。现在的大殿是1986年重建的。庙院一进五院：照壁、三花门、山门、过厅、大殿、后沐。庙内大殿里供奉着佛祖孔雀明王宝贝佛、唐氏宗神白马显德将军、唐氏门中先祖牌位和唐氏祖辈排录。其中“白马显德将军”据说就是唐汪唐氏的第一位先祖，被当地的汉族供奉为祖神。相传白马将军祖籍四川，名字也不可考，是元代驻守兰州华林坪的一位参将。白马将军告老后还乡时路经唐汪，发现此地水草丰茂，松杉满山，榆杏遍川，于是就定居于此。

笔者在唐汪做田野调査时，塔石沟村的一位老者如此说：

我们唐汪，一个是唐家，一个是汪家。唐家人来着已经将近700年了。我们唐家是元朝社会时来哈的。来的时候，这里全部是林棵(意为树林，笔者注)，我们来了种地，保护唐家的是老祖爷，叫白马将军。就是那个老祖庙……现在的话来说，老祖爷是团级干部。保我们唐家人。后来我们信仰了(老祖爷)。[4]

此段话是唐姓汉族对白马将军传说的历史记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现今，唐姓回族、东乡族尽管不参加老祖庙的任何直接祭奠活动，但对共同祖先的历史记忆中，与唐姓汉族是一致的。胡浪村的TGX说：

以前我们这地方不叫唐汪川，叫唐家川。照壁山那个老祖庙里供的就是唐家人的先人，据说叫白马将军。汪家人是以后迁来的。在我们小的时候，解放前，我们和下面的人还走动着，下面老祖庙里有事，我们这边的人还去。后来，就慢慢淡了，不走动了。[5]

这与塔石沟村说法是一致的。关于白马将军的故事，除了村民口耳相传之外，还有文字保留在唐姓回族人唐汉卿所撰家谱中，此人被当地人称为老秀才，曾任唐汪回民小学的校长以及教务主任。现已过世多年。《汉卿家谱》称：

我们唐姓家族的祖先，原属四川省人，早在元末明初，唐姓这个人当时是一员元朝末年的兵卒小头领，职衔“白马将军”，驻守华林城(指兰州市华林坪，笔者注)，到了晚年退伍后，因多年当兵，可能和家乡失去了联系，所以退伍时，主动要求就地落户，结果他选择洮河汇入黄河尽头的地方“八眉山”麓(指吧咪山，笔者注)，洮河之滨，河谷峡地“地滩寺”落户。[6]

尽管该家谱撰修时间晚，亦缺乏可信度，但如果将《家谱》中的“元末明初”从朱元璋1368年建立政权算起，距今有650多年的历史。这和前文中塔石沟汉族老人所说“700年”也基本一致。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唐姓迁居到唐汪的时间大致在元末明初，或明中叶。

马鹤天[7]在护送班禅人藏时路经唐汪川，并有如下描述：

据谈唐汪川原名唐家集，当时仅有唐姓一族，原籍四川柳树庄人，在元忽必烈时为参将。其时此地为番民所居，元军逐之，唐参将遂流寓此间，子孙繁衍，日益众多，现传至十四代。[8]

显然，马鹤天的笔记中所称元忽必烈时的参将应和唐姓传说中所指的“白马将军”有一定的联系。

上材料似乎有些单薄，甚至相互矛盾，但唐姓氏族对祖先的记忆总是热切而真诚的。因此无论历史的祖先多么遥远而模糊，但共同认可的庙堂——唐氏老庄，将历史和现实，祖先与记忆，过去与将来紧紧捆绑在一起，祭拜祖先的缕缕香烟中，将唐氏宗族凝结一起。尽管岁月流年，各有奉教，但唐姓宗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祭奠自己的先祖，血脉相承的过去在神堂中延续。

2唐姓与排行字辈问题：伦理文化的承载

唐汪是一个回族、东乡族占人口的60%，汉族约占40%的乡村。这里和西北地区的回族等穆斯林村寨根本不同。原因在于无论是唐汪的大姓唐姓、汪姓，还是张姓、赵姓尽管是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但历史上同姓氏都是有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说曾经是同一个民族。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不同信仰、民族的同姓者，直到今天都承认这一事实。而论字排辈就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一部分。唐汪无论回汉、不同信仰，同姓者常常在重要场合，或社会礼仪交往中，同姓都是要论辈分的。辈分是长幼有序的文化标志，不可随意逾越的，要相互遵守的。而字辈就是对辈分的口头或书面的承认，也就是表示家族辈的字，也称派号。字辈命名是中国姓名文化中种常见的取名方式。唐汪唐姓也不例外，是以字辈命名的，说到每个字辈时，无论回汉的唐姓人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因此直到今天保留唐姓字辈的资料，并且以乡规民约或者家谱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我们田野调查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文献，有的是首次发现。

1、照壁山《唐氏门中氏族排行碑录》，俗称《唐氏老庄碑》，内容录如下：

当闻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无始。父之有子，子又有子，子子无终，人之有论，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论，欲木之茂，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根其源也。我唐氏族中排行自从千、斗、岂、洪、得、寿、敬、尊、汗、正、自、成、有、万、增(文)、玉(国)、士(占)，以下已告结。前有族中秀才唐晓霞、唐明如、唐晓泉等人不忍乱伦，经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辈排列晓伦，计开：致、仲、和、学、勤、尚、廉、广、进、修、祖、德、施、延、刚、宗、礼、少、述、民、泽、开、富、源、承、启、昌、繁，存于唐氏老庄祖神庙。

内容和《照壁山唐氏老庄碑志》差不多相同的《唐氏排行》抄件(见照片)，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也录如下：

尝闻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无始，父之有子，子之有子，子子无终， 人之有伦，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伦，欲木之茂，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溯(?)其源也。

我唐氏族中排行自从得、寿、敬、尊、汉、正、自、成、有、万、增(文)、国(玉)、占(士)，以下已经告结，前有族中绅士唐晓霞、唐明如、唐小泉等人，不忍乱伦，经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辈，牌列晓(谕?)，在十年动乱中，此牌遗失，无从稽考。现从外地找到了牌行原文，兹列录于后，按此论辈可也。

计开：

致仲和学勤尚廉广进修祖德施延刚宗礼少述民泽开富源承启昌繁

审校者：

唐国云 唐国谦(?) 唐国佐 唐文仁 唐万荣 唐文先 唐国寿 唐国强 唐国泰 唐致清 唐致才 唐士照(?) 唐占林 唐占鳌 唐绍宽 唐占才

岁次丙寅一九八六年仲秋 唐士英 撰序敬书[9]

这两份文件寓意都在确定人伦序位，子孙昌盛，如录文所说：“当闻古人有言，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无始。父之有子，子又有子，子子无终，人之有论，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欲族之旺，必正其论，欲木之茂，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根其源也。”反映了浓郁的儒家伦理思想和生计观。但就两份文件前半部分所说来看，《照壁山唐氏老庄碑志》有17代排行字辈，而《唐氏排行》更少，只有13代。中间必有缺文，或者此文件为后人凭记忆补订，遗漏较多。后来以由于“下已经告结”，于是“前有族中秀才唐晓霞、唐明如、唐晓泉等人不忍乱伦，经取定排行文字二十八辈排列晓伦”。说明制定这个字辈时，到了或者接近“占”字辈。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现在辈分最高的是“万”字辈，最小的“和”字辈，年岁相差约在8010岁，但字辈很大程度上是人伦次序，非实际的年岁差别。很可能晚字辈的人岁数比前字辈的人岁数大，所谓辈分小之故。但字辈大致也能反映每代之间相差岁数，一般年岁在18 — 25岁之间。从第一份文件唐姓字辈“千”字辈算起，至“学”字辈，也只有21代，如果每代以20年计算，也只有400多年。大致到了明末，这与《汉卿家谱》所记[10]和田野口碑资料有出人。这与传说的白马将军之间有200年多年的差距。但在清初中叶，唐姓就已生活于唐汪，且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主要存于石窟题记、碑记。

2、红塔寺石窟《西方圣境》题记。

在2009年8月11日，笔者对红塔寺石窟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了大量石窟内的壁画。[11]在洞窟内的上有一处题记，内容如下：

西方圣境：愿主唐守宰募化亲眷，唐氏子赵伏成，消今生之罪，□[12]种来世之因果，思地狱口发，发菩提心，心成就诸佛，菩萨金像，保佑土大时中，吉祥如意，万事亨通。大清康熙癸丑年八月十三日开光

题记中提到了“愿主唐守宰”，时间是清康熙癸丑年(1673)八月十三日，此处“守”字与前文的字辈中的“寿”应是通假字，或是同音异写。这段题记中的唐守宰(在)在乾隆年间造的洪塔寺(红塔寺)《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碑记中出现过，可相印证。从“唐守宰募化亲眷”等文字推断，愿主唐守宰当为一家之主，年龄约50岁左右。按50岁计，他的出生年份大致为1623年左右，为明朝天启年间人。如果按照100年5代人计算，从唐守宰往上再推5代，即得、洪、岂、斗、千，到“千”字辈，即1523年，为明世宗嘉靖二年。按照《汉卿家谱》和口述史等材料来看，白马将军是元末明初的人，与唐姓“千”字辈之间至少相差150多年。但是这中断的150多年间，唐姓的情况如何，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3、《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录文如下：

洮河古为抱罕地。境内不少名刹，而洪塔寺为最者。创自前代而建修者则在康熙十三年。里人唐守在之功德。为□□□□问弥勒世尊暨阿难迦叶乃天成也。古洞幽邃，高塔峥嵘，郭公题其诚一方之胜概云。康熙丁百间功德杨朝隆、唐进臣、汪加琮、唐志祥诸人于瞻拜之际，度其规模法敞，增建大殿于□□。雍正二年，功德唐玉祥、唐宗乾、唐宗训又建献层楼。乾隆元年，功德唐进举、赵伏侯重建中殿。□之旧制，令人改观焉。乾隆二十三年，功德唐宗真、唐宗卜、唐宗林、董邦选、范文宝又见悬崖幽致，遂修观音阁于其上焉。山势林木蓊口，贻仿佛落伽之地。是寺也，傍山而禽鸟参禅，近水而鱼龙听法，游人随喜而不忍去。高僧至止而愿高楼，此所以甲于洮河之诸刹也。但富于烟火而疏于供养。寺终将湮焉。兹于康熙四十四年而施田地为香烟资者。则功德唐有敖，唐守宜等一户四汉之力也。雍正九年，施以山门外地一垧有半，而为众僧常住者，则唐宗汉之力也。厥从施以粮供而为殿内香口者，则唐汉龙、唐汉法、唐汉宁等之力焉。乾隆三十一年，施大头水而秉为常住者，则唐宗奎、唐奉祥、唐宗瓚、唐汉法、唐正喜一户四汉之力。为会值四月初，乃口口玉宫太子悉莲□□降生之日也。正收心弟子唐汉智募化□信，施舍粮资，共登善果，亦足以媲美前人焉。故勒之于石，以垂□云。[13]

上川一庙唐宗政、唐宗孝、唐汉忙、唐汗左、唐汗□、唐汗达、杨启明、唐汗朝、唐汉玉、杨伏才、唐汗善、唐汗功共施口一十四千四百文；唐汗宁、白氏子□□□□□□□□唐自玉、唐自海、唐自伦、唐自林、赵□□、□□□、唐自□、赵世宗、唐自音、共施常住十千八百文；唐汗为、唐汗臣、唐自言施口一千八百四十文；众人施□□□□□□□□□□□□唐洪祥、唐近□、唐近户、唐近□、□□□、□□□、唐伏善、唐伏臣、唐伏保、唐伏林、唐汗照、唐汗树、唐汗礼、唐汉洛、唐汗成、唐汗卜、唐正洪、唐正材、□□□、□□□、□□□舍施常住口二十四千文；一二□□□、□□□□二千三百四十文；唐自成施口一千二百文； □□□□□□□□□□□□冯氏子□□□□□□常住□四千二百文；唐斗仰子、唐岂浩施□一千六百八十文；唐伏云、张氏口一千八百文；唐伏江、唐伏明、唐伏□、唐千印、唐汗伸、唐汗才、唐汗□、唐汗□、唐汗政、唐汉贵、唐汉岁、唐汉玉、唐岂岁、唐岂才、唐岂文共施常住□—十四千文； □□□、□□□、唐□□□二千四百文；唐岂虎、朱氏施□一串八百文； □□□□□氏共施□二千四百文；丙庄善男信女共宗施常住□九千六百八十文；唐岂庄□一千二百文； □□□、□□□、□□□□善男信女董氏喜施常住□□□□□； □□子唐色明、唐福寿、王氏共施常住□六千文。

释迦文佛降生四月初八，统领□□□□□□□□□□唐汉知、张氏共施常住口一十二千文； □□子唐乞龙、唐对、王氏田氏共□一十二千文；孙唐□□、□□□常住□一千二百文……[14]

中华唐氏甘肃省白银市宗亲会第三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结合上述材料，现分析如下：

1)碑记中出现的唐氏宗亲有唐守在(唐守宰)、唐进臣、唐志祥、唐玉祥、唐宗乾、唐宗训、唐进举、唐宗真、唐宗卜、唐宗林、唐有敖，唐守宜、唐宗汉、唐汉龙、唐汉法、唐汉宁、唐宗奎、唐奉祥、唐宗瓒、唐汉法、唐正喜、唐汉智、唐宗政、唐宗孝、唐汉忙、唐汗左、唐汗□、唐汗达、唐汗朝、唐汉玉、唐汗善、唐汗功、唐汗宁、唐自玉、唐自海、唐自伦、唐自林、唐洪祥、唐近□、唐近户、唐近□、唐伏善、唐伏臣、唐伏保、唐伏林、唐汗照、唐汗树、唐汗礼、唐汉洛、唐汗成、唐汗卜、唐正洪、唐正材、唐自成、唐斗仰子、唐岂浩、唐伏云、唐伏江、唐伏明、唐伏□、唐千印、唐汗伸、唐汗才、唐汗□、唐汗□、唐汗政、唐汉贵、唐汉岁、唐汉玉、唐岂岁、唐岂才、唐岂文、唐□□、唐岂虎、唐岂庄、唐岂明、唐福寿、唐汉知、唐岂龙、唐岂对、唐□□等名称。从碑文中可知，其活动的时间是从1673年(康熙十二年)到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有93年之久，大致在一个人最大享受年岁；按辈分计算大约五代，应该出现五个排行字辈。碑文中出现了守、进、志、玉、宗、有、汉(汗)、奉、正、岂、自、伏、斗、千、福等字，有些出现很有规律，其中如守、宗、汉(汗)、岂、自、千、进、伏等字，应是字辈，大致是8个字辈，按辈分计算约有160年，和碑文中的时间跨度相差60年左右。这反映了字辈大致所跨的时间长度。再查《唐氏老庄碑》碑文，其中也有斗、岂、寿、敬、尊、汗、正等字辈。有些字辈如“伏”在《唐氏老庄碑》中没有出现，有些同音不同字，如“汗”与“汉”、“守”与“寿”；有些不同韵如“进”与“敬”，“宗”与"尊”，出现这些现象和西北人的发音习惯有关，发音过程中常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区分，有时也不严格区别声调，加之书写者是按照口述者的音读书写的，因此造成了上述同音不同字或同声母不同韵的现象。但比对后发现，这些汉字可以比较整齐的对接，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该是字辈在文献中的反映。这种唐姓字辈排行在乾隆年回民起义文献中也有体现：参加义军的唐姓人有：唐德成、唐苏麻亨、唐复有、[15]唐正宗、唐宗弟。[16]唐正宗供出的23人应该多是唐姓。

另外，在《续修导河县志》中，也可见到很多与唐汪唐姓字辈相同的唐姓名字：

唐隶华，字萼生，唐汪川岁贡生。性沈谨，博学多能，旁通歧黄堪舆之术，有贫不能延医者，不邀辄往，不惮烦，亦不索酬，为人卜葬地，则曰：阴地不如心地，祗求风水无伤而已。识者以为至言。[17]

《续志》对唐隶华的情况有详细记载，能够确定他虽是唐汪唐姓人。另外，从《忠节条》的《殉难录》中也能找到一些唐姓的名字：

唐海昌 唐万兴 唐增旺 唐仲彦 唐仲英 唐福禄 唐英保 唐炳 唐大泽 唐哈才 唐学年 唐有录 唐五十三 唐仲科 唐永喜 唐永银 唐合得 唐随哇 唐尕三 唐客哇 唐六十五 唐春哇 唐顺成[18]

这些名字中，有些和唐汪唐姓的字辈重合，比如唐万兴、唐增旺、唐学年都可与唐氏老庄的碑志和《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相印证，应该说，这不纯粹是巧合。至于这里的“唐仲彦、唐仲英”是不是唐姓中的“仲”字辈，不太好下定论。因为唐汪唐姓的“仲”字辈出现大致是在20世纪中期，这里所列的阵亡者是在嘉庆初年，前后相差将近200年。

2)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民间记忆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其准确性大打折扣。于是出现了与文献看到的字辈不一致的现象，甚至中间缺了一些字辈，但大致还是可信的。二是排行字辈是确定辈分长幼的伦理性依据，由此确定长幼关系，但绝不是确定年龄大小的依据。所以碑记中“宗”字辈活动的时间比较久，从雍正二年(1722)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此可以推测，同一字辈的人可能延续100年左右。

3)《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中的“唐守在”和洞窟壁画题记中的“唐守宰”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和“宰”应属笔误，或同音异字。这个推论有两个理由：一是这个人的字辈为“守”；二是两段材料所记述的时间大致一致，“康熙癸丑年”为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与《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记载的“康熙十三年”相差一年，这当属记录造成的出人，应以壁画题记“康熙癸丑年”也即1673年为准。

3唐姓与宗教变迁：信仰分化中的认同

《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碑文中特别提到了“上川”和庙宇。唐汪是沿着洮河西岸或南岸分布的狭长地带，以照壁山为界，上半部习惯上被称为“上川”；下半部为习惯上被称作“下川”。[19]

唐汪唐姓分布于唐汪镇西，从东向西依次是唐家村、胡浪村、照壁山村、塔石沟村和白咀村。[20]其中，唐家村和胡浪村毗连照壁山、塔石沟、白咀三村合称“三合”。唐家村是一个纯伊斯兰化了的唐姓村，只有东乡族和回族，没有汉族；胡浪村是个过渡带，汉族、回族、东乡族混居；而照壁山、塔石沟和白咀三个村为纯汉族聚居村，其中以唐姓汉族占绝对优势。就这种居住格局形成的原因，《汉卿家谱》这样解释：

他(指唐祖，即“白马将军”，笔者注)生有三子，就是以后所设的大房头、二房头、三房头。其中二房头，也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成家后为了日常生活道路上的追求，逐渐脱离了原有家庭范围来到上川，大房头和三房头住在下川。[21]

从《汉卿家谱》到当地的口碑材料中都可知，唐汪川唐姓在起初是汉族。有意思的是，唐姓中的回族是如何形成的，值得一探。据有关史料记载，至少从乾隆年间，这里的唐姓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

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回民素与马明心、苏四十三潜通，胆敢扎筏偷渡贼匪，实为罪大恶极。[22]

如讯出各该处果有从逆回民，即行一带查办，至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于四月初旬自兰州窜回，被士兵剿杀及淹毙者二百余名，现在该处所有新教余党谅已无多。[23]

查办理贼匪余党一事，其洪济桥、唐家川等处从逆回民陆续搜捕剿杀已有五百余名，纵有余孽，已属无多。

战乱也可能是改宗的一个原因。塔石沟村的一位汉族长者说：

回回反的时候说随(改教，笔者注)是不杀，不随是杀哩，恁是跑的跑了，随的随了。没办法。刀架到脖子上你也没办法，就随了呗。我们这里还有念成阿訇的，尔林[24]还好地很。后来我们坟挖开时，就埋匝(坟墓，笔者注)像哩，没棺材。按照回回(回族)着送哈地。[25]

马鹤天也曾对唐姓回族的形成也做过论述：

因历代回乱，每被残杀，人口渐少，未死者为免祸计多加入回教，自称回民。现在本镇之唐姓，固十之八九为回民，而在下川之同一唐族，则大半为汉民，论行辈尚依然未乱。[26]

这些史料反映了在乾隆时代唐家川唐姓人巳经信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改教就是改宗，也改变民族。信仰了伊斯兰教自然在文化属性上成为了另外一个民族，实际上仍是同一祖先。这样同姓但不同教，于是出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唐姓。

文化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对唐姓共同祖先的认同。这可以从田野调査的材料中得到反映，直到今天唐汪唐姓无论回族还是汉族都互相承认字辈，而且长幼有序，无论回汉，晚辈见了同姓长辈是极其尊敬的，没有因宗教的差别而有所差异。

现今，唐姓回族已经不参加任何祭拜祖庙的活动，不过，也有人间接地为祖庙捐钱捐物，以示对祖先的纪念。[27]但是在历史上并非如此，而是参加祭拜活动的。这可以从田野访谈中得到印证。胡浪村的TGX说：

我们小的时候，照壁山有我们的唐氏宗祠“老太太庙”。我们这边的人还到庙里去。我们不能拜，但是过去的时候要拉羊、蒸素盘。去的人是我们回回中的头面人物。(这个现象)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一直都有。到后来大家觉得和宗教有冲突，所以慢慢地就不去了。解放以后就停止了。在下三庄和我们交界的地方，我们老回回置办了一块地，叫“香烟地”，在红塔寺附近，大约三四亩地，贡献给宗祠。我们小时候还在香烟地劳动过。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还叫“香烟地"。[28]

这段口碑材料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是1949年前唐姓“回回”是参加祖庙祭拜的，虽没有行祭拜之礼，但会携带供品；二是1949年后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停止这种祭拜活动。口述材料中所说的“和宗教有冲突”值得细究。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而言，禁止包括祖先崇拜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古兰经》对此有明确的规定。阪依伊斯兰教、遵从伊斯兰教生活方式的这部分唐姓人，由于宗教上的差异，在同一个姓氏之间以宗教信仰为界划分出两种人群，即保持原先传统的佛道信仰的唐姓人和改信伊斯兰信仰的唐姓人。唐姓中皈依伊斯兰教的这部分人，在其民族身份上，更准确地说，在深层的民族心理认同界限上，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文化传统中还保留了相当多的汉文化因素。起初参加祭拜祖庙的活动就是其中之一，而改变这种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心理上他们认同唐氏先祖。在清代有关回族文献中有很多诋毁穆斯林的言语，其中一条就是“逆回不敬天地，不敬祖先”。在汉文化的传统中，“慎终追远”始终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不祭祀祖先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皈依伊斯兰教的唐姓人是要为这一改变付出代价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改变似乎只是瞬间的事， 最后凝缩为一段模糊的记忆，但记忆展示了改变背后的阵痛、挣扎和两难。唐姓人的改宗同样也是如此。从一开始的全体共同祭拜，到派“回回中的头面人物”为代表去参加祭拜，再到置办“香烟地”，最后完全放弃祭拜祖祠，这个过程就是逐渐疏离的过程。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形式有所改变，但参加祭拜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到后来就慢慢停止了。这可能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识别工作所致。民族识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唐姓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一部分人回族身份认同的进程。

历史的真相已无从考寻，而所有的讲述或者记载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从某个角度或者某种立场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口述材料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一定的问题：与回族形成的一般历史叙述相比，唐汪唐姓回族的形成表现出了自身的特殊历史和过程。民族身份的改变没有影响共同血脉先祖的承认。因此有时候祖先认同往往会超越文化认同，使其发挥着内在的价值。

结 论

我们主要以田野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观察很少有学者关注的因民族改教、改宗、改族而形成的、却又和睦相处的多民族的村庄，试图从社会史角度介绍文化变迁与守望的内在关系。历史可能为我们回答一些问题，也可能永远不能回答，但客观现实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只是我们自己的肤浅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能代表真实、准确、客观，更不能说是真理，但为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窗口：庙堂、清真寺、供奉、传说、族群。一个复杂多层结构的体系，深人其中似乎进人历史的谜团，无论多快的刀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用场。这里似乎可以彻底颠覆那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传统，因为这里没有材料。尽管如此，乡民也在说自己的历史，祭奠自己的祖先。因此这里没有王者的历史，只有平民的历史。关注乡野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这在文中已经体现出了。

注释

[1]数据由唐汪镇镇政府办公室提供，时间：2011年3月11日。

[2] 参见马兆熙、唐世明著《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3]此碑志在后文做详细分析，此处从略。

[4]田野访谈资料,访谈A:TZC,76岁,汉族。时间:2009年2月8日。

[5]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X，69岁，回族。时间:2008年10月12日。

[6] 见马兆熙著《东乡唐汪人的民族心态探析——兼谈东乡唐汪地区的民族融合现象》一文。《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7]马鹤天：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一直密切关注祖国边疆，倡导国人重视边疆，并亲自走上考察的道路，还曾就职边疆。西北、内外蒙古、东北、康藏皆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考察途中，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陆续整理出版了多部考察行记和论著，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边疆社会珍贵的历史记载。参见赵夏《马鹤天先生对边疆考察和研究的贡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8]马鹤天:《赴藏日记》,《新亚细亚》第12卷第12期。

[9]抄件，有几字,不易辨识，以问号存疑。

[10]见马兆熙、唐世明《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1]此次考古发现引起了省州县各级文保部门的注意。州县文保部门于次年1月对红塔寺石窟进行了调查，并在《民族日报》做了题为《甘肃省东乡唐汪镇首次发现大面积的石窟壁画》的报道。

[12]“口”表示缺字,或难以辨认。

[13]此段碑文收录在张思温主编的《积石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6—378页)碑记中有关募捐的明细记录被省略。

[14]《洪塔寺募化施舍常住记碑》碑文。“常住”，佛教用语,意谓恒常永住，,不会变异坏灭。亦特指寺院所有之财物，即不动庄园，是暗示僧众每年迁徙时仍留在原地不动的财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9页。)另，清代伊斯兰教学者马注在其《清真指南》(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2页)一书中也使用了“常住”这一概念：“前人买置常住，或因绝嗣无依,无可寄托，欲求永久功德;或因有余之财，心存善念，希施济之回赏;或见善事当行，减食减穿，辛苦所积，欲净己身之恶孽，或慕想天堂，欲避火狱，计家产之宽容，以一半存度终身，以一半存想后世。常住之积，其用有三：一为清廉主持做岁月养廉，二为遵守学者作经堂之使费，三为远来孤客及在地穷人周贫乏艰难。”

[15]《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第158页：“上命军机大臣传谕阿桂、李侍尧曰:……又供唐家川为贼扎筏渡河之回子约有七八十,马常福为首;又有唐德成、唐苏麻亨、唐复有、张老师父、张国相也帮同扎役等语。”杨怀中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第170页：“其唐家川为贼扎筏过渡随去回子，除马复才指出各犯外，张国清供出之张国桃等十四人，唐正宗供出之唐宗弟等二十三人，臣一并存记，俟搜捕贼党时按名查办。”

[17]黄陶庵编纂：《续修导河县志》卷四《职官门﹒贤达条》民国本。

[18]《续修导河县志》卷五《人物门﹒忠节条》。

[19]相对于东乡广大的山区来说,唐汪因处于洮河冲积带,地势平缓,也作“唐汪川”,故有“上川”和“下川”之说。

[20] 在胡浪村和照壁山村之间还有以杨姓、赵姓为主的杨赵村和以部分唐姓为主的河沿村。河沿村的唐姓也分为东乡族和回族,无汉族。

[21]汉卿家谱》，见马兆熙、唐世明《东乡唐汪川唐氏家族》引文。

[22]《钦定兰州纪略》卷七,第124页。

[23]《钦定兰州纪略》卷一三，第201-202页。

[24] 尔林：Alim,阿拉伯语音译，此处指“学识、学养”之意。

[25]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L，79岁，汉族。地点:塔石沟村。时间:2010年8月24曰。

[26]见《赴藏日记》一文。

[27] 参见马自祥、马兆熙编著《东乡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28]田野访谈资料，访谈人，TGX，69岁，回族。地点:胡浪村。时间:2008年10月12日。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斯兰教民间小经文献研究(批号:12XZJ012)的资助。首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2014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 者 简 介

韩中义，男，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唐智，男，陕西师范大学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共甘肃省委讲师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