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蒙特红酒】《金融之王》：没有赢家的战争

1930年12月，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一篇题为《1930年的大萧条》的文章，他指出：“世界似乎笼罩在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中。”

”在过去的这几年中，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30%，德国下降了25%，英国下降了20%。美国有500万人正在寻找工作，德国为450万人，英国为200万人。世界的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咖啡、棉花、橡胶和小麦价格自股市崩盘以来已经下跌了50%以上。三个最大的主要生产国家，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已经全都脱离金本位了，其货币也随之大幅贬值。在工业国家，批发价格已经下跌了15%，消费者价格则下跌了7%。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凯恩斯一反常态的乐观。他说：“我们把自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混乱中，不能再控制这个精美的机器，因为我们不懂它的运行机制。”他把经济比作一辆停止开动的汽车，把混乱比喻成一个简单的“永磁电机问题”（永磁电机是一种汽车点火装置，能用来产生电能），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坚决行动”就很容易把这个问题解决，让“发电机继续工作”。

的确存在可以乐观的合理理由。在股市崩盘之后，1930年美国经济一路下滑，跌得很凶猛，有见底的架势，美国在价格和产量上同样也遭遇了直线下跌后反弹的迹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和破产。

凯恩斯清醒地认识到只靠一家中央银行是很难应对的。中央银行若要扭转经济形势，就必须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在金本位下它是信用创造的潜在原材料。虽然方式有些不恰当，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筹建之中。由于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带有避险需求的资金从储备稀少的国家流出——比如英国和德国，流入了黄金储备丰富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

然而，法国源源不断的黄金流入破坏了世界的稳定，它是唯一幸免于这场世界经济大灾难的欧洲国家。埃米尔·莫罗的战术是保持法郎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位置，这样就使得法国商品具有价格优势。这样，这个国家的经济在1929年和1930年期间运行得很好，那些寻找安全投资的资本开始像洪水一样涌入法国，仅1930年就流入了5亿美元的黄金。战后一向被银行家视为不负责任与行为可疑的法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金融安全的避风港。

当世界各国的消费和投资正在减弱，并开始压缩预算时，法国的货币却依然容易获得，人们花钱照旧。当世界其他各国的物价向石头一样直线下跌时，法国却继续上涨。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法国在无意间进入了欧洲经济最强的国家。

英国的评论家们不明白在大幅降息后为什么商品价格还在下降，国内生产持续缩减，失业率仍在上升。他们把世界经济的衰退主要归罪于金本位机制，尤其是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的从中作梗。到这年年末，美国和法国持有世界黄金的60%，并且她们都不想让这些黄金再流通出去。

到1930年末，法兰西银行开始意识到他们对黄金的储备正在造成世界对黄金的紧缺。法国银行系统的特征更是造成世界损失的原因。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会规定一美元黄金对应一定数量的现钞或信用货币，然而法国银行体系却与众不同，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黄金的货币功能。结果导致新增的5亿美元黄金转换成不到2.5亿美元的流动现钞。

法国政府声称他们无法掌控这种运行体制，热衷储存黄金是由这个国家的本质特征或国民与生俱来的勤俭节约和对风险的厌恶所致。其实在1930年间，事实就很清楚了，在埃米尔·莫罗管理下的法兰西银行已经非常清醒，意识到过多的黄金会导致货币的扩张，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特意阻止希望流入国内的黄金需求。随着世界商品价格的狂跌，这种举动似乎很奇怪，不过却显示了他和其他法国官员在1924年和1926年的货币危机期间所遭受的伤害要有多深。

在1930年的夏天和秋天，法国的黄金储备仍堆积如山。由于英法关系的紧张，法国通过了补救方案。法国的黄金政策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对诺曼来说意义深远。他很乐意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过在1927年和莫罗的不欢会见后，他就坚决拒绝和法国官员谈任何事情。

所以他非常明智地怂恿英国财政部和他们的对手法国政府谈判。然而，谈判依然无果而终，反而暴露出这两个国家最坏的情况。英国认为要吸取早期的经验和法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本应发现这样的建议是强制并带有侮辱性的。

很快局势就变的清楚了，法国没有因经济方面的争议屈服，而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有所让步。法国的官员利用强大的金融实力来实现政治上的让步，对他们来说，货币不再是一种回报。

1930年9月，据说莫罗即将辞职，这在巴黎流传了几个月，不过英国银行界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最初是说他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的离开可能预示着法国政府政策的改变。

事实上，由于负责法郎的振兴工作，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勋章，他认为这是离开的最好时机。他的行为仅仅是一般上年纪的法国公务员的惯常做法，通常他们在职期间的工资是按照很低的国际标准发放，然后在转到私人部门任职时将获取一大笔钱作为养老金。

他的继任者是克莱门特·莫内，和莫罗一样，学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去了巴黎政治学院，之后也去了财政部。然而莫内却不在核心部门——财政部督察机构任职。不爱抛头露面的他花了25年才终于爬上了财政部高层的位置。他在低微的职位上受到了普安卡雷的推荐，被提拔为部门负责人，普安卡雷将其描述为“出乎寻常的忠诚”。1928年，他和法兰西银行签约，成为它的第二把手。

虽然法兰西银行人事有所变动，但政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莫内提出要使黄金从法国流入英国，英国政府必须直接向法国借款。当然，英镑是否能保持稳定还没有任何确定性的因素，所以贷款必须要以法郎作为标的货币。诺曼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伦敦似乎在“向法国求助”，这种行为和它的地位是不相适的，最后肯定是一次屈辱的交易。英国的骄傲和愚钝与法国的自私和傲慢互不相让，法国的黄金则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不过诺曼极力实施一个伟大的计划，声称是要给经济进行输血来治愈衰退。这个计划要在一个中立国（瑞士或荷兰）成立一家资本为2.5亿美元的国际银行，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世界银行的前身。它将从黄金富足的法国和美国再借7.5亿美元，注入缺乏资金的各国政府和商业中。自1931年2月开始，诺曼每个月都会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开会，这个机构已经变成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俱乐部了。即使在葡萄酒晚宴结束之前，人们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这个计划泡汤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诺曼乘船前往美国，这是他自1929年夏季以来的首次访问。诺曼想方设法让东道主美国相信，欧洲正处于“十分阴暗的局面”中。现在英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减工资上，东、中欧的处境更加令人绝望。他对斯蒂默生说：“俄罗斯是最大的危险。”德国和东欧得到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好处还不足以弥补保持资本主义的成本……她们对俄罗斯摇摆不定，其实是对其制度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下一代美国人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欧洲，1931年，共产主义的实力还远未赶上资本主义。

美国也处在衰退当中，她在过去的17年中已经向欧洲输出了150亿美元，这些资金包括贷款。现在她极力想要避免卷入大西洋的纷争，所以诺曼回去的时候两手空空。5月，当托马斯·莱蒙特经过伦敦时，诺曼向他抱怨“美国人居然不采取拯救世界和金本位制度的任何措施，这是蒙昧无知的。”

大多数评论员逐渐明白，源源不断流入法国的黄金，最终将给国际支付体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黄金储备是全球信用体系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它们被掩埋在地下的金库里，或者在法兰西银行位于水底的金库里。所以公众是看不见的，他们要求的近乎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形式。凯恩斯认为黄金的用处目前还在延续，不过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他的观点最终将被证明是对的，不过这不会发生在一场令人头痛的动荡结束之前。

1931年初，美国银行体系开始出现一个类似的瘫痪过程。它起源于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布朗克斯区，那是纽约的外部自治区，在那里有一个名字奇特的银行叫美国银行。尽管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官方银行，但是它和美国政府没有一点关系。

1930年12月10日早晨，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莫里斯安娜地区的小商人来到美国银行设在弗里曼大街的一个支行，向银行提出要卖出他的部分股票。1929年6-7月，这家银行开始让储户买他的股票，以此来支持它的股价。它向投资者做出保证，允诺他们能以大约每股200美元的价格卖回给银行。这样的条件听起来太好了，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不过在1929年中期，人们愿意相信任何事情。直到1930年秋天，在华尔街崩溃之后，纽约人越来越关注经济形势，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在40美元左右。

布朗克斯分行的领导层尝试让这位焦虑不堪的储户相信应该持有其股票，说即使在目前这样的价格下，它仍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违约。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了，开始告诉大家银行陷入了困境。到下午，已经有一小撮储户在支行外面排起了长队，想在下班之前把他们的存款取出来。尽管经济萧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纽约的银行被挤兑，这很快就吸引了两万多位好奇的旁观者围观。随着焦虑的储户坐立不安，一小队骑马的警察被派来维持秩序，并逮捕了几个储户。

美国银行在纽约四个较大的自治区内有57家支行，拥有40万位个人储户，比其他银行都要多。谣言很快就传遍整个城市，很多其他分支机构在那天下午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很多装甲车都被调过来运送大量的现金。

1930年秋天，纽约金融界上层传言美国银行可能陷入危机，由此美联储试图让它和纽约的其他犹太人控股的银行进行合并，其中有制造商信托银行、国民公共银行以及国际信托公司。但这场交易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筹划阶段中的12月10日晚上，所有知名的华尔街巨头——纽约联储的乔治·哈里斯、J.P.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大通银行的艾伯特·威金、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以及其他的纽约银行巨头们，在纽约联储12楼的会议室进行讨论，希望能达成一篮子的拯救计划。到那晚八点半，他们即将达成协议，哈里斯也已经开始准备他的新闻发言稿。为了拯救这家银行，他们必须共同出资30 00万美元。但是在最后一刻，几个关键的银行家犹豫不决。

这些银行家都读过沃尔特·巴杰特在19世纪写的经典小说《朗伯特街》，这部作品描述了后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格兰银行如何控制金融危机和恐慌的情绪。巴杰特认为，在正常时期，中央银行应该遵守教课书上规定的金本位制度，信用扩张要牢牢依据黄金储备量来进行。不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就应该把书上的规则统统扔掉，进行“随意、大胆的贷款，这样公众会感觉你打算继续下去。”正如他指出的，“根据你不会不知道的科学原理，恐慌……是一种情绪问题。”换句话说，一家中央银行必须注入充足的货币来满足公众对现金和资产安全的需求。

巴杰特同时也给出了警告。尽管他主张在恐慌时期中央银行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出贷款，但前提是银行只是面临短暂的流动性短缺而绝不是真正的破产。而这个时期美国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完全没有偿付能力，没有能力履行义务。

当负责纽约州银行管理的约瑟夫·布罗德里克知道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坚持要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对他的态度很尖锐，让他在外面等到凌晨一点钟才允许参加。他后来说：“我告诉过他们，美国银行在纽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在这个城市里它服务的人群是最多的，它的倒闭会影响很多小银行，我担心它将引爆整个城市的金融界。”布罗德里克提醒这些高管们，只需要两、三个星期“他们就可以拯救纽约两个最大的私人银行”。其中的基德·皮巴蒂投资银行由波士顿的绅士们经营着，成立于1865年，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也出现了挤兑潮。在其他银行，意大利政府不得不于1930年从J.P.摩根和大通银行提出了1500万美元。

尽管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他仍说服不了少数几个倔强的人改变他们的想法。美联储认为它可以给美国银行设置一道防火墙，以防止问题蔓延，于是决定第二天早上就把这家银行关闭。

美国银行倒闭之后，美联储成功地控制了局面，没有出现连锁反应。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了银行挤兑潮，但是恐慌感很快就消失了。然而美国银行的倒闭的确深刻地改变了公众对银行的看法。

由于银行的独特经营模式，这样的取款会造成负面的乘数效应。为了尽力保持流动性和贷款组合的大致平衡，银行必须做到在取出一美元现金的同时能收回三、四美元的贷款。同时，当它们收回贷款时，借款者必须从其他银行取出相应的存款。这种效应将使对流动性的争夺蔓延到整个银行系统。在这种氛围中，所有的银行都必须建立现金储备来保护自己，这样它们就要收回更多的贷款。1931年6-7月，银行信用萎缩了50亿美元，相当于未到期的贷款和投资的10%。

在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春天之后，1931年5月，银行挤兑潮再次升温。一家芝加哥郊区的房地产公司破产，导致芝加哥30多银行的6 000万美元存款被提走。到了夏天，危机蔓延到托莱多市的每一家大银行，只有一家没有破产。唯一幸存的一家是获得了克利兰夫联储提供的1100万美元的现金救助。这个城市70%的存款被冻结，零售业濒临瘫痪，甚至连刚刚获得美国网球公开赛参赛权的因弗内斯高尔夫俱乐部也关门了。

美联储的官员都充分认识到了金融体系的危机——囤积货币，不断增加的银行破产事件，银行的惜贷，物价每年下跌20%。然而他们还不能把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梅耶要求制订一个更激进的政策，连习惯和别人唱反调的阿道夫·米勒也同意了他的观点。但是美联储没有多少制定这些政策的权力。

同时，一些本来可以采取行动的美联储官员，却望而却步。很多陷入麻烦的银行，尤其是那些小银行，并非是美联储的会员——全国有2.5 万家银行，只有一半是联储成员，但它们的存款占了全国的3/4。尽管那些非美联储成员银行影响着全国的信贷供给，但成员银行的高管却认为他们并没有拯救非会员银行的义务。

这些高管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大约一半的银行所面临的巨大贷款损失，它们最后会像美国银行一样破产。地方的管理者决定按照巴杰特的方法只贷款给“好的”机构，并且认为支持濒临破产的银行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他们采取让它们自生自灭的原则。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破坏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并且会导致美国信用体系的僵化。

1931年第一季度，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全球银行体系一方面正在紧锣密鼓的根据恐慌的美国民众心理调整货币存储量，另一方面又根据堆积在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的黄金来调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开始出现微小复苏。（完）

（本文节选自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所著的《金融之王》，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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