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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学上情绪和人格分析马加爵事件

马加爵事件是典型连环杀人案，有别于一般的冲动犯罪。与近年的大学生犯罪做类比，更像是复旦林森浩投毒案的升级版，而与药家鑫案则有很大区别。

人格问题是马加爵的根本问题，满足反社会人格的定义，可以说不论他是贫穷还是富贵，是高材生还是文盲，对于社会来说，他都是一个危险的存在。这类人天生缺乏共情，冷漠残忍，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悲剧是由别人或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旦时机成熟，便会肆意报复。

所以，情绪，只是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也是所有连环杀人案的初始导火索，第一起案件，或者说马杀第一人，毕竟还是一个冲动犯罪。

在极度压抑、愤怒、怨恨的心境下，马第一次拿起屠刀。

当情绪强烈的时候，或者叫做“激情状态”的时候，人们会出现意识狭窄等认知偏差，这时候人的思维无法和平常一样，很容易钻牛角尖了。

但是当第一次冲动杀人之后，这种情绪会消退，取而代之的有内疚、恐惧、恶心等等人类本性的对于生命死亡的负性情绪。

但是杀戮没有停止，反而加剧，则是人格奠定了基础，死亡对于他们并不仅是恐惧，更多的事兴奋，这种兴奋促使他们再次犯罪。

衍生来说，林森浩如果没有被逮捕归案，很可能会成为马加爵第二，介于他的杀人技巧更高，他的危险程度是更大的···

嘛~~~写了这么多，我的色相都要变浑浊了~~~

试用侵犯理论或是其他心理学理论分析马家爵事件

我为死去的大学生感到遗憾，也很为马加爵感到遗憾。”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这样评论。

身为犯罪心理学专家却不能到现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现在苦于无法见到他，很多重要的第一手信息没有办法得到”。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家的缺席在某种程度带来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这种遗憾不仅是研究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意义上的。

■“有遗憾的分析”

三天内连杀四人，自己却声称是因为别人说他打牌作弊而起；杀死的是自己朝夕相伴四年的同学，有人说马加爵丧心病狂，根本不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是个疯子。

上大学从家里拿了6000元钱，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没有鞋子穿而没有去上课，但还是没有向家里再要一分钱，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因而有非常多的人对马加爵充满同情。

马加爵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是个变态的杀手还是个有着正常情感的人？

“按照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绪型犯罪。”李玫瑾对马加爵进行了心理分析：马加爵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小受到宠爱，学习成绩出色，所以会有任性、自我中心等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家境贫穷、现实不如人意，所以容易有自卑、自怜的心理特点；进入大学后城乡巨大落差又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这就造成了他敏感、多疑、狭窄的性格特点，而这样一种性格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一些怪异的行为。因为他性格内向，不肯轻易反映出内心的东西，而周围的人如果对他不在意一些，或者忽视一些，对他的一些表现作出过于简单的回应，他的行为就会更为怪异。慢慢地某些小的芥蒂也会形成一种仇恨，仇恨的积累导致了最后犯罪行为的发生。

情绪型犯罪有两种，一种是激情型的，另一种就是仇恨累积型的。马加爵就是第二种。这种类型有四个特点，一是心理活动的发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不是因为一个事件，他所说的因为打牌只是一个导火线，背后一定有一个不良情绪积累的过程；第二个类特点是，这类犯罪有一个预谋过程，不同于激情型的犯罪，他这类犯罪都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不会杀错，也不会“滥杀无辜”；第三，这类犯罪不会自动停止，因为预谋时间很长，所以犯罪的时候就一定会做到底；第四，这个类型犯罪人行为都非常狠毒。

马加爵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别人问他杀了同学是否后悔，他曾经说后悔。但我认为那不是真话，他连续三天杀人，如果后悔他会停下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个有正常情感需求的人，他在逃跑过程中录下磁带，这一行为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渴望别人了解他。尽管磁带是给自己的家人，这就和杨新海杀人案不一样。杨新海完全是一种犯罪人格，不需要和别人交流。但马加爵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且情感还很丰富，但是他却没有表现出来，或无法表现，这中间存在一个技巧和能力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如果在情绪累积过程中一旦外在出现一个干预，这场悲剧很可能就能避免。这也是我遗憾的原因，现在很多大学生个性上和马加爵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分析马加爵的心理更在于避免其他遗憾的发生。

■“心理画像”

李玫瑾不在案发现场，也没有见到马加爵本人，这个被称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的专家的分析是否可靠呢？

在杨新海跨4省抢劫、强奸作案25起、杀67人一案中，李玫瑾曾经对杨新海作过心理画像，事实证明李玫瑾对杨新海身高、年龄、犯罪背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分析都是准确的。

在中国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还非常的少，但在犯罪心理学研究比较成熟的美国，描述罪犯人的特征对犯罪人格和行为进行心理分析，如同指纹和调查访问一样是现代侦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给犯罪人进行心理画像这一形式被国人熟知是因为1990年代影片《沉默的羔羊》的放映，它不仅包括对未知对象的塑形，还包括逮捕他们的技巧、相关案件的评判以及辨认出罪犯后的审讯和检举策略。

在美国早在1978年，为案件侦破提供心理画像咨询，就已经获得了联邦调查局的正式批准，在1980年代就已经普及起来。

《沉默的羔羊》中联邦特工杰克·克劳福德的原型就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调查支援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道格拉斯，他也是联邦调查局里第一个全职作心理画像的特工。他曾经运用这种方式为抓捕美国多件连环杀手案件凶手立下汗马功劳。

李玫瑾和道格拉斯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他们都没有到过现场，如何分析出这些除了最终的犯罪行为以外对普通人来说一无所知的东西的呢？

道格拉斯说过：“因为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20多年，致力于杀人犯和暴力违法者的研究，尽管每个犯罪都是很独特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总是可以归入某种模式。”

李玫瑾说：“在进行了一段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后，就可以在知道犯罪人行为特征的情况下，通过犯罪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对未知犯罪人进行人格特征的描述，圈定出他的家庭特点、行为习惯。”

无疑，这对于侦查破案来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部门缺失：犯罪心理学研究之困

“就像医院的医生一样，如果出现一个典型的但很少见的病例，而有关研究专家却不能去研究，实在可惜”。李玫瑾在杨新海案件告破以后并没有见到杨新海本人，不能不说是一大恨事，而这是中国犯罪心理学研究者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博士生导师罗大华教授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各地公安机关忙于对案件的侦破，能提供给研究者的资料也许还没有提供给记者的多。”

心理画像不是玄学，而是科学，因为如果没有前期的研究，期待它对侦破能发生奇效是不可能的。

20年前，道格拉斯与他的搭档罗伯特·雷斯勒开始调查访问数百名美国最残忍的、已经被认定的强奸犯和杀手，以记录和分析他们犯罪的原因。他所寻找的不是证据，而是信息。此后，每一个在美国被裁定的系列杀人犯、爆炸犯、刺杀凶手的行事方式、心理状态都给罪犯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正是这些资料反过来又为心理画像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此后他们建立了行为信息库，出现一个新的案件时，就可以迅速查出以前相类似的案件来。

“早在1978年，我就意识到要弄清楚罪犯的唯一途径是弄清楚在罪犯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找出这变化的唯一办法就是问罪犯本人。”如果理解了上面道格拉斯这段话的意思也就可以清楚见不到犯人对于一个研究者意味着什么。

“像马加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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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海这样的案子不是随时都可以有的，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不像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案例那样随时到课程上就可以找到，不可能期待这种案例的发生，也不可能通过做实验的手段引发犯罪，只能遇到这样的案例时才能进行分析。”

李玫瑾无法访问罪犯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资金，二是没有一个相应的“资格”。

根据李玫瑾介绍，目前她研究经费非常缺乏，申请项目经费非常难，项目的审批中，犯罪心理学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立项都很难，法学一篇论文都可以申请一个项目，但是犯罪心理学却不可以”。另外一个困境是，“我去当地公安部门一定会配合我的，但是我还是‘师出无名’”。目前各地方公安部门已经意识到心理画像的意义，主动找到她进行分析。

而美国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人中一部分和中国一样是大学教授，但是最重要的一些研究者却属于联邦调查局研究院的行为科学部，这个部门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建立，中间几经易名，在道格拉斯担任负责人期间，被称作侦查支援部，建立之初是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作犯罪心理学的培训，后来职能逐渐扩展到提供咨询，以支援方式，作为工作人员介入案件侦查。

在审判过程中，专门研究犯罪行为的人在法庭上作专家证言的情况在美国也已经出现，“行为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法庭也会予以考虑。这种变化也能展示出犯罪心理学发展在司法领域的深远影响。

而现在中国李玫瑾们的梦不过就是可以立项成功，拿到研究经费能够在大学里从事研究而已。

■监狱报告：罪犯心理评估系统

“我们在1994年的时候就开始搞罪犯心理评估系统了，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也是刚刚开始。”罗大华向记者介绍。

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在押犯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调查无疑是犯罪心理学者能够采取的最好的一种研究方式。李玫瑾认为，道格拉斯的优势，就在于很多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的罪犯人被判刑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执行，有时案子从审到执行要拖几十年，于是在这期间，研究人员就发现和掌握了大量犯罪人心理和行为的规律。

尽管中国的犯罪心理学者还没有对恶性犯罪——比如杀人案件的罪犯——面对面访谈的机会，但是对其他在押犯人的心理调查已经展开。

罗大华所说的这个罪犯心理评估系统以测试量表的形式出现，设有个性、少年、女性、暴力、财产等分量表。

据罗大华介绍，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的是个性分测试量表，这个量表使用范围很广，当犯人入狱以后就要经过个性测试，看犯人的个性结构如何，是否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比如一个盗窃犯，他是因为图财盗窃呢，还是有心理问题，通过测验就可以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在改造中和刑满释放之前也都要用这一量表进行测验，获取相应的信息。

而即使是这一量表目前也只处在试用阶段。目前河北等11个省份的100多个监狱在试用，量表里面的题目几经筛选，从最初时的8000多道，到现在的140题，这中间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一个分量表的设立反反复复修改，到最后真正成形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而进度的缓慢也和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有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如果有专职人员，3年就能完成。”罗大华说。

和李玫瑾的研究不同，罗大华进行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更侧重于犯罪心理的矫治，而李玫瑾更注重在刑侦中的应用。

“但是我们方向都是一致的，犯罪心理学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预防”，两个人都表达出同样的心愿，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足够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马加爵的案件也许就根本不会出现。

试用侵犯理论或是其他心理学理论分析马家爵事件(社会心理学)

（Ⅰ）人都是善恶并存的，我们要懂得警觉自己人性中的恶

人们要想实现利益最大化，需要做出一定的自我约束，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做了大量的扬善抑恶的努力，所以，我们轻易不会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但是，正因为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如果一旦爆发，其能量就非常巨大。马加爵在打牌受到指责时，他的心理现实是：“当时我真的迷失方向了，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于是，就有点想不开，自己不想活了。又想我之所以会这样，是他们三个人造成的，就恨他们。”

当那种恨被付诸行动后，当恶被释放时，很快，它以几何级数增长，或者说是完全处于自动生成状态，心理学上的术语是：“机能自主”，使当事人被操控、被驱使，欲罢不能。

避免这种恶的方式很多，最简单的就是立刻脱离刺激环境，以及绝不在情绪冲动时做决定。当然，仅有这点远远不够，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对。

（Ⅱ）与马加爵过度的“去圣化”倾向有关

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人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去圣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人由于在生活中见到太多欺骗行为，或者由于在生活中受挫，因而怀疑价值观和美德的存在。他们不愿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不相信生活中还存在值得珍视的、神圣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

“去圣化”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但是也与其他防御机制一样，如果过度就会产生问题。

当前，青少年中“去圣化”倾向所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感情；在涉及有可能伤害生命的重大问题上缺乏应有的恐惧感。不仅是对别人，也包括对自己。

我见过挺有思想的学生毫无感觉地、无端地随口说出一些极端伤人或侮辱人的话；见过仅仅因为一点不顺心就轻生的学生……

就马加爵事件而言，如果他的“去圣化”倾向不那么严重，如果他对生命还有一点点敬畏、怜惜的心，即使他起初因为冲动而失控，但是，当他看到被害者的痛苦表情时，他应该可以住手。可是，他不仅第一次没有及时悬崖勒马，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样残忍的事，他对生命没有一点点痛惜的心！因为过度的“去圣化”倾向，而丧失了人所拥有的一种最基本和最健康的本能：悲悯之心。他自己也因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偶然就这样成了必然。

此处谈的生命不仅仅指别人的生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常常是因为不懂得珍重自己的生命，而轻视别人的生命，并最终毁掉自己。对此，马加爵在回答记者有关“4个年轻同窗的生命在你的铁锤下消失了，你对生命有过敬畏感吗？”的问题时，有非常明确的表示：

“马：（茫然）没有。没有特别感受。我对自己都不重视，所以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

单纯地谈要去爱别人也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如果你去关爱别人，你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回报；如果你去伤害别人，你迟早必然会成为受伤害者。即使暂时没有受到处罚，但只要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会受到你自己良知的处罚。

对此，马加爵的忏悔书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你想犯罪的时候你要明白———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你最亲最爱的人！”马加爵还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受害者：就是他自己！

（Ⅲ）马加爵没有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伦理

做人是要有原则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自己的底线伦理。我想，最基本的底线伦理应该是：绝不以正当的理由去做错事；绝不以任何理由去做伤害别人的事。

具备底线伦理有助于形成道德焦虑，也就是会使人在考虑是否伤人的时候产生强烈的担心、害怕和不安，这种感觉往往可以有效制止一个人的恶行。

可是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人缺乏底线伦理，因而常常会以“正义、正当的理由”为名，犯下许多“阳光下的罪恶”。

（Ⅳ）不懂得用建设性方式帮助自己，并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要确立建设性帮助自己的理念，使自己进入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

马加爵显然缺乏这种理念和相应能力。平时，他缺乏与别人交流和沟通；事发时，他不知道怎样处理人际冲突，以及怎样寻求帮助。他周围有那么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老师、同学，心理咨询电话等；他以为只有杀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

而事实是，一个问题可以有无穷多样的、有效的解决方法。

有人曾总结，马加爵的问题也是因为贫困使他受到歧视。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确给很多人造成了不幸，但是，个人的报复行为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报复行为性质一样，都是非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是必然会走入死胡同的方法。

因此，假如一个人以贫困为由而采取反社会的行为，是自己去选择被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第二次伤害。

其实，摆脱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方法同样很多，除了宏观上政府应做的努力之外，个人的自强不息以及家族的奋进都是一种方法。

（Ⅴ）缺乏一些基本的有助于人健康发展的人格特点

有关这点，马加爵在与记者的谈话中有很好的总结，如：他意识到自己缺乏信念、责任、理想、宽容，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追求。最让人动容的话是：他发现“有信念的人活着才会快乐”。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看，马加爵所罗列的这些人格特点都具有重要的心理保健功能。不仅有助于保持自身的好心情，而且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格特点是：共情能力，也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有效地预防人对他人伤害的行为。例如：在马加爵与同学为打牌而产生不和时，如果他能设身处地为总失败的同学们着想，对同学说自己作弊一笑了之，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口角———即便有了后来的口角，有了他自己所说的“绝望感”，如果他平时具有共情能力，那也决不会选择以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Ⅵ）学生缺乏最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挫折———侵犯”说，指的是挫折会引起侵犯。尽管这个学说有极端的一面，但是，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做了会让别人感觉受挫的事，就要同时准备被别人侵犯。

这还与我们处理人际冲突的能力有关。人与人相处，如果发生了冲突，一定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绝不翻旧账，这是最容易激怒对方的事，尤其是不能戳别人痛处，这最容易让别人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另外，在最初有关马加爵的报道中，有人提到他平时有易激动的特点，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相处中已经知道一个人有易冲动的特点，就更要注意尽量避免引发他的失控。

（Ⅶ）马加爵缺乏社会支持系统

每个人从客观上都存在一些天然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父母、老师、领导等，他们都有支持我们的基本义务。如果一个人平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他的亲朋好友在他需要时，都会成为乐于支持他的人。马加爵在出事后没有向父母求助，可能是怕父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他也没有向周围任何熟人求助，这表明，他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没有信任感。而在这样的时刻，社会支持系统中任何一个人的关怀和劝导都有可能起到改变事态的关键作用……

总之，马加爵事件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出于偶然”。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这种必然还有可能发生。

马加爵的案例揭示了什么心理现象

分析马加爵犯罪的心理学原因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我们当代大学生和高中生一定要好好想想，你活着是什么意义，生命究竟是什么。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其实每个人活着都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情，有父母对我们的爱恋和牵挂，有老师对我们的期待，还有周围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的关系。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提高做人与处事的水平，克服不愿与他人交往的毛病。要懂得社会生活本身就要求必须与他人协调、与他人合作。当我们与同学或同事之间出现争执和不快时，要度量宽宏，不能自以为是，惟我独尊，极端自私，不知何为自我约束或遵纪守法；不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去算计他人，甚至精心策划谋杀过程。

第二，马加爵案件可以揭示出我们学校教育当中的缺陷。我们的教育是不均衡的，只偏重于智力教育，忽视了一个人的其他方面，比如人格教育、情商教育、人生教育，还有道德的、法律的、是非的等等方面的教育，特别是以性格为核心的人格培养与教育。建议在大学生、高中生的课程设置中应该增加“独立人生知识课”、“婚姻恋爱课”、“人际交往知识课”、“大学生学习方法课”等。总之，除专业科学知识外，要增加对年轻人更现实、更实用的人生知识性课程。面临许多未知的，不定的未来因素，在课堂上大、中学教师可以暂时不要讲专业课，就讲讲人生知识。如，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处理人际冲突？如何应对管理者，如何把握服从管理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什么是恋爱？如何谈恋爱？学校学得东西今后能否有用？今后自己该怎样发展？等等。

第三，在各大、中学应该建立免费的问题咨询中心，不仅仅是心理问题，还应该包括各类问题，使他们遇到心中困惑有处咨询，及时排解心中难题。大、中学应该设立学生事务仲裁中心，类似于一个民事调解委员会，让处于各种纠纷中的学生有处申诉，在遇到纠纷时能够得到外来的干预与帮助，得到相对公平的处置。

马加爵案的犯罪心理学分析是怎样的？

为什么马加爵这么凶残地杀害了与之同窗三载且无重大冤仇的同学呢？马加爵从其平常的表现来讲并不坏，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剖析马加爵的犯罪心理。

（一）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是马加爵犯罪心理的“滋生点”

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人的犯罪心理的来源同样是对客观世界消极因素能动反映的结果。马加爵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因素，为马加爵犯罪心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从宏观社会环境来讲，尽管整个社会进步在加快，社会更注重人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目前社会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大”现象、“人生存和发展的不平等”现象、社会价值取向的功利主义现象、社会交往中的“市侩化”现象。这些宏观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尽管不可能直接对马加爵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的影响会通过与马加爵生活息息相关的微观社会环境折射出来。马加爵家庭的贫困无法为他提供大学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让他时常感到经济压力和在经济地位上的低人一等，其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较低也决定了马加爵无法在家庭中寻找到能有效与之进行思想沟通的对象，相反他肩负的是家庭希望的重任。在大学环境中，学校对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的忽视，让马加爵不能从组织、群体中受惠而产生相应的责任心。大学中的“弱势群体”的主体是贫困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经济上的窘迫妨碍了他们正常的人际交往（不能经常参加集体活动，不能时常进行精神放松，如看电影、跳舞、参加生日聚会等），从农村中学到都市大学，使许多农村贫困学生学习和生活习惯，包括卫生习惯都与大学校园主导的“城市文化”格格不入，这些处于“弱势群体”中的学生有比较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特别是处于“强势群体”的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显得自强、自负，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大学环境中没有及时了解和研究这些“弱势群体”的心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树立自信。相反，在同学关系中存在“恃强欺弱”、“人性淡漠”现象，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是直接引起马加爵不良人格，乃至于犯罪心理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位贫困学生所说，生活上再苦我都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孤独与被他人所侮辱却是无法接受的。

（二）马加爵性格中的不良因素是其犯罪心理形成的“发生器”

人类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利益倾向的差异，都存在获利阶层和失利群体。每一个社会环境都存在着大量的消极因素，而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对个体来讲，它只是外在的东西，并不会强加于个人的心理之中，形成犯罪心理。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心理形成的内化机制也充分说明了，主体存在的不良心理因素（主要指性格中的不良因素）对外界消极因素的选择性反映，是犯罪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

马加爵自小形成的内倾型性格，这不是他产生犯罪心理的原因，甚至不能说是影响其犯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证明，内倾型性格的人容易犯罪，外倾型性格的人不容易犯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从心理活动倾向性上，把性格分为内倾型和外倾型。著名心理学家艾森克对外倾型和内倾型性格特点进行了如下描述。

艾森克对外倾型和内倾型性格特点的描述

　外倾型特点

1、老是注意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追求刺激，敢于冒险；

2、无忧无虑，随和，乐观，爱开玩笑，易怒也易平息，不假思索地行动；

3、有与别人谈话的需要，好为人师，容易冲动；

4、喜欢变化，有许多朋友；

5、善于交际，不喜欢独自学习。

内倾型特点

1、倾向于事先计划，三思而后行，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少有攻击行为；

2、性格孤独，内省，生活有规律；

3、对书的爱好甚于对人的交往，除亲密朋友外，对人总是冷漠，保持一定的距离；

4、很重视道德标准，但有些悲观；

5、安静，不善交际。

从上述描述可以发现：无论是内倾型还是外倾型的性格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它对犯罪心理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其实，致使马加爵产生犯罪心理的主要因素是他性格中的不良因素，即性格中的过分自尊与过分自卑的成分。大学生心理学研究表明：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一般都自视很高，不愿轻易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流露于外；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需要“知音”，需要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重，以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与理解。尤其是当学习、社交、文体等方面显露出不足而得不到同学的理解时，有些大学生就会陷入情绪自我甚至否定自我之中，产生自卑心理。过分自尊的表现之一就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一切皆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半径画圆。从马加爵的往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存在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一切都须以他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