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降临
“犹太人被捆绑着再次在德国土地上被杀害。”噩耗传来,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悲愤难当。
这一次,不是纳粹,不是集中营,而是在象征和平友谊的奥运会上。
1972年9月5日,夏季奥运会赛程过半,黎明前的慕尼黑格外黑暗,8个黑影翻墙进入奥运村,带着AK-47步枪和手榴弹,闯进31号楼以色列代表团住地,杀死2名代表团成员后,绑架了9名运动员教练员。
西德警方的营救行动极不专业,失误连连,彻底失败。9名人质全部被害。
“黑九月”宣布:我们干的。
两年前的9月,约旦出了件大事。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驻扎在约旦,占了大片土地,成了国中之国。约旦国王侯赛因忍无可忍,9月17日下令军队对巴解武装力量和难民营发动进攻,数万巴勒斯坦人丧生。悲愤的阿拉法特在巴解内部成立一个秘密组织,起名“黑九月”,向约旦复仇。但是不到两年,“黑九月”就把枪口转向了以色列。
慕尼黑惨案是他们对以色列打响的第一枪。
惨案一天后,奥运会赛事继续进行。这届奥运会,苏联代表团带回了50块金牌,美国33块,西德也带回了13块金牌,名列第四。
而以色列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却带回了11具棺材。
“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梅厄夫人道出以色列人的心声。
“我的教练带我去了慕尼黑,回国时,我自己坐在飞机上,他却躺在棺材里……”女运动员伊斯特•莎卡莫露哽咽地说不下去。
摔跤裁判尤赛夫•戈特佛伦德的两个女儿怎么也想不通,她们的父亲曾在西奈半岛救过12个快要渴死的阿拉伯人,为什么阿拉伯人却要杀死他。
梅厄夫人被称为以色列母亲,她又以强硬和不妥协闻名于世。她担任内阁部长时,总理本-古里安称她是“内阁中的唯一男士。”面对恐怖暴行,她怒不可遏。“以色列政府不敢对人民保证可以制止恐怖活动。不过,任何人胆敢碰以色列人一根手指头,以色列就一定要砍掉他的手。”
“如果我们妥协,以色列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感到安全。”
她主持成立绝密的X委员会,为慕尼黑惨案复仇。
X委员会认为,慕尼黑惨案策划者丧失了生存权利。
“我们会认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同以色列人的事业是同样值得尊敬的。但是我们绝不会认为,恐怖行为和反恐行动是一样值得尊敬的。”
他们精确锁定了“黑九月”的11个头目。
这11个人必须偿命。
梅厄夫人点点头。“派出我们的勇士吧!”
蓄势待发
勇士集结。行动小组成立。成员个个都是高手,武器专家,炸弹专家,处理善后问题专家,还有情报专家。
以色列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一个对纳粹战犯以外所有罪犯都不判处死刑的国家,现在却要以国家的名义、以暗杀的方式处死11个人。不经过任何审判,发现即处决。
摩萨德认为这是正义的复仇。绝不能让恐怖分子产生错觉,以为犹太人可以听任屠杀,沦为世人践踏的目标。
“我们只是告诉世人,以色列人不能任人宰割。”后来担任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当时是特种部队指挥官,参加了行动。
摩萨德对暗杀保持严谨态度,选择特工时,如果申请者对阿拉伯人的憎恨不近情理,他就不在考虑之列。摩萨德需要的人,按局长扎米尔的说法,是那些曾对杀人深恶痛绝、但是经过训练学会杀人的人。
指挥官告诫特工:“杀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设自己家园。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家园。你杀他,是因为他杀害小学生和奥林匹克运动员。”
决策者明白,搞砸的可能性随时存在。11个目标大都隐藏在欧洲。在欧洲警察眼里,以色列人不管动机如何,犯下的都是谋杀罪。任何一个纰漏都可能导致小组成员被捕。那麻烦就大了。
小组成员得到指示,行动经费打入个人在国外银行的账户。行动期间要切断与以色列官方、与摩萨德的一切联系。出现问题不会得到以色列使领馆的领事援助,不能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所作所为和造成的全部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绝不能透露为谁工作。
没有一个成员抱怨。以色列人不喜欢因为承担一项危险任务就觉得了不起。因为半个国家的人都在从事危险任务,甚至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我们完成一项任务怎么向总部报告?”组员问。
“你们不需要报告。我们翻开第二天的报纸,就会知道一切。”
这也是为了行动小组自身安全。如果和总部发生联系,成员的身份就可能暴露。不接触当地以色列使馆和特工,不使用任何现代通讯工具联络,行动小组才是安全的。
指挥官继续说:
“你们不能携带任何文字材料,你们要背下每个目标的所有简历材料。”
《慕尼黑》剧照
“你们首先要找到目标。干掉一个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恐怖分子,威慑作用不大。如果在恐怖分子深深隐藏、自以为安全的状态下,在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点,用不寻常的手段杀掉一个恐怖分子,才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指挥官最后递过一张纸。
“这是名单,按危害程度排序。行动顺序由你们决定。先找到谁,就先干掉谁。”
4号目标:别开枪!别开枪!
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有一位翻译,身材瘦削,温文尔雅,他热爱艺术,长于翻译阿拉伯诗歌,颇有名气。在朋友眼中,他是个谦逊和蔼的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经常流露出对恐怖主义的厌恶。
即使是瓦埃勒•泽维特(Wael Zwaiter)最要好的朋友也想像不到,这位一身诗人气质的好友,在另外一个领域还有惊人的建树。
前不久,泽维特刚刚导演了一出好戏。他指派两名巴勒斯坦帅哥,让两个来罗马旅游的英国女孩坠入爱河。几天后分手时,两对情侣难分难舍,一个帅哥让深情的英国姑娘帮个小忙,下一站去以色列旅游时,给他在约旦河西岸的家人捎一台小型录音机。傻姑娘当然万分乐意。
录音机通过了安检,随着姑娘的行李装进货仓。起飞后不久,货仓发生剧烈爆炸。所幸以色列反恐措施格外严格,在本国航班的飞机货仓都加装了防弹装甲板,飞机得以安全着陆。情意缠绵的两个姑娘被警察带走接受盘问,傻丫头这时才大梦方醒。
泽维特却深感遗憾。4年前他策划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的行动就成功了。
在慕尼黑惨案中,他负责提供武器炸弹。
朋友们不知道他的这些事迹,但是有人把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在死亡名单上,他排第4号。
慕尼黑惨案一个月刚过,有几个游客从不同国家来到罗马,会合在一起。
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妻,不去名胜古迹游览,好几天都出现在利比亚使馆周围,亲昵悠闲地漫步散心。在熙攘的人流中,泽维特每天上下班进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对夫妻,更没有发现那位妻子令人难以察觉地按下手提包上的一个按钮,轻微的“咔嚓”声更是淹没在了街市的喧闹中。
照片拿回去,行动小组反复确认,泽维特无疑。
泽维特住处也侦察清楚了。是一个老旧公寓,晚上很冷清,门厅光线昏暗。泽维特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在固定时间回到家里。
行动小组将11个目标分为两类。“硬目标”是那些以真实身份公开活动的,名气大,目标大,但是戒备森严,都有保镖,行踪诡秘。“软目标”则把真实身份深深隐藏起来,有着体面的正当职业,以为无人知道他们的底细,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行动小组决定先选择“软目标”下手,泽维特中了头彩。
处理这类目标的难点不是如何干掉他,而是干掉他以后如何干净利落地撤离。
行动小组反复演练行动方案。
慕尼黑惨案后第40天的晚上十点半,泽维特双手捧着一个购物袋,走进公寓门厅。他走近电梯时,感到身后似乎有人,但是没有在意。他腾出手正要按电梯时,身后的人开了腔。
“您是瓦埃勒•泽维特吗?”
指挥官叮嘱过特工:“要和目标打招呼,就像朋友一样,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立即拔枪,拔枪就要射击,射击就要毙命!”
泽维特转头下意识应了一声,一半声音卡在了嗓子眼。他看到逼近的两个陌生人,顿感不祥。
黑洞洞的枪口已在面前。
“别开枪!别开枪!”泽维特明白了一切,声音颤抖,语带哀求。
最后关头,这个恐怖分子露出了生命的脆弱。
《慕尼黑》剧照
枪响了。泽维特栽倒在地,连同他的购物袋。购物袋里有一瓶红酒,是他准备晚餐后独自享用的。酒瓶碎了,红酒洒了一地。
两名特工射出11发子弹。一发子弹,代表一名慕尼黑的死者。
事后罗马警方找到了几个目击者。他们说,当时公寓外面停着一辆绿色菲亚特小汽车,车上是一对谈情说爱的年轻男女,车一直没有熄火。公寓里传出了沉闷的枪声后,两个男子冲出大门,跳上这辆车,转眼消失了。
警方在不远处找到了这辆车,连个有价值的指纹都没有取到。
泽维特死了,他的身份没必要再隐藏了。几个恐怖组织联合发布讣告,称他是“我们最勇敢的斗士之一”。
3号目标:接到一个采访电话
接受采访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Mahmoud Hamshari)的日常工作。他是巴解组织驻巴黎的官方代表和新闻发言人。
他过着外交官的舒适生活,知识渊博,彬彬有礼,妻子是法国人,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住在巴黎十四区阿蕾西亚大街175号一幢中产阶级公寓里。
他还有一个身份,知道的人不很多——“黑九月”在欧洲的二号人物,地位比泽维特高得多。1969年他在丹麦指挥对本-古里安总理的暗杀,结果失败。1970年又策划对瑞士航班的袭击,飞机空中爆炸,47人丧生。
他在死亡名单上位居3号。
泽维特的死,他深受触动。电视台记者采访他:“你不担心个人安危吗?”
“我不担心我自己……”他想想又补充道,“不过,人还是别去招惹魔鬼为妙。”说完,不大自然地笑了笑。
他有保镖,外出活动形影不离。
行动小组掌握了哈姆沙里的详细情报后,开始制定行动方案。
近距离枪击,准备工作简单,安全撤离麻烦。
用遥控炸弹,撤离就容易多了。但是,他出门有警卫,有司机,在家有妻子女儿,有工作人员,公寓楼里还有邻居。炸弹一响,伤了别人怎么办。
指挥官反复告诫:“11个目标,如果你们只干掉了3个,我们会很失望,但是你们没有做错事。如果你们没有干掉一个,计划就失败了,我们非常不开心,但是你们也没有捅娄子。如果你们把11个人都干掉了,却伤害了一个无辜者,你们就麻烦大了。”
“绝不允许伤及无辜。你们不是恐怖分子,不能向公共汽车扔炸弹,不能在剧院里用机关枪扫射,不能向建筑物发射导弹。如果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一个人是恐怖分子,就不能开枪!”
看大家争执不下,炸弹专家不高兴了。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认为炸弹就会伤害无辜。炸弹是可以很好控制的,精确度和子弹相近。炸弹不会在目标以外爆炸,用点心思就行。”
精确度取决于炸药剂量与引爆方式。
剂量好计算,讨论焦点在引爆方式上。
首先都想到机械引爆。最简单,问题也很明显,任何人都可以触发引爆,还不能中止。引爆装置与汽车点火开关相联,如果不是目标本人开车,或者旁边再有他人,就麻烦了。
定时引爆最听话,到时就炸,它却顾不了周围都有什么人。针对固定场所可以,针对目标人物差一些。
无线引爆可以精确指向目标人物,但是碰到信号干扰就乱套了。对讲机,各种遥控器,大功率民用无线电设备到处都是,一旦频率相同的信号在附近出现,就全砸了。
最终的办法是,双保险。在炸弹上安装机械保险开关和无线电引爆两个装置,诱导目标人物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打开机械保险,再由行动小组无线引爆。
给哈姆沙里量身打造的是电话炸弹。目标拿起电话,就打开了机械保险。
组长还不放心。“你要保证炸弹威力不是太大,不能把整幢楼的人都炸死。”
“保证只炸死接电话的。”爆炸专家神情淡定。
大家对选择炸弹都感到满意。在距离目标很远的地方按按遥控器,与面对面扣下扳机相比,心理压力小得多。
而且炸弹的心理冲击力更大,警告效果更好。
事情都是公平的。按按遥控器虽然容易,准备工作却要比开枪复杂得多。
哈姆沙里的妻子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上幼儿园,然后在外面忙自己的事情。傍晚再接女儿回家。这时哈姆沙里一人在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意大利腔调很明显,他说自己是个意大利记者,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想采访哈姆沙里先生。两人约定在一个咖啡馆见面。见面后,哈姆沙里有些失望,这个记者对巴勒斯坦事务了解得很不够,采访很难深入。但是记者还是提出了许多问题,采访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记者说,他要认真阅读外交官带来材料,好好做做功课,过几天再深入采访一次。约定电话联系。
记者对这次采访倒是很满意,他对哈姆沙里的声音很熟悉了,再打电话时一听就能确定是不是他。
在采访的这段时间里,哈姆沙里的公寓楼里来了两个管道维修工。他们仔细察看管道,对沿着管子铺设的电话线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结束采访回家后不久,哈姆沙里发现电话机出了故障,时好时坏。他拨通电话局,要求检修,电话那头痛快答应了,第二天派人前往。哈姆沙里不知道,他的这个电话实际上通到了附近路边停靠的一辆工程车里。
两个穿着电话局维修工装的技工按约来到了哈姆沙里寓所。哈姆沙里在隔壁房间处理公务,保镖坐在旁边兴味索然地时不时瞟一眼两位维修工的工作。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位工人的后背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
两位工人忙完后,让哈姆沙里试了试,电话畅通如初,他满意地称赞了他们的工作。两位维修工交换了一下眼色,高兴地告辞了。
行动小组这些天发现,上午10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经常接到一个年轻女子的电话,接着他就下楼,乘上这个女子的雷诺车,一起离开。
行动时间就定在了8点至10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只要电话铃响,哈姆沙里肯定会接,绝不会让电话响个不停置之不理。
第二天上午9点25分,哈姆沙里家的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双方对彼此的声音都感到熟悉。哈姆沙里听出是那个意大利记者。
意大利记者还不放心,确认道:“是哈姆沙里博士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意大利记者在电话亭里做了一个明显的手势。
远处汽车里的人看到手势,向身边手持遥控器的男子短促说道:“OK!”
《慕尼黑》剧照
175号公寓楼整个颤动了一下,上面一扇窗户玻璃爆裂炸开。
炸药剂量保守了一些。哈姆沙里没有当场死亡,在医院里耗了一个月后,在1973年新年过后第9天终告不治。
10号目标:奥林匹克大饭店
位于地中海东北角的岛国塞浦路斯,是中东交战双方的一个交汇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都在这里设立机构,这里也是克格勃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中心。
侯赛因•阿巴德•埃尔-希尔(Hussein Abad al-Chir)要经常到这里会见几个熟人。他的正式职业是教授东方语言的教师,他的另一份工作是担任巴解组织和黑九月与克格勃的联络人。负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输送武装分子到苏联东欧国家接受训练,还负责派遣武装分子渗入以色列。
他在名单上是10号目标,大部分时间住在大马士革,行动小组禁止前往那里。
哈姆沙里炸成重伤半个月后,X委员会得到情报,希尔现身塞浦路斯。行动小组受命出发,他们抵达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时,目标乘飞机刚刚离开。
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
行动小组无奈撤回。
5天后,X委员会又得到情报,希尔次日要再次前往塞浦路斯,已经在奥林匹克大饭店订了房间。
奥林匹克饭店,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行动小组立即赶到尼科西亚,住进奥林匹克大饭店踩点。
次日晚上,酒店大堂来了一个名叫侯赛因•巴沙利的游客,持叙利亚护照办理入住登记。
希尔到了。
行动小组觉得还是炸弹痛快。汲取哈姆沙里没有当场炸死的教训,这次要加大剂量。
秘密行动禁忌随身携带违法物品经过海关。炸药先期通过其他渠道运达,这时已经送到行动小组手中。
不巧,希尔隔壁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妻。加大炸药剂量,别把一对新人炸翻了!
有人建议:“我们含蓄地警告一下那对夫妻。”“绝对不行!”断然遭否。“不能有任何人事先得到一丝一毫风声。我们要么承担风险,要么干脆别干。”
组长踏实不下来。“你能确保那对夫妻不受伤害?”
“只能说不会。”爆炸专家十分镇静。“如果你一定要我写保证书,那不如取消行动。”
炸弹将装在床垫里面。人体压力打开保险开关,再遥控引爆。
第二天上午,克格勃来车接走希尔。跟踪小组尾随其后,如果他白天中途返回,立即通知行动小组。上午,保洁人员完成例行打扫后,行动小组潜入希尔房间,很快完工。
晚上,克格勃的车将希尔送回饭店。
跟踪人员看着希尔乘电梯上楼,一人回到房间。
行动小组在远处潜伏点死死盯着房间的灯光。约20分钟后,灯光熄灭。行动小组担心希尔关灯后没有立即上床,等了几分钟,才按下遥控器。
一片寂静。
装置失灵?希尔在脱衣服,还是坐在床边脱袜子,压力不够?
组员们压住彭彭心跳,沉住了气。
组长默默地倒计时计数,10,9,8……3…2…1。按下!
一股火舌喷到街上,裹着玻璃石块。
行动小组开车撤离,整条街的窗户都亮了灯。
突击队员当晚和次日,走不同路线离开了这个美丽的岛国。
三个头目死了,“黑九月”明白是谁干的,因为什么。他们要还手了。
5号目标:路口亮起红灯
在马德里,一名摩萨德特工被杀。
更大规模的报复正在由1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马策划,不料,刚刚开了个头,却给自己人招来倒霉。
萨拉马计划劫持一架飞机,装满炸药,让自杀式志愿者开到以色列,直撞特拉维夫中心城区。简直是911的测试版。摩萨德得到情报,跟踪嫌疑分子,发现他们与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接头,拍下照片辨认,意外发现中年人正是寻找已久没有露面的5号目标库拜西。
身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法学教授,巴西尔•埃尔-库拜西(Basil al-Kubaisi)博士不是一个只会躲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学者,还是一个极有效率的组织者,他负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后勤工作,筹集武器弹药,保障通讯系统畅通,管理安全据点。
贝鲁特美国大学
他组织过几次有名的恐怖活动。1956年谋杀伊拉克费萨尔国王,炸弹提前爆炸使计划落空。几年后,在果尔达•梅厄访问美国时又搞了一次谋杀,也失败了。1972年洛德机场恐怖袭击也是他策划的,那次杀死了26名无辜乘客,伤者更多。特拉维夫街头经常见到一位漂亮姑娘拄着拐杖艰难行走,就是在洛德机场炸断了腿。
慕尼黑惨案中,他负责武器保障。
根据情报,行动小组跟踪到了巴黎,一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行动小组布下了监视网络。
3月下旬的一天,巴黎戴高乐机场一名地勤小姐正在忙碌,一位刚下飞机的旅客走过来搭话:“我不是一个有钱的游客,你能不能推荐几家实惠的旅馆给我。”地勤小姐看出这是个阿拉伯人。
地勤小姐也不富裕,就干了份兼职,给当地一个秘密组织做线人,赚点外快。虽然她不知道这个人叫库拜西,有多么重要,但是最近秘密组织让她格外留意一下来往的阿拉伯人,她在例行汇报时就提到了这位游客。秘密组织立即将消息传递给行动小组,行动小组很高兴地支付了一笔可观的报酬。
根据她提供的三四个旅馆,行动小组找到了库拜西。
库拜西活动很有规律。生活规律对于养生健体是个好习惯,但是对于他的身份来说,未必有助于延长性命。
当地线人报告,库拜西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总会沿着马勒塞尔布大街走回他住的旅馆。“那个时间,街上没有几个蠢货了。”线人是个放荡不羁的金发女郎,她不屑地撇撇嘴。
行动小组很喜欢库拜西这样有规律的人,制订行动计划容易多了。
4月6日晚,库拜西在一家咖啡馆接头后返回旅馆,十点多准时拐到了马勒塞尔布大街。
有两个人远远跟上了他。还有一辆车不紧不慢尾随其后。
过三个路口就到旅馆了,两个人加快步伐。
库拜西察觉到了什么,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
距离拉近到一百来米,两人走得更快了,近乎小跑。路上行人寥寥,库拜西紧张起来,又回了两次头,加快了脚步。
这时,库拜西如果跑起来,后面两人再快,到旅馆之前也未必追得上。两人希望库拜西表现得镇定一些,做到临危不乱。
库拜西没有辜负杀手的期望,果然内心沉稳而勇敢。虽然加快步伐,但是没有狼狈地奔跑。他怎么想的?想在巴黎夜晚寂静的大街上保持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派头?
两名特工顾不上伪装了,疾步猛追,距离越来越近,不到30米了。
库拜西快步走到最后一个路口,过了马路离旅馆门口就不远了。
两名特工狂跑。
库拜西伸腿迈向马路。这时,出了情况……红灯亮了。
库拜西居然……停下了脚步。
神奇吧!几个同伙此前的遭遇他不会没有听说!一个背负血债的恐怖分子对于身后穷追不舍的陌生人要干什么不会不明白!什么时候了,他居然停下逃命的脚步,就是因为红灯亮了,还是在夜深人静没有车辆的路口。教授真是个遵守规则的良民。
他其实很紧张,看一眼步步逼近的两个人,看一眼亮起的红灯,他是在思考吗:要不要闯一次红灯呢?
这个问题已经不必回答了。
杀手追上了,两面包抄截住去路,一人打了声招呼:“库拜西!”再次确认身份后,枪口对准了胸膛。
库拜西这才彻底慌了,摆手连声哀求:“不!不!”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恐怖分子,他应该清楚,摆手和语言是挡不住子弹的。
枪响了,了弹出膛了,库拜西倒下了。
确定库拜西丧命后,两位特工一言不发,转身疾跑,跳上接应的汽车,直奔机场。
两名特工撤离时,瞥见对面街角有香烟头闪亮。那是一对年轻男女,目睹了事件全过程。警方赶来后,他们提供了目击证词。
警方根据线索全城布控,在机场车站路口加强警戒,搜捕嫌疑人。
但是警方掌握的线索,远远不足以精确锁定对象。
行动小组所有成员在警方眼皮底下,于第二天分别乘机安全离开法国。
虽然成功了,行动小组还是感到后怕。以后不能再在巴黎市中心动手了,不能再在警察加强警戒的时候大摇大摆在机场穿梭了。
其实,最让行动小组担心的还不是警察。他们心里明白,我们能掌握恐怖分子的行踪,恐怖分子自然也能掌握我们的行踪。眼睁睁看着同伙一个个被干掉,恐怖分子怎能善罢干休。
但是,危险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降临,无人知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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