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二手房 沈从文：伸手摘那天空的星子

沈从文手绘伏虎图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本报记者 钱欢青

　　沈从文说：“三三……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三三”是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昵称，那一段“老师追女生”的故事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而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企图呈现的，是沈从文更为丰饶的精神历程。继《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之后，张新颖再推《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零二—一九四八》，细密的梳理，沉静的叙述，把一个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宽广世界的沈从文，一个因为“爱了世界，爱了人类”而“软弱得很”的沈从文，如此真切地呈现到了我们面前。

　　生命流转至此，得遇这样一个悠长阔大的世界

　　沈从文的前半生，最为关键的一次人生转折，当是他二十岁独闯北京。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两手空空闯荡世界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进而以此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这个自我也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

　　而这个“顽强”自我的形成，和沈从文儿时成长的环境和性格密不可分。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湘西小城镇筸(后改名凤凰)，古怪的地方、军人的家世，沈从文从这里长到十五岁，见到杀人场景的时候，刚好是“知道人生”的时候。小时候读私塾逃学，“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样的生活甚至形成了他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有时候逃学和说谎被识破，就得罚跪，“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份，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力来源。”

　　十五岁当兵，四处流转，在给统领官当秘书时，沈从文得见众多古画、古瓷、铜器和十来箱书籍，“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流转至此，得遇这样一个悠长、阔大的世界，是沈从文的幸运。

　　郁达夫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

　　难得的是，因为用功极深，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并不仅仅讲述了沈从文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将其放在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的纹路里。

　　二十岁到北京，沈从文还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何在，流连于琉璃厂，到北大旁听，困顿之中终于开始尝试写作，他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而失败几乎不可避免。穷困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助。其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11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当晚，郁达夫带着强烈的愤慨和激动情绪撰文，并于11月16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以这一个青年的境遇，揭示出一批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普遍状况。

　　而在极为勤奋的写作中，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终于“开局”，沈从文晚年回顾这一时期得到的关心和支持，曾说“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多少年后回忆起第一次见徐志摩的情景，沈从文还历历在目：“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时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地念起来。……不到一点钟，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我来欣赏，且一面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的程度。”1931年11月21日下午，已经任教国立青岛大学的沈从文和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到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格外突兀，让人难受”。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成了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

　　“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

　　1931年到1933年，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在青岛期间，是沈从文自认为创作状态最好的时期，甚至《边城》的创作，也萌发于去崂山时见到的一位因为亲人死去而哭泣的小女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3年初，沈从文同张兆和去看住在上海的张兆和父亲和继母，随即两人订婚;二月，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做外文书刊编目。

　　沈从文对张兆和，起于单相思。1929年8月，经由徐志摩向胡适推荐，沈从文“破格”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选课的学生中，有一个比沈从文小八岁的女生张兆和。张兆和当时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女子全能运动排名第一，还是女子篮球队队长，非常惹人关注。张兆和没想到，有一天——大约是1930年春，新学期开学之后，会收到沈从文老师的信，对她表白感情。她似乎没有惊慌，用她一贯对付情书的方法应对：沉默，不回复。沈从文一封信接一封信，她都不予理会。在即将离开中国公学时，沈从文不甘心追求张兆和半年得不到一个说法，于是求助张兆和好友王华莲，“说到伤心处，竟然大哭，再说，又哭”。

　　张兆和最终被感动了，她开始在日记中抄写沈从文给她的信，沈从文告诉她人生向上的道理，也被她珍重地抄下来，我们可以把这段话里的“星子”看作张兆和，也可以把它看作“文学创作”——这两件美好的事，都是沈从文的前半生孜孜以求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