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战役 前两次长沙会战　国军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1939年9月、1941年9月、12月三次进犯长沙,国内某些书籍说三次长沙会战击败了日本占领意图,还说薛岳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十余万人——“为中国抗战期间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究竟事实如何,让我们从当时交战双方台湾、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看长沙会战,探究历史的真相。

武汉会战之后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决定:“以攻陷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阶段,以后即须主动指导新中国的建设,且应力戒急躁。为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以做好基础工作——恢复治安为首要任务,其他各项措施均应与此相适应。对于摧毁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我军强大力量为背景进行谋略工作。要领一、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而应划分以确保安全为主的治安区和以粉碎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根据这个方针,日军在相持阶段的作战大多不是以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长沙会战也是如此。

图片选择蒋纬国编辑六卷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于39年春攻陷南昌后,接着击溃第五战区的国军。蒋介石把全国划分为十个战区,共有兵力197个师,其中第9战区集中了52个师,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同时第九战区号称要进行夏季攻势。1939年8月15日,日第11军就已制订出。

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同时树立汪伪政权的威信。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

八月下旬冈村宁次调整指挥系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迷惑第九战区,日军广播和报纸大肆宣传其要占领宜昌和福建,掩盖其真实战役企图。9月1日制定命令:“军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原及修水周围地区。”3

冈村宁次此次战役目的是要把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包围和消灭在平江周围。其设想和部署:第6师团突破新墙河后向汨罗江南面高地进逼,奈良支队由平江方向从右向左迂回,上村支队偷偷插入第15集团军背后切断退路。这样,前(第6师团)后(上村支队)左(洞庭湖)右(奈良支队)的包围圈就形成了。

同时,第33师团在鄂南由通城进攻,切断第九战区赣北与湘北的联系,除留一部分兵力阻止赣北援军外,全力协助消灭第15集团军。中井指挥赣北各部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拖住赣北的第19集团军并予以歼灭性打击,然后再向湘北前进围歼第15集团军。4赣北方面106师团主力和101师团一部以及军直属部队一部相当于一个半师团进攻高安;鄂南方面,主要有33师团,9月19日集结完毕。湖北方面,为日军的主攻方向。进攻的的是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大约两个师团。

蒋纬国编辑第六卷

为了保卫长沙,在1939年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第九战区:“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意见第九战区做出并指示各线作战要领为:“第一线大体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

根据各方面情报综合第九战区判断“敌似在九月中旬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第九战区据此而拟定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在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

蒋纬国编辑第六卷

1939年9月14日开始进行“湘赣会战”(日军战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其实还是日军的“湘赣会战”命名更为准确,日军的战役企图根本不是占领长沙,叫“长沙会战”不名副其实。此役日军集中4个师团约10万兵力,国军集中了32个师约24万兵力。日军战前的一系列行动使第九战区不知道日军主攻方向在何处,在日军主攻的湘北方面使用了13个师;在赣北使用了16个师,鄂南使用了3个师,此外洞庭湖西侧7个师未做积极使用,长沙以南地区,尚控制8个师未做使用,日军已经撤退。

如果按照第九战区战役指导的“逐次抵抗”,应该是让日寇每前进一步都吃尽苦头,就拿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战役设想图大家就可以看到第一线阵地与第二线防守阵地有多远。战斗过程中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防守比家山、草鞋岭的52军第195师第1131团第3营被日军奈良支队(一个旅团的兵力)围攻,195师师长覃异之对营长史思华说:“如无法支持,不得已可向东靠。”

史思华掷地有声的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全营官兵以身殉国;防守新塘河某阵地的胡春华营除了七八个重伤员被抬下阵地外,全营官兵皆壮烈牺牲(限于篇幅战斗过程就不详细叙述了,很多书籍都有描写)。

徐永昌在其1939年9月27日日记中转述熊斌在9月24日国民党军事会议上话:“敌人开始攻新墙河就广播扫荡十五集团军后就撤回去,未必有意深入(指占领长沙)。”7这也为战争史中一奇迹,战斗过程中进攻方告诉防守的一方自己战役目的。日军越过汨罗江后经过守军的伏击、阻击,进展不如刚开始顺利,冈村宁次担心继续战斗下去对自己不利,也接到派遣军的命令撤退,于1939年9月29日下达撤退命令。

冈村宁次说:“军的主力已经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在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

孙子兵法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第九战区高级参谋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前视察湘北一线阵地后向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报告说:“谍报工作为部队之耳目,各部队尚有不知注意,甚至将谍报费扣而不发者,应请令注意,敌前敌后均应加派谍报人员常行行动,以期情况明了。”连谍报费都贪,可说腐败到了极点。

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是败仗,逃亡的国军士兵亦有扰民、盗窃的现象出现,但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奸淫掳掠全都干了,种种做法令人发指。杨森报告中还提到:“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较之上海抗战一役溃散蔓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盖当时仅溃散,尚无此普遍奸掳烧杀也。”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失去人民的支持,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蒋纬国先生在其书中不敢采信国军上报的敌我伤亡数字。

蒋纬国先生之所以不敢采信国军战报中敌我伤亡数字的真实原因,对于国军自己的伤亡,国军将领往往在战后增加己方的伤亡补充其吃空饷的部分。国民党正规军在战役发起前兵力还是足的,随便抓几个壮丁补充部队空额,临时抓的壮丁连枪都不会开,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对于国军战报中日军的伤亡数字,蒋纬国先生说:“除卤获品及俘虏有实际证明,数字较可靠外。至于日军之伤亡,实难稽穷。若依此项战报,作为日军战力消耗之判断,往往低估日军战力而影响作战指导。第九战区统计各部部队战报数字,为日军伤亡33600人,若以此判断日军兵力比较(110000人),即日军已近伤亡近三分之一。”正常情况下军队伤亡三分之一,就已经失去战斗力了,所以蒋纬国先生不敢采信国军战报。

对于国军如:吃空饷、奸淫掳掠等等种种问题,蒋委员长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呢?正因为有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等将领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改进才有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小胜,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同盟国对于日军的首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此次会战对于进攻方日军来说:战前一系列的假动作迷惑了防守一方,但是在主攻方向上没有集中使用兵力,用于湘北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师团,没能达到大量歼灭国军的战役企图,冈村宁次见到有被中国军队包围的迹象及时撤退,还是很有军事才华的。蒋纬国先生说:“此次作战,进与退的主动权,均操之在日军,且其作战目标,不是夺取长沙,而是要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日军认为此一目标虽未达成,但予以国军以重大打击,亦不无收获。”8

对于防守一方国军说:日军的佯攻吸引了国军注意力,防守高安一方的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被进攻高安一方的日军迷惑,第九战区长官部几次要调动74军到湘北主战场,其拦住不放,最后放74军去湘北主战场日军早已返转,追之不及,74军这样一个兵员、武器在国军都是一流的队伍没用到刀刃上;正面防守面积过宽,极易被敌人洞穿;战术呆板,单纯的阵地战,在敌我双方武器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利用侧击、尾击等战术(迂回包抄国军还真干不了)。

另外不敢大胆的使用兵力,洞庭湖附近的七个师、长沙以南的八个师兵力未及使用日军已经撤退至原驻地。还有很多国军用兵缺点错误就不多述了。广大湖南的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国军挖战壕、破路。外国记者巡视战场写道:“记者从长沙出发有时需乘车、有时需骑马,因为长沙以北及东北100英里以内的公路乃至一切小路都被彻底破坏。”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日军机械化行军的困难。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贺执圭(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巡视一周。据其所知,单就上衫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等地,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就有270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八千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八岁的女孩和八十三岁的老妪。又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岳阳限于新墙河以南,华容未经战事,但由日寇洞庭支队抢走的粮食不少)等县报告,在此次日寇进犯期间,抢走了约五十万担粮食,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9

就是这样的一个败仗被薛岳吹成“大捷”,薛岳在会战结束后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日军战史称:“敌遗弃尸体约四万四千具,俘虏约四千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二十六门、机关枪约二百七十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土肥原贤二说;“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大战果而增加的水分。”国军夸大战果那是非常普遍的行为,日军70%和国军比是小巫见大巫,弄得蒋纬国先生都不敢采信,其书中根本没有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敌我伤亡数字。

薛岳说:“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伤亡约在59000人以上,第10军、第37军、第26军,三个军被击破,有两个师伤亡达50%以上。第58师,第60师,伤亡在40%以上。第102师,第52师伤亡在30%左右。”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总结:“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是‘长沙大捷’。”

而且战后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胡编了一个的剧目,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了一年。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旗,旗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薛”字,两厢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以岳飞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穿“八卦衣”以“诸葛亮”自居;打了败仗不去总结经验教训还自吹自擂,注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的惨败。

第二次长沙会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进苏联跃跃欲试,但是担心一旦北进苏联西伯利亚的寒冷将对日军造成严重的困难,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解决“中国事变”才能北进。日军限于其自身的严重困难做南进准备,兵力必须从中国占领区调动,仅武汉所在的第11军就要调出三个师团,即第4师团、第6师团和第3师团的一部分。抽调如此多部队日军担心中国第9战区反攻,于是于1941年8月26日下达“夏秋季节可在华中方面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的命令。

日本政府对此积极支持,“夏秋作战,必须举国全力以赴。”给第1军运来了3300吨弹药,而在此之前第11军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个月的9个月中没有得到日本国内的任何补给。

1941年4月阿南惟几任第11军司令,德国闪电战的成功也刺激了日军,决定仿效德军闪电战,阿南惟几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几次修改作战方案。在9月上旬确定此次长沙作战要点:“一、作战目的: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二、作战方针:军决定9月18日开始攻势,击败新墙河、汨水之间的中国军队;接着准备自长乐街附近进入汨水下游一线发动进攻,攻击该河左岸之中国第4军及第99军。

在新市—栗桥(新市南约25公里)公路一线突破敌人阵地,以军的主力将敌包围在该公路以西湘江一带歼灭之;另以一部(第6、第40师团)击败蒲塘(平江正西偏南约10公里)方面山地内之敌。攻击汨水左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开始时间预定在9月23日,9日底前达到作战目的。第11军在集中后期,以一部兵力协同海军向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佯攻。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令警备在南浔沿线(南昌方面)的兵团适时发动攻击。”“军首脑一有机会就强调这次作战的目的,绝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此次作战日军命名为“加号作战”。此次战役进攻方日本动用兵力约115000人,还有作战飞机100余架次支持,以及海军的支持;防守一方国军动用兵力378000余人,飞机出动34架次支持。

由此可见此役日军也不是以占领长沙为目的。开战前第九战区经常派小股部队破坏日军交通,日军第11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6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41年9月7日日军动用了三个联队的兵力攻击大云山(限于篇幅战斗过程就不详述了),战斗时间长达11天。围攻大云山就是为了掩护大部集结增加此次战役的突然性,1941年9月14日薛岳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14

9月17日日军集结完毕,第3、第4、第6师团和第40师团主力并列一线,荒木、早渊支队配置侧翼,摆开钳形攻势。9月1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炮火支援下全线进攻(限于篇幅战斗过程就不详述了)。日军就跟打了鸡血一样,逮住第4军打第4军,击溃第4军后转向攻击26军;26军打完接茬打37军;打完37军,打第10军,第10军是仅次于74军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打完第10军又瞄向74军,9月21日日军侦听到74军开赴战场的消息,决定给予74军一大打击——日军认为74军是苏联教官训练,装备好、人员齐整,数次与日军交锋战斗力是国军中第一流的。

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参谋横山幸雄少佐说:“方面军以重庆为重点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特别是在特种情报的密码方面,平均破译明白程度在80%。对苏情报活动比较困难,收获不大,但仍在继续努力中。至于对中共方面的情报工作则更差。”15第九战区兵力调动情报全被日军所掌握。

74军上高会战后作为预备队驻扎在赣北整训,于18日接到战区命令参加长沙会战,军情紧急不分昼夜赶赴长沙战场,结果山道人员拥挤、掩蔽不好,被日军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未曾参战就蒙上了一层阴影。25日接到命令连夜赶到春华山、永安市、黄花市地区,沿捞刀河南岸构筑工事,作为防守长沙的外围阵地。74军由东向西,右侧背完全暴露应该派侧卫部队守护右侧安全,既不与先头部队联系,也不自派搜索部队,完全相信26军护卫。26军却消极避战主力转到大山里去,只派小股部队佯攻,根本没有守卫74军侧翼结果74军被打的伤亡惨重。

长沙会战时日军使用了九二式重机枪

26日晚74军军直属部队被日军夜袭,王耀武的卫队长被日军俘虏后用刀劈死,王耀武仅以身免,这样一个国军王牌部队参战不到一天就被打残了。攻击74军的第6师团的友成联队洞阳市附近的鹰林大队即缴获重机枪4挺,捷克机枪7挺,步枪70支;第2大队扫荡跃龙市,仅尖兵第3中队就缴获捷克机枪56挺,步枪103枝。(日军战史说:敌军溃逃,我方也大吃一惊没有料到有如此之多的敌军)

9月27日日军攻进长沙,日军攻进长沙目的在于向协约国德、意展示自己的力量,并向国府表明日军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压迫国府投降。完成扫荡的村井联队将缴获的弹药集中到长沙市东侧小河滩上开始爆破,但数量庞大,一时不能全部炸毁,遂投弃于小河内。这个也可以与国军战报互证,提到:“兵站仓库欠周密保护之计。例如敌主力突过新墙河时,各级兵站对仓库屯储,平时无紧急处置之准备,致临时张皇,虽能将一部分弹药埋藏地下,但部分弹药及军米则迫于不得已而付之一炬。”16

阿南惟几在其9月29日日记中写道:“此次作战在于粉碎第9战区的战斗力,打开通向重庆的通路,岂能以占领长沙,掠夺粮食为目的。”第十一军认为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1日日落后,开始返回。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9月20日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日开始实施。

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10、第26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2军增援第九战区。第三、五战区就不多说了。宜昌被日寇占领后成为轰炸重庆、成都大后方的基地,同时截断国民党政府的长江航运,为战略要点,此役第1军主力进攻长沙,宜昌城内只有大半个师团。

而且其中的日军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比如组成宜昌东侧日军内山寺防线的共388人,其中有卫生队、军医部勤务班及野战医院的轻伤病号、兵器勤务队(2个小队)、经理部勤务部(3个小队)。内山师团长问到有无步枪实弹射击、枪刺经验时,竟无一人具有这样体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赐良机页被错过,当时第六战区主攻部队本应趁敌乘虚之有利时间,不宜从容部署,稳扎稳打。

第八军、第94军可在25日发动进攻:第2军距宜昌60公里,最远一部距宜昌120公里,在五日内可全部到达战场。然而在30日才发起攻势,至10月11日虽一部突入宜昌,惟11军主力已经返转,国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取消对宜昌的攻击。9月27日阿南惟几命令各师团限于五天内撤到汨水一线。蒋纬国评价第六战区攻击宜昌:“倘战区能于25日发起攻击,在10月10日,可望功略宜昌,歼灭日军第13师团。则进攻湘北之日军主力已不及返转救援。”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缴获:重炮1门、野山炮7门、速射炮20门、迫击炮42门、重机枪188挺、轻机枪633挺、步枪7600支、各种炮弹23130发、重机枪子弹323000发、步枪子弹4127000发、手榴弹58200颗。17除了缴获的武器弹药和俘虏因为有实物可证,国军伤亡人数和日军自己的伤亡人数水分不少。

宜昌抗战

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74军一共伤5607人、亡2800人),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第26军第44师伤亡24%;其余各师伤亡在20%以下。18中国军队损失:军官负伤1310人、阵亡760人、失踪421人,合计2491人:士兵负伤33793人,阵亡22667人、失踪11066人,合计67426人,湘北战场总计损失士兵69917人。如果再加上第6战区总计10万余人。就是这样一个惨败第九战区亦报出击毙日军17845人,击伤30527人,伤亡合计48372人的成绩。

牛皮总有吹爆的时候,1941年10月16——20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讲话中说:“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占领我们长沙。他要几时进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来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並且我在廿五、六日最后几天,还和薛长官电话说过:如果到不得已的時候,一定要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城内巷战。但你们这次除在捞刀河方面,曾与敌人一度作战以外,长沙东南面的工事可说完全没有,就连城墙工事也一点都没有,不只是城内核心工事没有设备,而且连城郊附近的复廓的工事也没有。”

“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沒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国军失败的原因军事上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从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的两年时间薛岳一方面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认为经过两年时间修建的工事还是比较牢固的;一方面给部队补充兵员、武器使参战兵团有比较完备的战斗力。

同时薛岳对于新成立的第六战区陈诚划去第九战区一部分力量不满,希望在军事上的胜利为自己加分,又犯了冒进的错误,没有执行蒋介石给其制定的方案。9月20日,蒋介石给他下达的作战方案是在新墙河、汨罗江利用既有阵地节节抵抗,主力包材外翼,寻找机会攻击日军侧后,同时令第三、五、六战区向本战区日军发起攻击以减轻第九战区压力。而薛岳为了自己的地位急于在军事上取得战功,提前发起决战,这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的非常重要的军事上的原因。

日军围攻大云山使得杨森判断失误将防守新墙河阵地的第4军主力和第58军两个师调动起来防守大云山,中了日军调虎离山之计。新墙河一线防务空虚,27集团军主力被吸引到新墙河北岸,致使日军渡河后,如入无人之境。日军18日早晨渡河,19日晚其先头部队度过汨水,两天行程40公里(这是打仗不是散步)。策应作战不力,尤其是攻击宜昌发起时间过晚;情报失灵,日军在岳阳大规模调动兵力,第九战区竟一无所知。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就不详细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国军失利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不良。总司令杨森报告:“名为一军一师,其实作战末终伤亡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溃散逃亡者十分之五、六,在战场作战者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21逃亡的比战斗伤亡的还要大,国军也算开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说杂牌军如此,国民党正规军也一样,如欧震指挥的第4军北伐时被誉为铁军,是薛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军饷优于一般杂牌军。时任第4军59师的政治部主任唐连,向何应钦报告第59师、第4军作战时情景时说:各级指挥官判断失误等等。和杨森报告说的一样,“每师编制12000人,而真能加入前线对敌作战者,每每不超过4000左右。”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日记也可以佐证,1941年11月23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〇三百〇三。”22

第九战区在其中说:“中下级军官尚有不能确实掌握部队者。”“训练强度不足,一般不知疏散,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损失,且缺乏韧强性。”“不知爱惜武器,伤亡者之枪械多任意遗弃。”训练不足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

1940年8月12日:“午后会报,陈辞修新由巴东归,报告如下:……抗战情绪很低,每师最少缺三千额。”根本不给国军士兵发军饷,郭汝瑰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接戴季韬的班),上报的编制为7000人,实际有3000余人。戴季韬将多余的服装、粮食等等全部拿来出卖-中饱私囊。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多报四千多人,每个月单大米就能领一万六千多斤。郭汝瑰将戴季韬留下的大米变卖后给士兵发军饷,士兵感动的涕泪俱下,这是他们当兵后第一次领到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