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 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济南印迹

丁宝桢题写的“大宾第”匾额

　　□耿仝

　　2019年6月13日，晚清名臣丁宝桢的七世族孙丁迎春来到位于百花洲的泉水人家民俗馆。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参访其先祖丁宝桢亲笔题写的一块匾额。

　　泉水人家民俗馆门楼上悬挂着一块牌匾，上书“大宾第”三个字，笔力苍劲、入木三分。据题记可知，此匾是同治年间山东巡抚丁宝桢为济南的一位乡绅题写的。大宾，是旧时“乡饮酒礼”中的一种荣誉称谓。乡饮酒礼是周代开始流行的宴饮风俗，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推荐贤者，后历代相沿。到了明清时代，乡饮酒礼侧重于礼仪教化，每年望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乡饮酒之礼，由学校教官担任司正。按照等级不同，分为大宾、僎宾、介宾、众宾等，以“大宾”为上。这种习俗，在当时社会中起到了敦亲睦族、止恶扬善的作用，人们把能选上乡饮大宾作为一种巨大荣耀。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丁宝桢，自然有代表中央政权宣传教化的职责，所以他为这位获得“大宾”称号的乡绅题写了“大宾第”三字，以示旌表。丁宝桢所留书法并不少见，但以匾额形式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对济南来说，这块匾额显得弥足珍贵。丁氏后人在“大宾第”匾额下久久伫立，缅怀祖先，感受着丁宝桢与济南这座城市的文化共鸣。

丁宝桢创设的山东机器局(拍摄于1908年)

　　在珍珠泉大院办公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历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外放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次年，升任山东布政使。五年(1866年)，丁宝桢又升任山东巡抚，十一年(1872年)再任，十三年(1874年)三任，一干就是三任。丁宝桢在山东做了十年的封疆大吏，这十年间，丁宝桢政绩卓越，被称为“清代山东最有作为的地方官”。

　　说到丁宝桢的政绩，就不得不提他在济南的办公地点——山东巡抚衙门，也就是今日的珍珠泉大院。一直以来，珍珠泉大院在人们的印象中都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元朝初年，珍珠泉大院曾为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张荣的府邸。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英宗朱祁镇第二子、第一代德王就藩济南，这里又变成了德王府。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入济，将德王府付之一炬，成为废墟。清康熙五年(1666年)，原山东巡抚衙门遇火灾，山东巡抚周有德利用拆除原青州衡王府的砖石木料，在德王府旧址修建了新的巡抚衙门。自此之后，这里就成了“齐鲁总制”。而作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就是在这里发布政令的。

　　如今，珍珠泉大院内还保存有清代山东巡抚大堂，这里曾是丁宝桢的办公场所。巡抚大堂面阔5间，中间一间的两柱之间为8扇落地门，而其余的两柱之间则为6扇。整幢建筑为砖石木结构，屋顶悬山，前有悬山券棚抱厦，屋面施灰瓦，正脊为素脊，两端有吻兽，檐角垂脊端皆有跑兽。大殿前有6根大红柱支撑着一组组斗拱，蔚为壮观。这种大殿屋顶、券棚抱厦屋顶都为悬山式勾连搭的做法，在济南是唯一一例。大堂东侧有散水泉，门前为宽大月台，当年的月台高出地面，进入大堂要拾级而上。正是在这座庄严宏伟的建筑中，丁宝桢以他为国为民、勤勉尽责的高尚情操书写出了一篇精彩的“述职报告”。

　　平定内乱、治理黄河、创办企业

　　任职山东巡抚的十年中，丁宝桢平定了山东境内的各路内乱，排除了民间武装对于朝廷的军事威胁，安定了山东百姓的生活，深得朝廷器重。丁宝桢重视水利建设，治理黄河的成绩显著。同治十一年十二月(1872年2月)，黄河侯家林段决口，丁宝桢亲赴工地，督率军民万众在河堤上出生入死抗洪堵决，在只花了三十几万两银子的情况下，便将决口大堤堵住。丁宝桢的幕僚陈锦后来写了一篇《丁宝桢奏请创建山东省垣大王庙碑》，并将此刻成碑立于祭祀黄河神的庙中。上世纪80年代，这块石碑在黑虎泉西路附近的浙闽会馆内被发现，现已被移置到闵子骞墓园内。

　　光绪元年(1875年)，丁宝桢上奏清政府批准，以“靖海安边”为名，在济南北郊新城择地300亩，耗白银18.86万两，创设了山东近代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局，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丁宝桢创办的这所山东机器局，曾先后更名为山东兵工厂、济南新城兵工厂、新城化工厂、山东化工厂，现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如今，该厂仍保留有1876年制造的用来碾火药的碾药器，以及山东机器局始建时建起的第一个建筑工务堂和1876年建造的火药库。

　　同治八年(1869年)，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俗称尚志堂。入学者除学习儒学外，还要学习天文、地理、算术等新学。该堂曾刊刻的书籍，称“尚志堂版”，在国内享有盛誉。至今，在趵突泉公园内，仍可看到当年尚志堂的部分建筑。同期，丁宝桢还在后宰门街上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该局最著名的刻本《十三经读本》是由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

　　丁宝桢最被世人熟知，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是智杀大太监安德海。安德海依仗慈禧太后恃宠而骄，在一次破例出京途中，于船头高插龙凤旗帜，大肆招摇，索收财物。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不满的丁宝桢，命东昌府知府与济宁州知州等运河沿岸官员务必将安德海一行“一体截拿在案，解省由其亲审”，随后在济南西门外丁字街斩首。此事震惊朝野，至今仍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当年安德海被关押在西关外西蜜脂泉处的关帝庙内，该庙至今仍存。

　　丁氏家族墓地为何在济南

　　距此处不远，西门里旧军门巷中间路西11号大门，即当年丁氏故居，惜今已不存。当年，丁宝桢故居南北长约30米，东西长约70米，内分为5处院落。在结构上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特色，沿正门向西的中轴线，三进院落依次展开。这三进院落北面另有两处跨院，为书房和仆人居室。大门的门楼有六七米高，门枕石高约0.7米，石面雕有石榴、佛手、葡萄、寿桃等精致图案，挑檐石上的狮子滚绣球石雕及门楣上方的高浮雕走马板均保存完好。门楼内侧为左右门房，进门后正前方为宽五米、高四米的影壁。院落内建筑均雕梁画栋、丹楹刻桷，十分华丽精美。房屋虽为平房，但其高度却均达如今楼房二层之高。

　　丁宝桢任职山东巡抚十年间，丁宝桢的妻子谌氏与其二哥等人先后辞世，埋在济南东郊外的丁家林子。根据清代定例，“官员于任所不得置买田地”。一位封疆大吏，为何公然违反定例?家乡在贵州，为何又要将亲眷异地埋葬?原来，丁宝桢所在的“原籍贵州大定府平远州久遭兵燹，田庐荡毁，亲族百无一存。”早在丁宝桢考中进士后，丁宝桢按照制度返乡丁忧，恰逢贵州发生“匪患”，他毅然变卖了所有家产，招募乡勇保卫家乡。“匪患”最终被平息，但丁宝桢在贵州的家却已不存在了。丁宝桢调任山东，他便带着家眷与兄弟族人一同赴职来到济南，“所有随任之亲属丁口，岁有丧亡”，均没有找到合适的埋葬地点。丁氏夫人谌氏病故后，丁宝桢便以此上奏朝廷称：“臣拟于济南府东门外华山之麓置地十亩，将臣妻及已故之亲属丁口，暂行浅厝。”不久即得到清政府特批，遂得在济南华山之南购置10亩土地作为家族墓地，用以安葬亲人，这就是当下的丁家林子，即近日发现丁宝桢墓之处。这为丁宝桢日后“落叶归济”埋下了伏笔。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享年67岁。丁宝桢死后，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并追赠其太子太保，谥号文诚。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被多数用于兴办实业、救济百姓，丁宝桢亡故后竟然债台高筑，身边随员们聚集在一起拿出钱帮助办理丧事，扶柩回乡才得以成行。其子丁体常等遵从父亲之遗命，为了不扰民，由水路扶丧。次年秋，灵柩回归济南。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悼哭”。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安葬于丁家林子原配谌夫人墓的东侧(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丁宝桢去世后，山东乡绅在丁宝桢创建的尚志书院内修建了一所丁公祠，以祭奠这位被山东人视为贤良的“外乡人”。后来，这座丁公祠被改建为李清照纪念堂。

　　虽然，丁宝桢在济南留下的历史印迹日渐稀少，但他的事迹和传奇故事，却多为济南人所熟知，就如尚志书院内的泉水，一直回响在济南人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