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事件 511个艾滋病在押人员和他的12年

作者：龚晶晶

2009年，徐爱英已记不清是秋天还是冬天，只记得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

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围坐在桌边，她随手翻开当天的《宁波晚报》，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宁波市看守所有一个特殊的艾滋病监区，里面的在押人员，有的杀过人，有的抢过劫，有的被判无期或者死刑。除了患有艾滋病，他们还具有攻击性，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一位普通的民警已经专职看守这个特殊的监区整整两年。

彼时的徐爱英已在宁波某监狱做了好些年的狱警，却是头一回知道丈夫所在的单位居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监室。身为同行，她自然知道其中的不易，更对报道里的“同事”心生敬意。

余光扫到角落里的照片，她突然顿住了。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然后，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身侧喝茶的丈夫。她没法相信这个新闻里已经专职看守艾滋病犯整整两年的民警，居然会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毛卓云。

        

他们自暴自弃，甚至自残自杀

那一年，老毛家的气氛低到了冰点，争吵冷战，最后，以妻子的默许告终。

那一年，对于全国看守所一线民警来说，也格外艰难。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躲猫猫”致死事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对“看守所”的偏见日深，而老毛面对的还是死亡率极高的艾滋病在押人员。“千万不要死人”成了压在他肩膀上最重的一座山。毛卓云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病情恶化后的自然死亡，也会把看守所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宁波市看守所一角

笔者走访发现：我国目前并未出台涉及艾滋病人犯罪的专项法律法规，所以针对艾滋病人犯罪各地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由于执法成本过高，及关押条件有限等客观原因，多地都选择“暂不收监”或“保外就医”。

在全国范围内，宁波是较早实现艾滋病犯集中羁押的城市。

2007年，为打击以患艾滋病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行为，宁波市公安局决定在宁波市看守所设立艾滋病监区。从部队转业的民警毛卓云成了这个岗位的不二人选。

哪怕做了诸多心理准备，初到监区的老毛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没有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艾滋病的可怕。很多在押人员都有过吸毒史，吸毒导致的血管硬化，会逐步将血管堵塞、损坏，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烂。不少并发症，也会让他们身体溃烂，发出一种死老鼠的味道。正常人根本忍受不了。”

比身体状况更为可怕的，是艾滋病在押人员求生意志的日益溃败。其中多数都有自残自杀倾向，更有甚者，还对老毛说，自己的刑期比命长，如果在看守所里自杀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其中，最让老毛印象深刻的就是阿杰。

宁波市看守所内景

2009年春天，看守所里来了一个29岁的小伙阿杰。因为吸毒过量产生幻觉，大中午拿着个榔头，冲进了天一广场的一家金店抢劫。“其实，他也没抢到什么金器，就是拿着榔头在柜台上哐哐哐砸了几下，最终因入室抢劫被判14年。”

收押时，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老毛告诉我，艾滋病监室里的在押人员，多数都是因为吸毒贩毒进来的，如今23个在押人员中，有14人都和毒品沾边。其中大部分人，都和阿杰一样是在收押过程中检查出的艾滋病。对身体的绝望，是多数人产生自杀倾向的主因。

从2009年3月至2009年7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阿杰自杀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5月的早晨，集体放风时阿杰突然毫无征兆地冲出监室，脑袋“咚”地一声撞在了水泥做的水槽上，还好受伤并不严重。

第二次，则是在放风场用裤子上吊自杀，结果没挂住，脑袋朝下撞到了地上。那情形老毛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殷红的血咕咕地往外冒，所有值班民警一窝蜂地往里冲，没有人顾得上自己的安危，只一心想控制好阿杰，以防他再撞上一回。

 

有别于其他监室的蓝色背心，艾滋病监室在押人员都身着绿色背心。

等到混乱过后，老毛的手上衣服上已沾了不少阿杰的血。摊开手掌，殷红的颜色格外刺眼。

这不是他第一次沾到艾滋病在押人员的血，可每一次都还是会让他后怕连连。他一个人站在水槽边一遍又一遍地洗着手，却总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

没有人知道老毛究竟花了多少心血，才让这样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重燃生机，一天，阿杰突然仰着脸问老毛：“毛警官，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赎罪？”老毛告诉他，就从每天做一件好事开始吧。自此以后，他天天抢着打扫监室。

后来的某天，阿杰无比认真地告诉老毛说：“您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那一刻，这份职业带给他的价值感，无与伦比。

 

“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

其实，妻子眼中那个“食古不化”的老毛，也动过一次辞职的念头。

那是2013年9月的一天。看守所里收押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长得五大三粗，个头足足有1米83，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笔帽，神情恍惚。后来，老毛才知道，这个小伙叫阿明，因吸毒产生幻觉，凌晨在环城西路和蓝天路交叉口捅伤女友后，面对追捕穷凶极恶，用匕首刺中了巡逻民警的心脏。在治安良好的宁波，鲜少出现这样的恶性案件，一时间，这个案子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相较于外界的沸沸扬扬，刚进入看守所的阿明平静极了，只是像每一个吸毒过量的在押人员一样，说话颠三倒四，还存在严重的被害妄想。总觉得有人在利用高科技在控制他的大脑。

 

由于目前在浙江省全省内监管艾滋病人员毫无经验可循。12年间，老毛将每个在押人员的故事都记录下来，形成10万字的工作日记，并总结归纳，分析各类方法利弊。

他在看守所里待了148天，其间多次自残，吸毒后遗症导致的精神异常还时常令他狂躁。老毛一遍又一遍的谈话，才让他稍稍安静下来。

同年12月底一审宣判，阿明又出事了。他就像彻底疯了一样，用头撞监室的铁门，额头不断向外冒血，蹲在地上，像困兽一样呜咽，紧握的拳头，像是随时都会挥舞过来。

就连老毛都没法进入他的监室，只能靠着门，轻抚他紧握栏杆的手，是冰凉的，没有一丝温度。

那半个月，老毛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总是梦见阿明血淋淋地站在那里，身上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血，还是监室里其他人的。午夜惊醒，他就赶忙给看守所打去电话，嘱咐值班民警时刻关注阿明的情况。到后来，老毛几乎都不敢睡着，深怕错过所里打来的电话。

 

监室内景

“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进去跟他谈一谈。”

向领导请示后，老毛进入了监室。为确保安全，他还随身携带了一支橡皮警棍用以自卫。他假装若无其事地检查内务，正思忖着如何和阿明聊天，背上却突然重重地挨了一下。阿明涨红着眼，还想扑过来，补上几拳。千钧一发之际，旁边另两名在押人员，突然冲出来挡在了老毛面前，一边喊着：“毛警官，你快走！”一边帮忙控制住了阿明。

可老毛没有走，他站在门口等待阿明慢慢平静下来，看着这个同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年轻人，落寞地坐在角落。老毛走了过去，像个父亲一样轻轻抱住了他。一旁的在押人员都惊呆了：他们的毛警官，是豁出命去了。如果这时候阿明在他肩膀上咬上一口……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阿明迟疑了一会，竟趴在老毛的肩头，像孩子似的哭了很久很久。在阿明断断续续的讲述里，老毛这才知道：原来庭审时，阿明的父母并没有来，女友的出庭指证对他也很是不利。他觉得自己是被所有人抛弃了，更觉得刑期漫漫，自己得了艾滋病很可能就这样死在牢里。

宁波市看守所规定每天每出一次监门，民警都要给在押人员带上手铐。这个简单的动作，对老毛而言也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

过了几天，阿明意外收到了几张老毛抄写下来的短信，分别来自他的父母、女友还有表弟，家人都言辞恳切地劝他好好改造。阿明并不知道，老毛是如何辗转联系上自己家人的，也不知道老毛是如何说服他们，为自己写下那样的鼓励。

在阿明投牢的第二天，老毛如释重负，放松下来反倒生了一场重感冒。“做我们这行的，最害怕的就是发烧，因为这很可能是感染艾滋病的前兆。”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他又悄悄去医院做了一次体检，没有大碍，才敢放下心养病。

回来的第一天，他又在关于阿明的日记里，补上了这么一句：“监管艾滋病人员真的好危险！警惕！小心！”

在老毛谈话室的书桌上，除了各种他自学的书籍以外，还放着一瓶他用来自卫的催泪喷射器

死刑犯的一跪

作为宁波全市唯一一名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监管民警，12年来，毛卓云累计管理教育艾滋病在押人员511名，其中判处死刑3名，无期徒刑3名，10年以上有期徒刑13名。

当中，最让他难忘的就是石头。

2012年年三十，宁波的早晨还有些微凉。老毛起了个大早，赶在上班前买了3个苹果还有3个面包。

那是死刑犯石头关押在909监室的第六个月。向来沉默的他，突然在前一天开口：领导，我想祭拜一下我的奶奶。

石头的情况，老毛是再熟悉不过的。29岁，因残忍杀死前妻被判死刑。收押时，他已是肝腹水、肝硬化晚期，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能进行隔离。许是病情严重，自觉时日无多，石头始终比较平静，认罪态度良好。老毛知道，他从小就跟他奶奶关系最好。

老毛熟悉自己经手的每一个在押人员，甚至他们的家人。

“我就给你十分钟。”老毛边说边进入909监室，将三个苹果端正地放好，还用纸搓成三个小棍，权作是香，摆在一旁。他是个大老粗，对祭拜一窍不通，前一天晚上特意百度，知道按照石头老家的风俗，是要面朝北方，拜上三拜。

石头愣住了，原本他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老毛就挂在了心上。他扑通跪下，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再抬起眼，只觉得昏暗的监室里，陪在一旁的老毛，是他唯一的光。

老毛站在一旁静静看他絮絮叨叨地跟奶奶说了许多。简单的仪式后，他又把三个面包留给了石头。“他是山东人，就喜欢吃这个。”

为对症下药，老毛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在押人员的喜好和性格。

没多久，石头即将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记忆中那年冬天格外的冷，老毛在春节那几天，跑去给石头买了一套红格子的棉睡衣，还有一双厚实的棉鞋。想让他走的体面一些。

执行的前一天下午，老毛把不知情的石头叫到谈话室谈话，故意把衣服放在他面前。果然石头注意到了，还问他：“领导，这衣服很漂亮嘛，你是给谁准备的？”

老毛随便说了一个他隔壁监室在押人员的名字，“他不是怕冷嘛，我就给他买了一套，你要不要？”

石头说：“那我要一件上衣就好，裤子就不要了吧。”聊了会，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领导我脚冷，鞋子能不能也给我？”

老毛笑了，“要不都给你吧，我明后天再给他准备一套，你身体不好，本来就怕冷，这套衣服厚实，你穿着暖和些。”

石头穿着新衣服欢欢喜喜地回到了监室。

 

第二天本来轮到老毛调休，可他还是赶了个大早，想送石头最后一程。那段时间石头的病情总是反复，因为肝腹水，肚子肿的老大，不时疼的厉害，早早也起来了。看到他来了， 还很惊讶地问：“领导，你怎么来的那么早？”老毛说：“我来看看你呗，还好吗？”

石头穿着昨天老毛给的新衣新鞋，显得难得的精神。

老毛又仔仔细细帮他把衣服打理得整齐些，以谈话为名，将他带出了监室。直到来人出现在眼前，石头都还有些懵。“这是中院的法官，具体情况他们会告诉你的。”石头坐在审讯室里，只听清了“立即执行死刑”这几个字。

宣判结束后，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突然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下，只说了一句：“毛警官，谢谢你。”

“我做了一辈子的管教民警，内心也无数次挣扎过。明明我们管教的对象，多数都是危害社会甚至是枪毙几次都不够的罪犯。无论怎么说怎么劝，都是本性难移的可恶。可就我的职业而言，我还是要给他做人的尊严。”

 

我不是英雄

在很多人眼中，老毛无疑是个勇士。

从设立艾滋病监区开始，看守所就为老毛备有专业的防护服，可12年里，他一次也没有穿。只说“我要是穿的像个宇航员，他们谁还愿意跟我聊天。”

2014年，他将艾滋病监室从特殊监室迁出，搬入普通监室。拆掉了厚厚的毛玻璃，让艾滋病在押人员也能重新做回普通人。

图为有毛玻璃的特殊监室

2018年，他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与艾滋病犯仅一墙之隔的监室，把自己关在铁门里办公。

图为老毛设在监室里的办公室

他不仅关心曾看管过的艾滋病犯进入监狱的状况，甚至还为出狱的他们建立微信群，介绍工作，安排住处。有一次，还接到了一个相熟的房东电话，说租客不光没付房租就跑了，还偷走了家里的笔记本电脑。老毛只能连连道歉，可帮扶却还在继续。

“我总觉得，只要他们走上社会，真心改过，未来，做我们这行的民警，压力也不用像我这么大。”

妻子觉得他傻，同事们觉得他疯，就连曾经的在押人员、如今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郭佳乐也写信劝他：“你年纪也大了，要注意身体，该马虎的就马虎下，还有两三年工夫就退休了，不要太执著了。”

可老毛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中，走进了在押人员的心。不少人在离开看守所后，还时常给他写信，曾经的在押人员赵磊在信中写道“没事的时候想想我在看守所的日子，真的挺想你……我想着等我年底出去后，一定去找您喝酒！”

 

图为笔者和艾滋病监室的在押人员谈话。

然而，走访结束前，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眼中的“英雄”，却偷偷告诉我：12年间的每一天，自己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已经数不清偷偷去过多少次医院。检查报告每每都要推迟好几天才敢去取。这些年，他头发白了又染，染了又白。

还有四年，这个宁波市唯一的男性艾滋病犯专职管教民警，就要退休了，希望新的民警也能如他一般，坚守岗位，成为迷途者的光。

 

特别鸣谢宁波市公安局对文本采写提供支持。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杰、阿明、石头、郭佳乐、赵磊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