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 | 被误读的肖斯塔科维奇

▼ 伯恩斯坦/芝加哥交响乐团

俄罗斯的音乐与文学，即使是眼高于顶的欧洲人也是不敢小觑的。肖斯塔科维奇被誉为俄罗斯音乐史上继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他们两人各自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两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弥漫着诗意、忧郁，多愁善感，音乐语言精巧细腻，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则如旷野中的咆哮，对苦难的砥问凛冽如刀割。

初读丹尼列维奇的《肖斯塔科维奇传》基本是官方的文本，肖斯塔科维奇历经千险在西方出版的自传《见证》九十年代在中国也只是内部出版，等我日后读到了公开出版的自传才被深深震撼。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一生都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暴政下战战兢兢地如蝼蚁般生存，他认为自己在苏联的生活暗淡不幸，自言一生饱经忧患，常年缠在心头强烈的怕，渴望离群独处。翻看肖斯塔科维奇的照片，几乎鲜有笑容，圆圆的脸总是神情严肃，眉头深锁，畏惧的眼睛谨慎地躲在镜片后，一颗痛苦挣扎的灵魂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无论苏联给了他多么崇高的荣誉，官方如何解读他的音乐，了解了他的生活才知他的音乐实在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感怀触绪，是长歌当哭！

▲ 马林·艾尔索普/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

《第七交响曲》又称《列宁格勒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品，是他的安魂曲，也是作者最富争议的作品，苏联官方包括西方音乐圈都把它标榜为一部反法西斯的颂歌。

1941年德军围困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也参加了消防队。他身穿消防服，头戴防火头盔的照片后来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1941年的9月，德军彻底封锁了列宁格勒，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这样描写被围的列宁格勒：“灯火管制下的座座大楼，犹如预示着不详的噩梦。列宁格勒铁灰色的夜晚，到处是戒严带来的寂静。但寂静骤然被战斗代替，警报号召人们英勇上阵。炮弹在涅瓦河上空呼啸，座座桥梁被烈火吞噬”。1941年12月肖斯塔科维奇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后来回忆说：“音乐以不可遏制的速度从我的脑海中迸射出来”。1942年3月5日《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首演，同年3月29日又在莫斯科演奏了这部作品，五个月后，《第七交响曲》的乐谱被空运到列宁格勒，此时的列宁格勒饿殍遍地，排练的乐手有些甚至是被担架抬进来的，1942年8月9日，当德军计划攻克列宁格勒时，《第七交响曲》第一次响彻在列宁格勒城市的上空，“第七”被看作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战争的音乐作品。全曲四个乐章，规模宏大，波澜壮阔，主题在交响乐的整个过程中成长、生发、蔓延，让我想起苏里科夫那些恢宏的油画里表现的苦难、群像和历史。第一乐章管乐吹出优美宁静的旋律被敌人入侵的主题打断，预示着战前美好安宁的生活被破坏。“敌人入侵主题”赫赫有名，连绵不绝，步步紧逼的小军鼓由弱到强，犹如敌人的铁蹄，最后铜管乐加入，敌人大兵压境，苦难的城市，不屈的人民。

演出不但在苏联也在盟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二战时期苏联文艺的最高象征，苏联在全球宣传了《第七交响曲》的创作环境：写于德军炮火下的列宁格勒。《第七交响曲》在国外的首场演出是在英国，当《第七交响曲》在艾尔伯特大剧场由亨利.约瑟夫·伍德爵士指挥首次演出时，受到六万听众狂热的欢迎。在美国，名指挥们为首演权你争我夺，最后由托斯卡尼尼首先得到总谱，是摄在胶卷上由军舰带到美国的，纽约无线电城首次播出了这部作品。尽管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并不认可托斯卡尼尼的指挥，认为什么都不对头，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对，但并不妨碍美国听众对“肖七”的热爱。在那些年里，西方听众通过照片、杂志封面和画像认识了肖斯塔科维奇。斯大林把它宣传为苏联人民“无坚不摧的勇敢精神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也顺水推舟地附和，他曾把每个乐章都加了标题，第一乐章，“战争”，第二乐章，“回忆”，第三乐章，“祖国辽阔的大地”，第四乐章，“胜利”。但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中，终于可以看见肖斯塔科维奇无所顾忌所表达的心声，他说：“《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肖斯特科维奇的朋友，指挥穆拉文斯基回忆说，当他在1942年3月从收音机上听到《第七交响曲》的“进行曲”时，他认为作曲家创造了一个普遍性的愚蠢的、极其庸俗的形象。从纯音乐的观点看穆拉文斯基的印象并非毫无道理，“侵犯主题”吸收了莱哈的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一首流行曲调，而这个“愚蠢又庸俗”的形象正是作曲家想要表现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说：“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事实上作曲家多次强调第一乐章充满安魂曲风格的哀思情绪，第二乐章的“回忆”旋律紧张，好像并无多少甜蜜，第四乐章的“胜利”也是荒唐话。战前并没有像官方宣传的那样一片光明和无忧无虑，而是充满了饥饿、恐惧，大批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或许我们可以把《第七交响曲》看作是对极权之恶的控诉和抗争。

▼ 第十交响曲/卡拉扬/柏林爱乐

音乐艺术的抽象性帮助他躲过了很多严酷的审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表现的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第二乐章的谐谑曲即是一幅斯大林的肖像，滑稽、残忍、怪异。他一生创作浩繁，恶势力与光明的交战是肖斯塔科维奇终其一生的创作母题。虽然苏联官方一厢情愿地把他的作品定义为光明与欢欣，实则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多部作品中都藏有巨大的悲悯，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就说过：“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何谓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在现代艺术领域的探索曾经管领欧洲艺术风气之先，美术上有马列维奇、塔特林、夏加尔和康定斯基，俄国的构成主义和荷兰风格派、包豪斯设计风格共同构成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佳吉列夫的舞蹈团颠覆了古典芭蕾的范式，迈出了现代舞的第一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开现代音乐之先河。斯大林的红色苏联对意识形态的强烈管控，和他本人对现代艺术的反感，使得这些艺术家有的流亡，有的被抓，有的被杀，现代主义的探索也随之偃旗息鼓，歌功颂德的现实主义风格一统苏联，所有的艺术都必须赞美新制度，歌颂领袖。肖斯特科维奇无法忘怀300多名被集体枪杀的乌克兰民间盲人歌手，仅仅因为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不再合新社会的意，无法审查，索性全体枪决。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有许多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贵为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经手签署过无数的苏维埃文件，肖斯塔科维奇也是苏联的既得利益者，事实上他一生备受苏联官方谴责，说他的音乐充满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有危害社会的倾向。他的多部作品上了黑名单，《第四交响曲》更是在写成二十五年后才被允许上演，之所以没有被置于死地，是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的国际声誉，斯大林要用他来证明苏联艺术的伟大。

肖斯塔科维奇也不喜欢萧伯纳、罗曼·罗兰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他拒绝与来访的左翼知识分子握手，他说“他们与我们遥远如两极”，他认为这些人受了苏联政府的蒙骗，在西方为苏联体制大唱赞歌。美国大萧条期间，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十万份移民申请，然而这些去了苏联的美国人很多死在了劳改营。

我始终相信人的面相是内在的外显，一个主动投靠、作恶的人不会有这样挣扎、苦难的脸孔。在《见证》中，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对谎言的沉默和麻木有过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我默不作声？为什么我不说”？他拒绝被斯大林称为“最有才华的人”，他说：“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天才的使命是完成自己释放自己，不是服务于政治，在一个利出一孔的极权体制下，一个天才除了与当局妥协，依附于体制外似乎别无他途。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或许这种尴尬的地缘政治和思维方式造就了俄罗斯艺术对苦难的书写，十九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因为自身的苦难和俄罗斯的苦难，淬炼出俄罗斯艺术的伟大。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以崇高的情感，奇异的方式，深刻的抒情和朴素的手法接续了俄罗斯艺术对苦难的叙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