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腾 参考文化 | 那些曾经背负骂名的中国建筑，将来会不会名垂青史？

1月22日下午，北京清华大学博物馆，正在举行的首届中国-瑞士建筑对话活动上，中外建筑领域人士齐聚一堂，共话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这也让近些年来引发中外媒体曝光的诸多“奇怪”中国建筑，再次映入眼帘，引发讨论。

“洋范儿”与“土范儿”

“蛋壳儿”、“裤衩”、“鸟巢”、“靴子”、“秋裤”……曾如此盘点中国各地市民给“后现代”建筑起的外号。

在2004年12月2日刊登的一篇题为的文章中，时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邵伟平批评某些外国建筑设计师把中国当作“试验田”，把在国外可能不会接受的一些想法拿到中国来试验，他抱怨说：“城市化速度之快正引起新的迫切需要，使得一些开发商和官员作出荒谬的决定。”

然而，这些报道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一些本土项目更有“迎头赶上”之势，以另一种怪异风格吸引眼球，比如不伦不类的“洋范儿”——苏州“东方之门”，杭州国奥村，以及湖州喜来登酒店。又如，不伦不类的“土范儿”——铜钱大厦、酒瓶大厦，以及福禄寿大厦。

▲上图：福禄寿大厦；下图：湖州喜来登酒店

为什么一些建筑在神州大地上会被认为显得格外格格不入？

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反映了某种审美缺失。另一方面，则因为建筑设计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令人眼花缭乱。

被渐渐接受的“大裤衩”

谈及中国人心中最具体的争议建筑形象，大概绕不开央视总部大楼，俗称“大裤衩”。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曾表示，建筑工程的决策方需要考虑花多大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美观，是否只有唯一的途径才能得到美观的问题。

▲央视总部大楼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栋楼依旧是21世纪初建筑工程的奇迹，突破性地解决高层建筑夸张外形下的结构稳定问题。

2007年，“大裤衩”进入了2007年十大最佳建筑榜单，2013年，它打败60个项目，获得了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的最佳高层建筑奖。

如今距建成已近十年，人们越来越能以更宽松的心态接受大裤衩的存在，譬如各个电视剧的空镜头，乃至地铁循环播放市政宣传广告里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大裤衩”设计者、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设计遵从解构主义，这是一种由计算机技术推动的风格：承重、抗震、风阻、声学、光照、人流等考虑因素被“打包”放入电脑模型，重组，计算，输出设计结果。承重单元不再横平竖直，与室内装饰合二为一，开窗各个不同，内外皆曲线化。

解构主义让建筑拜托了千篇一律的形态，与此同时，库哈斯的确是以至少未来二十年为考虑维度，他曾说，“央视总部大楼会被高楼所包围，所以他不想仅仅追求高度，而是希望设计一个有张力的造型，内外更要能够充分互动。”

▲银河SOHO

过去十年北京城市发展——特别是东三环如春笋般的地貌变化佐证了他的想法。现在无论坐车经过还是航拍，“大裤衩”在各个角度下能呈现出不同形象，这在该片区依旧是独一无二的。

嘉德艺术中心和“艺术造城”

“大裤衩”的另一位联合设计者奥勒·舍伦，最近又以“折中”的方式在中国出场了。

最近，奥勒·舍伦新作“嘉德艺术中心”在北京王府井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他在北京设计的第二个新的地标式建筑。这是全球首个由业主和设计师按建筑物目标功能“从零开始”做设计的艺术品交易场所。它同时也是酒店、画廊、公共餐厅和拍卖会场。

奥勒·舍伦强调这栋楼不只是一座展览馆：“它不是密闭机构，它是对当代艺术混杂属性的赞扬。”

这是对该地区范围艺术形态的一种高度概括。该楼坐落于故宫博物院和国家美术馆之间，外观设计呼应黄公望的山水画，传统北京四合院，以及王府井建筑群目前的方正形态，整体上反映当代中国的身份。

外方内圆，环形玻璃幕墙围绕的是一个面积达1.7平方公里的展览空间。

▲嘉德艺术中心

“我希望它能蕴含多层次的文化内质和历史韵味，捕捉到北京一词所能承载的全部情感。我把这些元素糅合起来，做抽象化处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道。

“嘉德艺术中心”方正却又毫不刻板的外形，让它在王府井一众“方盒子”里格外醒目，又不至于太跳脱。但这只是当下眼光，长远看，到底“嘉德艺术中心”是奥勒·舍伦在争议过后的一次平庸妥协，还是真正尊重本地特质的设计，答案只在时间中。

如果说嘉德艺术中心是在已有艺术基奠的地块再造一个公共艺术殿堂，2017年第七届深港建筑双年展，则是“艺术介入”概念在建筑在城中村和“握手楼”内的又一次推进。但无论是将商品沿道路中轴线摆放的行为艺术，描绘民工的壁画，还是提出“微观公共空间”的建筑工作室，他们在城中村制造的公共空间始终因无法脱离展场形态而“不够公共”。

▲双城双年展主展场

人和周围环境交流的关系才是重点

同样是关注农村建筑，2017年7月，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生徐腾则以社会学角度分析河北农村流行的“奶奶庙”而走红于网络。

徐腾原本带着看热闹的心态走访农村这些完全不符合现代建筑设计审美的“野生建筑”，最终却切入了田野观察视角，并用诙谐的语言，将民间建筑的生命力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传达给一向视其为“粗鄙”的城里人。

他认为在谈论民间“野生建筑”时，他更多关注农村人口的精神需求，以及其再创造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对既定文化符号进行贴近生活的改造，且并无过多的心理包袱，“而大家讨论的是审美。”他认为这种不仅肤浅而且居高临下，毕竟城里人并不能想出很好的替代方案。

据报道，徐腾很难从建筑学已有的标志性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偶像。在对建筑的判断中，他更关注人在空间内的活动和交流本身所具备的改造能力。

▲马里奥·博塔

“建筑应该是集体艺术和集体智慧的体现，设计师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审美和需求。”在首届中国-瑞士建筑对话活动上，瑞士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徐腾对中国建筑的思考。

博塔认为，在探讨身份认同前要先找到环境的价值，特别是在大型城市的进化过程中，环境和人的关系被忽视了。他说：“人和环境的关系蕴含在对天空、树林、水系的理解和审美之中，建筑的目的之一也是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回到这些自然事物上，而非进一步割裂。”博塔强调说，无论何种理论，建筑并不是石头垒石头，而是人和周围环境交流的关系才是重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则指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大范围地拆除旧房危房，拆完之后，树立什么，这是一个迄今都在探讨的问题，其中绕不开独特的历史进程中“中心-边缘”的二元化视角。“身份认同从建筑符号上找到了关联性，论述题变成了东/西，传统/现代的选择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