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69岁的高国森和妻子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上的“茶剧场”,播放着《幸福的日子》。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北京味电视剧,但是老北京高国森还是不太喜欢。“比起现在这部电视剧,北京味的剧更浓,更过瘾”。
在老北京南城长大的高国森,打小儿就沐浴在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中。这个北京的普通老人,身份非同寻常。有人说他的北京话最地道,有人叫他“最标准的北京话人”,他的“官本位”地位应该是“北京话老年男性说话者的代表”。
2013年,高国森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研究所记录了北京话。从那以后,他口中说出的1000个单词、1200个单词和50个短句被收集起来,永久保存为标准的北京话。
高国森对自谦只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经过这次方言收集,对北京话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一直以为我说的是普通话,那段录音之后,我才知道我说的是北京话。通过与北京语言大学张世方先生等专家交流,我现在了解到,北京话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词现在根本不用,就是适应社会发展。我觉得北京话值得保护和保留,但没必要强行推广。毕竟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别用方言把我们关起来。”
北京话发音人遴选条件一个不能少高国森于2012年底开始参与北京话使用者的招募选拔工作。当时他满足了老年群体需要满足的几个主要条件——1941-1950年出生,在当地出生长大,在国外居住不超过两年,父母和配偶必须是本地人等。虽然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但在老北京程楠长大的高国森打孩子的时候,却沐浴在北京话和北京韵的清音之中。
“我家至少从我奶奶爸爸开始就是北京人了。小时候,我住在南横街附近的马马嘶前街。那个地方不见了。现在叫中信城。”在这个老南城的胡同综合体里,外院是一个叫榕基的装订厂,内院是普通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有三个轮子、一个锡锅和一件苦差事。当时也有很多外国人很努力,但是大家语言交流都没问题,就是有点口音。”大院里孩子不多,乖巧的高国森很受宠爱。“没什么可玩的。我记得去人家钻婴儿床玩。”我玩着床架,吃着窝头饼。“一个人就像有三十斤粮票,其中粗粮十七八斤,白面七八斤,还剩一点米。”
高国森家比较富裕,有一台木制收音机,听民间艺术节目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
8岁那年,高国森家搬到了铁门胡同,也是一个杂院。“铁门胡同那个院子也是一个装订厂,叫久安。久安和荣记合并,成为北京制造厂的分厂。工厂迁到马前街的院子里。我们这些曾经住在马前街的人搬到了铁门胡同。铁门胡同的院子主要是印刷工人的宿舍。印刷工人都是北京人。回想起来应该是老北京话。"
出了铁门胡同南出口,离菜市口不远。小时候,高国森经常去那里附近玩。“有个‘年年汤’,比同仁堂还长。卷首像个衙门。当时叫‘西百万富翁堂’,后来改成‘百万富翁堂’。高国森的《念年汤》其实是《和年汤》。”哎,我一直在看《念叨》。这个鹤不是复音词吗?"
高国森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是每年春节叔叔送的“老人花”。“一朵小花,一个泥做的小老头,头上顶着一点药,能达到一米的高度,几秒钟就完成。我每30晚都期待这样。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
“街坊”一词还有好几种区分“有很多年轻人总喜欢说怀念过去,怀念老北京。其实我觉得怀旧是一回事,过去是另一回事。过去物质精神生活特别差,现在也是这样。”
他还记得铁门胡同院。西屋有个老太太,经常在家骂孩子。“小二,记得买红糖,别买白糖。”为什么?“红糖便宜。”东宫里有两个印花保温瓶,我舍不得做。花瓶放在家里的时候。
“这些都是古老的街区。现在还有一个,也是七十。和我还是邻居。我们还是喝多了。”谈到邻里,高国森推广了北京话中关于“邻里”的几个区别。“‘邻里’比较笼统,就是邻居。其他如“待在家里”,也有点像院子里的邻居,都叫“待在家里”。现在的老北京话“分爷儿”往往指的是其他院落的邻居。总的来说,“粉叶儿张家”就是那个院子的张家。还有一种“串檐”,就是租房的房客。很容易理解‘吃瓦片’,也就是房东租房子赚钱。”
在铁门胡同长大的高国森,大二去京西煤矿,做了八年半的矿工。"我在房山京西煤矿的南边."学生高国森和同学一起戴白帽子,其他工人戴黑帽子。矿工来自世界各地,口音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没有沟通障碍。“我们从房山人那里学了几句房山话,说北京孩子发音重,才发现那里房山孩子的发音更重。人家不叫‘叔叔’,叫‘接孩子’,独一无二。”
北京话里的那些讲究与门道高国森从房山回来,一直在手扶拖拉机厂工作,直到退休。“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特长的人,没想到能在2012年和2013年为北京话的保护和保存做出一点贡献。我跟老婆说,我不是白来的。”
2012年底,高国森认识了方言专家张世方,加深了对北京话的了解。“说实话,我说普通话快70年了。比如说说“我们”,我真的没注意我说的是“我们”,我以为是“我们”。这些话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里,脱口而出。”然后经张世方推荐,接受了很多中外媒体的采访。
“记得去北京电视台。专栏当时叫《生活2012》。导演让我准备四天。那四天我拿不到。不知道准备什么。导演说主持人是个小姑娘,让我用北京话夸夸。我说,这个不能来,按北京老天天的说法,大老爷们不能夸姑娘,有点不合适。只有老太太才能夸这姑娘又帅又漂亮。后来主持人是亚伦,省了这个麻烦。”
2013年,高国森参与录音,之后多次联系方言专家,越来越关注北京话的变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收集一些北京话放到网上。我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好,只是有些人确实有猎奇心理,有些人想打广告什么的,但也不全是准确的。”
高国森举了个例子,比如“来来去去”,就是“客人从家里来”。有人说‘我家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用的。而是去别人家做客,然后有人来拜访。我对主人说,‘你的家来了。’"
还有“本地气”。“我记得单独使用‘本地气体’是在特定的场合,使用的不多。一般你夸人的时候,都说‘还不错’。‘本地气’的意思大多是否定的,说‘没有本地气’。打牌的时候,你会说,‘你真的很不爽。’"
对于北京话,高国森已经能够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了。“过去北京话受‘旗内’影响很大,就是有八旗,有满清封建习气,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语言随着社会而发展。现在有多少新单词?换了智能手机,在网上用微信。你要接受多少新事物。我觉得保护和保存北京话是有必要的,但是没必要强制再次推广。我们必须顺应发展趋势。语言是为了方便大家伙交流,推广推广普通话。”
2013年,高国森离开他生活了57年的铁门胡同,搬到天桥北里。老人的退休生活平静而充实。他仍然热爱老程楠和老北京,喜欢听北京的民间艺术和看人民的艺术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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