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发掘后一锁了之 长江20余万件文物为何在沉睡？

三峡，万里长江上最险峻、神奇的峡谷，孕育出丰富的文化遗存，被誉为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我国对三峡库区文物开展的抢救性保护，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保护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文物保护工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调查发现，20多年来，抢救性保护的20余万件三峡文物不少仍在“沉睡”，后续研究挖掘不足，部分重要的文化旗帜已鲜为人知。

不只是三峡文物，由于“重保护、轻研究”“重保护、轻转化”，长江文化资源普遍存在“沉睡现象”，亟待构建系统性研究和创造性转化的长效机制，唤醒“沉睡”的长江文化资源。

两名外国参观者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观看长江三峡文物抢救保护成果展。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三峡库区文物抢救性保护期间，全国200余所机构的数千名文物工作者参与，共1100余处文物得到保护、约25万件文物安全出土。

然而，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后，由于后续深度、系统的文化学研究欠缺，不少文物仍在“沉睡”。

“20多年过去了，部分三峡文物的研究报告还没出来。”重庆文化界一位见证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的退休干部说，当年抢救性保护的文物中，三峡博物馆和三峡库区部分区县博物馆展示出一小部分，白鹤梁、张飞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利用情况较好，另外相当多的文物仍在“沉睡”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涪陵、忠县、奉节等三峡库区区县博物馆看到，大量抢救性发掘出的文物堆放在库房里，有的甚至已在库房存放20多年。

一位三峡库区区县博物馆馆长指着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罐说：“对这些有价值的文物深入研究，就能揭示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但很遗憾，由于基层没能力没条件，研究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多名三峡库区区县文保中心、博物馆负责人也表示，当年抢救性发掘时间紧、任务重，不少文物出土后就直接移交给地方，区县没能力没条件研究，大部分文物只能堆放在库房。

不仅如此，当年抢救发掘出的最具价值的三峡文化旗帜，也已鲜为人知甚至销声匿迹。

如，中坝文化遗址是国际认可的世界最早制盐遗址，被誉为“大地史书”，名列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大溪文化遗址则是我国重要的原始社会古文化遗址之一，被誉为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二者由于长期研究提炼不足，如今的知名度、关注度与其历史地位极不匹配。

“大部分文物只是‘捡起来了、锁起来了、关起来了’。”重庆一位资深考古工作者直言，当年国家对三峡文物的抢救性发掘高度重视，但后续的研究挖掘没能跟上。

如今，三峡库区经济社会重构已基本完成，各地正在努力推进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

重庆文旅委正在推动建设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群，将奉节白帝城、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等考古遗址联合打造成旅游区；涪陵将白鹤梁“石鱼出水兆丰年”等文化元素融入农民丰收节活动中；万州则重点打造三峡文化园，将川江号子融入文化演出中；“诗城”奉节依托厚重的诗词文化打造实景演出“归来三峡”……

尽管当地政府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但文化资源转化利用不足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存在。记者行走在库区大部分区县，依然较难寻觅到具有三峡特色的巴文化、水文化、诗词文化等文化元素。

多位基层文旅部门负责人坦言：“有时并不是我们拥宝不自知，而是研究提炼工作推进缓慢，很多文化符号的内核，以及哪些元素可以转化都还没有明晰，基层也是力不从心。”

“沉睡”的不只是三峡文物，在长江沿线各地，处于“沉睡”状态的文化资源并不鲜见。

“对文物的发掘、保护很多，对文物研究、提炼、转化太少”是许多文化研究人员的共同感受。

“当前国家对文物发掘支持力度很大，但后续研究阐释却没专门人员、没精力搞，考古项目负责人往往还没来得及整理研究，新的发掘任务又来了。”安徽一位从业二十多年的考古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与三峡文物命运相似，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的古籍瑰宝，也大部分在库房“沉睡”，活化利用不足，被戏称为“文渊大库，一锁了之”。

不少古籍保护和研究人士对古籍“沉睡”的现状感到遗憾——大量古籍保护单位不具备面向公众开放的功能，所藏古籍只能锁在库里；大量古籍还未进行数字化，每借阅一次就是一次损坏，出于保护考虑，一些古籍保护单位不愿借阅……

“电子版可以无限制传播，但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做学术研究看大量古籍都是通过电子版来看，普通公众很难有机会看到。” 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长林说。

目前，我国只有很少部分古籍实现数字化，且对外公开不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说：“哈佛大学2017年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古籍实现了彩色版数字化，且可以在线浏览和下载，而国内古籍数字化做得更早的上海图书馆不对外公开，且是黑白版。”

“古籍需要整理活化，不是摆在那里，公众就能知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石梅以她整理的《袖珍小儿方》十卷解释说，“一方面，古籍有很多生僻字，而且没有标点，公众很难看懂；另一方面，古籍背后的故事、传递的价值、当下的作用，需要我们去考据研究，再向公众传播。”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韦力等专家说，现在全国按照分级保护制度对古籍进行管理，其中，国家级珍贵古籍的整理活化做得最好，但这部分古籍占总量的比重很小，相当于金字塔尖；省级珍贵古籍其次，有些省份的省级珍贵古籍保护工作出现断档，继多年整理推出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后，迟迟不推出后续的第二批、第三批。

我国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重保护、轻研究”“重保护、轻转化”问题，是文化资源“沉睡”的根源所在。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构建系统性研究和创造性转化的长效机制。

有专家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相关机制，在文物发掘后尽快组织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挖掘文化内涵、特征和典型符号的工作，并对研究团队、研究时间、研究成果发表做出具体规定，找准文化的根与魂，为传承转化和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文化资源转化利用。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幸军、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等干部和专家建议，在对文化资源深入研究提炼的基础上，国家层面可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全面整合资源力量，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比如，推进三峡库区进一步将文化元素浸润到城镇建设、群众日常生活中，如建设文化公园、古建筑群等，在学校教育、大众文化活动中纳入传统文化元素等。

“在古籍方面，数字化是解决保护与转化利用矛盾的根本技术方法。”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杜鹃等专家建议，当前国内古籍数字化程度较低，例如四川省古籍数字化的比例仅约为千分之五，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推进古籍数字化进程。

同时，探索古籍价值诠释、展览等各种活化方式。古籍保护单位不具备接待公众阅览职能的情况下，可以用定期公开展览的方式展出馆中珍贵古籍，另外让古籍走进校园，用教育手段从根上解决文脉传承和弘扬不足的问题，吸取传统文化精髓。

基层党委政府转化发展文化资源的责任仍需进一步强化。多名文化界专家学者建议，对基层党委政府建立转化发展文化资源的刚性指标和考核要求，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其建立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制度，加大对传统文化传承、转化等项目扶持力度，推动传统文化与文创、旅游、生态建设等相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