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迎111岁生日：眼界开阔 关心国家大事

　　中新网北京1月13日电　今天，有“汉语拼音之父”称谓的周有光先生，迎来了自己111岁生日。尽管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做寿，但近些年学界却一直惦记着这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周有光文集》策划人、责编叶芳近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周有光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学术上，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是对这个世界认真思考了的。这也是周老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则认为，周有光不仅在文字学上有成就，思想也比较先进，“就看问题来说，他站得高、看得远，不同于一般的老人”。

　　周有光。图片来源：新京报

将《周有光文集》看作对一生工作的总结

　　由于工作关系，叶芳也多次去周家拜访周有光。据她回忆，《周有光文集》的编纂，得到了周老先生的全力支持，“他把这个文集看成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感到很欣慰”。

　　“他很谦虚，也非常在乎别人的工作。从来不会因为你工作上出了一些差错，或者编辑不够圆满来责备你，这在任何作者那里都很难遇到。”叶芳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对于周有光在文字学上的成就，叶芳介绍，其实早在周有光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在圣约翰读大学的时候，周有光已经选了文字学的相关课程。至于《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周老最早提出的。但是确定一个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那就是他的功劳了。他也讲过，说那是很多人工作的成果”。

　　“周老先生不太可能有全新的作品面世了，即便再出的书，也基本都是选本。”提及周有光是否还有可能再出新书的话题，叶芳表示。

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自评“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在以85岁高龄退休之后，他潜心思考和研究文化学、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宏大问题，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周有光先生晚年的思考，是把文字史上升为‘大文化’，研究社会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他常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张森根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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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迎111岁生日：仍眼界开阔 关心国家大事

　　中新网北京1月13日电今天，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经历可谓传奇：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1955年开始专注于语言文字研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百岁过后，仍然精神健旺，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朝闻道集》等作品。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传奇经历：入新式学堂读书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家祖籍宜兴，其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成为河上肇的学生，只好专攻日语。

　　随后，在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并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面对这样颇为“错位”而又传奇的人生，周有光自己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半路出家”：50岁改行研究语言学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开始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周有光曾这样回忆道，“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1958年正式公布。

　　回想往事，周有光曾调侃：“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但他认为，这三年的时间是值得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相敬如宾的婚姻 “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中，周有光谈起过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周有光在书中写道。至于婚后几十年的生活，在毛晓园的看来，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婚姻，“舅舅对舅妈也很好，从来不跟舅妈急。两个人互相尊重，他们像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但也一点都不生分”。

　　2002年，张允和离世。这给了一向从容的周有光不小的打击。毛晓园说，舅妈有心脏病，事情来得很突然，“他从来没想过，会失去相伴那么久的夫人。不过，当时舅舅还是蛮镇定的，只是慢慢地，觉得家里空落落的，要很长时间来调整自己。总的来说，还算是豁达镇定”。

　　“后来，舅舅说他想通了：人生就是一波浪花嘛，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把舅妈没出的书出版了。像《昆曲日记》什么的，就是后来出的。”毛晓园表示，“他们的婚姻，真算得上是相敬如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