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投毒案蒙冤者提请955万国家赔偿

  在蒙冤入狱近14年获释后,云南巧家保姆投毒冤案当事人钱仁凤再次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6月1日,钱仁凤向云南高院提起国家赔偿,共计索赔955万余元。

  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钱仁凤则表示,无论最终获得多少赔偿,都无法满足她在冤狱中所失去的十多年时光和青春。此外,钱仁凤还希望,尽早查清这起冤案的真相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钱仁凤要求赔偿955万余元

  据钱仁凤的代理律师杨柱介绍,钱仁凤是在6月1日向云南省高院提起国家赔偿955万余元的。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58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4余万元,以及近14年来申冤费用166万元。

  2002年2月,云南省巧家县“星蕊宝宝园”幼儿园发生投毒案,一名在此就读的2岁女童中毒身亡。随后,在该园工作的17岁保姆钱仁凤被认定为案件嫌疑人。2012年12月,云南省高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凤无期徒刑。在狱中,钱仁凤曾多次进行申诉。检方复查发现,钱仁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其中5份认罪笔录并非钱仁凤本人书写,字迹与当年参与审讯钱仁凤的办案民警蒋某、杨某、李某的字迹相同。

  云南省高院于2015年12月21日宣布钱仁凤无罪,当庭释放。在此之前,钱仁凤已被关押、服刑13年零10个月。

  重获自由后希望帮家里还债

  云南省高院于2015年12月21日宣布钱仁凤无罪,当庭释放。当日她便在亲友的陪同下,返回了巧家县的故乡。当钱仁凤与阔别十多年的老父亲相见时,两人激动的相拥而泣。而她的母亲,则在自己获释前几个月去世。

  据钱仁凤的堂妹介绍,在返乡后钱仁凤终于与家人度过了一个团员的春节,并且留下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张全家福。而为了让她放松心情,在外打工的亲属还把她接到昆明暂住过一段时间。

  “她最担心的可能还是怕适应不了社会吧。”钱仁凤的堂妹告诉北青报记者,虽然重获自由,但也与社会脱节了十多年时间,钱仁凤努力学习着这期间的各种新生事物。包括微信的使用、刷卡乘坐地铁等,她都会向堂妹请教。“但有时带她出去,还是感觉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

  此外,钱仁凤的堂妹透露,钱仁凤重获自由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努力工作,帮助家里偿还债务、改善父亲的生活。在钱仁凤回到故乡后,不光当地,甚至全国都有慕名而来的追求者与她联系。“但她现在还没考虑个人问题,还是想先努力适应这个社会。”

  今年2月,钱仁凤前往广州一家企业担任宿管的工作。如今的钱仁凤已可以熟练地使用微信,朋友圈里不仅有化妆后的自拍照,还有对各种冤案平反的分享与评论。当提请国家赔偿的消息公布后,她又在朋友圈里留下了一句话:“我要十多年的青春年华,我要妈妈,我要我应该有的欢声笑语,我要十七岁至三十一岁的爱情,家庭,事业……”

 

 狱中鸣冤13年终获无罪判决

  2002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一幼儿园发生“投毒案”,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凤被认定因与幼儿园园长不和而投毒。此后,经过昭通市中级法院及云南省高院审理,钱仁凤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钱仁凤坚称无罪,不断上诉、申诉。昨天下午,云南省高院对该案再审宣判,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钱仁凤无罪。钱仁凤蒙冤获罪那年17岁,如今已经年过30,13年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四面高墙的监牢中。

  

获释

  昨天下午,云南省高院对钱仁凤案再审宣判。

  钱仁凤家里能去的人都去了云南省高院。因为身体不好,钱仁凤的堂妹并没有去现场接堂姐,她一直通过电话让老公告诉自己最新的情况。听到老公在电话里说堂姐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她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这么多年了,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之前知道她可能会无罪释放,全家人都高兴得睡不着觉。”

  2002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一幼儿园发生“投毒案”,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凤被认定因与幼儿园园长不和而投毒。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2年9月3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凤无期徒刑。钱仁凤提出上诉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钱仁凤在服刑期间提出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判可能存在错误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议重新审理本案。2015年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开庭再审此案。

  云南省高院经审理认为,钱仁凤的有罪供述,由于其对毒物来源、投毒时间、范围、方法的供述存在矛盾和疑点,没有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相印证,这些矛盾和疑点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与排除,其有罪供述不能作为该案定罪量刑的证据。本案是否系毒鼠强中毒,毒物来源、投毒时间,投毒方式的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与合理怀疑,原判决认定钱仁凤投放危险物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再审宣判钱仁凤无罪。

  5年前,律师杨柱开始代理钱仁凤的申诉案,5年来这个案子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他的胸口。“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我牵着钱仁凤和她家属的手,我们一起走出法院的大门,出来的那一刻,如释重负,说不出的高兴。”杨柱说他要跟钱仁凤的家属一起送钱仁凤回家。

  在高兴的同时,杨柱说他心里也有一丝的担忧,在里面待了13年,如今出来,钱仁凤还能适应这个社会吗,“钱仁凤的母亲之前去世了,老人生前跟我提出过想见她一面,但终究还是没有见上,如今回到家里,她要怎样去消解没见母亲最后一面的这份遗憾。”

  让杨柱担心的还有钱仁凤的心理状况,“她现在状况不是很好,之前的经历对她来说就像一场噩梦,如今噩梦终于结束了。”

  巧家幼儿园投毒案发生在2002年,当年“星蕊宝宝园”内多名儿童身体不适,在被送医治疗后,2岁多的女童小磊不治身亡。那一年,钱仁凤17岁,是幼儿园的保姆,她被确认为这起“投毒案”的嫌疑人,并最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了无期徒刑。

  囹圄之中,钱仁凤鸣冤不断。几番申诉之后,今年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开庭重审此案。因多项证据存在疑点、前后矛盾,检方当庭提出了“改判无罪”的建议。

  13年间,巧家这座滇北小城,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停下改变的脚步。但这当中并不包括钱仁凤和小磊的家人,一桩发生在幼儿园的旧案、一份可能将被推翻的判决,将他们从前进的轨道中剥离开来。

  几年来,巧家县城的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已经近抵与四川比邻的金沙江畔。相比之下,身在老城区的玉屏社区居委会仍保持着旧时模样。一栋三层小楼,二百多平方米的院子,13年前,这里正是“星蕊宝宝园”的所在地。

  与居委会斜对街,一条陡坡下去,闹市当中有一间肉铺。那是当年死去女孩小磊的家,如今小磊的爸爸侯建禄仍然生活在那里。

  侯建禄至今仍记得,当时去幼儿园接送小磊,总会看到园长朱梅,有时也会见个木讷的女孩站在一旁,那是17岁的钱仁凤,她来自县城东边山峦之中的南团村。

  2002年,南团村村民梁叔在自家开着间录像厅。那年春节,不少返乡的年轻人都聚到这里消遣。

  梁叔记得,初五之后的一天,钱仁凤也和几个朋友来了录像厅里。一部老版的香港武打片,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她还架不住众人的起哄,买了些零食回来。“就是个半大孩子的样子,没什么不对劲的。”

  在那之后几天,钱仁凤提早下山回了县城。她的堂妹钱仁佐听说,幼儿园园长朱梅把钱仁凤的工资涨到了150元,有时还会带她回家吃饭,两人好像处得不错。

  2月22日,小磊家人像往常一样把她送到了“星蕊宝宝园”,午饭也就在园里解决。

  根据当年的报案记录,那一日幼儿园内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原本一切正常,午餐包括肉类、西红柿等食品,直到下午3点午睡过后,包括小磊在内的三名儿童突然出现了呕吐等症状。

  在配合检方复查该案时,侯建禄回忆,当他接到电话赶往医院时,对小磊的抢救虽然还在进行,但那瘦小的身躯已经瘫软下来。

 

 囹圄

  回看警方当时所做的笔录,最初对钱仁凤的讯问并不见什么波折,只是诸如当日情形之类的常规问题。

  拐点出现在2月25日,下午3点多,又是几个关于身份、背景的例行问答之后,讯问人员突然宣布对钱仁凤采取“监视居住”,他们进而解释,根据对现场提取痕迹的检测,已认为她涉嫌投毒。

  笔录中,警方开始了连串追问,钱仁凤多以“我没做什么”回答。

  “你还年轻,我们都把你当小娃娃看待,你如果认识到错误,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是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

  警方这样一番表述之后,钱仁凤陷入了持久的沉默。之后的问题,在笔录中不见明确表述,只是以“做思想工作”代替,而钱仁凤则回应道:“我交代。”

  当这场持续到次日凌晨的讯问结束之后,钱仁凤已经“承认”了。她承认“因与园长朱梅关系不睦,在幼儿园做出了投毒的行为”。

  “叔叔,我说实话给你们听。”在此后的笔录中,钱仁凤也曾做过“翻供”的尝试,只是几番问答之后,她没再继续坚持。

  类似的喊冤声,陈丽并不感到陌生,在收押看守所期间,她曾与钱仁凤同处一室。

  她至今记得那个黑黑瘦瘦、一脸惶恐的女孩,监室里的女人们有的涉嫌拐卖,有的杀了自己丈夫,但身背幼儿园投毒这样罪名的人,却只有钱仁凤一个。就此因由,有些人说出来的话不太好听,女孩也不敢还嘴,但她那愤怒的神情,陈丽却看得真真切切。

  陈丽很照顾钱仁凤,两人的话逐渐多了起来。“她一直说,自己没做过那事。”

  陈丽也给钱仁凤出过主意,说如果有领导来看守所检查时,她就趁机大声喊冤。结果当这样的机会真的出现的时候,钱仁凤却什么都没做。事后,陈丽埋怨她为何不照着自己说的去做时,钱仁凤只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钱仁凤的否认,在当年没能改变这起案件的判决,最终她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钱仁凤转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后的8年里,因探视手续的问题,没有任何亲友能够与她见面。即使寄到老家的信件,间隔也不一定,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事后堂妹钱仁佐才知道,姐姐得不到家里的汇款,写信用的纸笔多是靠狱友接济。

  往南团村寄信的人越来越少,时常不见邮差的身影。有去镇上办事的乡邻也会特意跑趟邮局,看看是否有钱仁凤的信寄到、一并取回村里。

  读信的过程就像个仪式,识字的那人站在当中,包括父亲钱智远在内的一众亲友围在四周。每封信的篇幅不长,多不过一页信纸,而内容也大体相近。钱仁凤总是先问候一遍家中长辈,之后再为狱中的自己报个平安,但最终,她总会落上那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是无辜的。”

  

翻案

  转机出现在2010年,那时钱仁凤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8年了。那年4月,律师杨柱去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活动他已参加了不止一次,一些对判决有异议的犯人被安排与律师交谈。“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种安抚。”

  那一天,杨柱的桌前站着十多名犯人,钱仁凤排在倒数第三个。轮到她时没说几句,就已弯着身子,要双膝着地。杨柱不喜欢这样的情景,赶忙劝着:“别这样,咱们有事说事。”

  上一次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时,也有一位女囚向他“喊冤”。听过一番陈述,杨柱只能耐心向她解释其中的法律依据。“有些人所谓的冤屈,实际上来自于对法律理解的偏差。”

  听着钱仁凤说起巧家县城的那桩旧案,杨柱仍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不时抛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

  “投毒那天,你是准备往哪里逃跑的?”回应给杨柱的,是一脸的茫然。

  两人那天谈了很久,同行律师最后都等在一旁。两个小时之后,杨柱选择了相信她。

  杨柱成为钱仁凤的辩护人,他翻看当年的卷宗,疑点逐一浮现:为什么幼儿园内十多个孩子一起进餐,却只有三个人出现了症状?为何作为主要直接证据的鼠药瓶和注射针筒,都未在当时的调查中体现过提取指纹?

  随着检方介入复查,越来越多的证据瑕疵浮出水面,多份涉及认罪过程的笔录,“钱仁凤”的签字实际与当时的办案民警蒋某、杨某、李某字迹相同。

  同时,最初接诊三名儿童的医生表示,并不认为当时的情况属毒鼠强中毒。参与当时鉴定的法医在接受检方询问时也承认:“当时的鉴定以现在的技术层面看是值得推敲的。”

 

 前路

  13年过去,从南团村到巧家县城的道路已经通车,不必再辛苦地徒步跋涉。而人们的心思,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堂妹钱仁佐不到20岁就早早结婚,如今女儿已经十多岁了,但她却绝不会再让女儿重走自己年幼务工的老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争取把她供到大学。”

  她也没向女儿避讳一位尚在服刑的姨妈的存在,甚至常一同前去探视。钱仁佐的本意,是希望堂姐看到后辈的出现,能多些欣慰。但同时,她发现钱仁凤变了。

  “姐姐变了很多,说话更有条理、更有思想了。”一次探视结束,钱仁凤将一本书送给了钱仁佐的女儿,是刘墉写得《靠自己去成功》。

  自家老宅里,已只剩下父亲钱智远一人。今年4月,钱仁凤的母亲病危,临终前几日,只想再见小女儿一面。

  母亲去世一个月后,云南省高院对钱仁凤案做了再审决定,钱仁凤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

  北京青年报记者尝试联系多位参与当年办案的民警,均被拒绝了采访请求。而他们中的多人,目前已身居巧家县警界高层。

  小磊的父亲侯建禄也早已听说当年的投毒案又起了波澜。在他看来,钱仁凤那份无期徒刑的判决至少可算作对女儿的一个交代。如今这起案件被证实为冤案,侯建禄一时间百味杂陈。

  在女儿小磊离去的最初五六年间,侯建禄的肉铺总不见营业。他每天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吃不下饭,一个大男人体重降到了80多斤。

  他也听取别人的建议,以新生命的出现来缓解痛苦,他先后又有了两个儿子,但丧女的悲痛却始终无法平复。

  侯建禄没有遵从“长辈不祭拜小辈”的世俗,每年他都会去小磊的坟前,一遍遍地默念着:“你要好好保佑两个弟弟,健康成长。”

  早在今年9月29日,云南省高院便开庭重审巧家投毒案。检方当庭提出,因多项证据存在疑点、前后矛盾,“改判无罪”的建议。

  那时判决尚未下来,南团村的乡邻们已筹划迎接钱仁凤回家,有人建议,该宰上头牲畜、好好摆几桌宴席,但律师杨柱却从旁劝阻着:“她这能熬过这件事,就别再有新的生命作为代价了,这才是对她最好的祝福。”

 

 巧家投毒冤案:司法不容留有余地

  现年31岁的女子钱仁凤,在监狱中度过了13年青春。日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该院于13年前对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作出的有罪判决,撤销了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钱仁风作出的无期徒刑裁定,改判钱仁风无罪。钱仁风被当庭释放,重获自由。

  13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很难用1234的简单列举来回答清楚。当然,好在她还活着,这是很多冤案被纠正时,人们得以收获欣慰的卑微理由,另一个说法,则是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或者迟来的正义总好过没有正义。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正义观,公众可以有,大难不死的冤狱当事人可以有,但司法从业者一定不能这样想。毕竟,正义迟到了,而且原本它可以早到,甚至不正义本就不该发生。

  云南巧家的这桩冤案,与别的冤案并无太多区别,尽管个体遭遇可能不同,但整个流程看下来,却总是出奇相似。被纠正的冤案里,法院会说“现有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完整的证据链呢,“毒物鉴定存在明显疏漏”、“投放毒鼠强非唯一结论”、“公安现场勘查及物证提取存疑”、“公安相关笔录存在违规”、“重要物证不具备排他性”、“有罪供述被代签”,在被媒体列出的这么多案件证据问题中,彼时哪怕有一项被司法认真以待,便足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来让当事人免受13年牢狱之苦。我们看到的是,2011年12月,云南高院还曾以“原审所认定的证据经过原审法庭的质证、认证,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为由,驳回钱仁凤的再审申请。

  几年时间,一桩旧案,能有什么新的证据出现,足以让“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的司法认定被彻底推翻?足以推翻前判的新证据、新情况显然没有,但司法的前后态度差异,该用什么样的情势变更理由去解释?冤案当事人口中具体、真切的刑讯逼供的讲述,在冤案被纠正之后是否能得到切实的追查?这样的问题,本该有确切的答案,或者公众该对冤案问责有起码的信心,理论上讲应该如此。

  每有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法律职业者难免提到坚守正义,以及当年冤案过程中的种种“不得已”,比如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才得以疑罪从缓、疑罪从轻,得以护持住生命,留下纠错的余地。这样的话说多了,就成为一种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却依然无法改变正义终究迟到、法治曾经不彰的事实。毕竟,在刑事法治的原则之中,一直是疑罪从无,从来没有过什么从缓、从轻,错了就是错了,不存在为错误打折扣的道理。

  不仅是云南巧家的这一起冤案,在目前发现、并得以侥幸纠正的冤错案件中,即便彼时因为种种原因得以“留有余地”的判决,司法所妥协的对象,也无一例外是侦查机关,而不是其他。当下的冤案纠错,司法所能发现的证据问题、程序问题乃至最基本的事实问题,彼时织就错误判决时同样足以发现、本该发现、不可能不发现。是故,对于冤案的制度反省,应该追溯到的深度起码得是:缘何面对明明白白的错案、冤案,却依然要在特定时间里违背专业法律判断去做所谓“留有余地”的判决。

  刑事法治,桩桩件件都攸关人的生命、以及自由,司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兹事体大,在法律正义、法治原则面前,不该存在“留有余地”的想法。罪与非罪,是法律判断,而不是利益权衡,更不是为了兄弟单位的面子就可以妥协的裁量空间。侦查机关立案了、抓人了,司法机关就不得不做出有罪判决,这不是法治的道理,而是人治的遗毒。旧的错案得以纠正,是律师和当事人经年申诉的结果;不让新的冤案发生,这对司法从业者的要求,不算高,却会被认为是苛求,这其中的乖谬所在,本身值得思考。司法大权,生杀予夺,执掌者尤其要谨慎,每一次落笔、署名、出庭乃至宣判,都会是法律职业生涯的记录,抹不掉,会被历史记着,不论是职业荣光,亦或职业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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