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什么我们愿意猜,因为我们对国家满怀希望。2014年我们恢复十个问题,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代、充满复杂性的大国来说,找到十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实在是不难。

  2014年的10位竞猜嘉宾是陈会文、李思磐、邵根松、张盈帆、白鋆平、熊子昱、李泉佃、郭兵、李成义、成锡锋。

  4 院士能退休了吗

  NO

  3票能,5票不能

  李泉佃:不能。想退是假的。

  邵根松:当然应该退休。可以比一般的人员稍微推迟些退休,但不应该终身制。当打破了利益的牵扯,这样的制度自然就打破了。

  张盈帆:不能,评的时候单位砸的钱还没挣回来呢。

  白鋆平:能啊,借鉴地方政府的经验,转成公务员编制就提前退休了,有的还提高一级发工资呢!

  李成义:还不至于吧,三中全会提了这政策,落实下来得五六年吧。

  郭兵:据说地球50亿年后都要退休,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充满信心。

  李思磐:院士制度的基因本来就来自前现代的欧洲。前现代社会的权威,国王、主教和父亲,都是至死方休的。

  陈会文:能,领导职务终身制都废除了。

  熊子昱:只听说过一点点关于院士的事情,了解很浅。

  成锡锋:“科技成果”重视获奖而不注重应用,犹如重视学历而不注重“学力”一样,中国科技有这样的生态环境,就免不了院士自己不肯退休,也有利益相关者不肯让他们退休。

  较权威答案

  关键是剥离行政化的学术权力

  戴志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13条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如果只是称号,本无所谓退休。尤其中国工程院本身即为虚体,更不存在从“该院”退休的问题。

  关键在于,一旦荣誉“附体”,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个人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生活待遇,更涉及科研项目、经费、各种重大评审投票权。目前这1600余名院士,对其所在的机构来说意义重大,是“硬通货”,能决定该机构在整个国家学术科研资源分配中的实际话语权。不少重大科技项目,明文规定院士推荐为重要前提条件。也因此,不仅各大学、科研机构争相重金聘请院士落户,一些省和自治区政府开出了包括“特殊车牌”在内的各种优厚条件。

  2012年我国科研经费超过万亿,其中财政支出5600多亿。近年的科研经费增幅每年超过20%以上,一些项目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各种专家委员会与掌握资金分配权的官员一起,决定着这些资金的流向,而院士的“荣誉”带来的话语权,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由上而下的科研资金分配,扮演着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指挥棒的角色。

  正因如此,不仅前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张曙光有动力花上千万的钱请人攒书、参评院士,各个科研机构也有强大动力,动用各种手段,“活动”本单位的成员成为院士。一旦有“院士”成功,所在机构获得强劲一票,院士便连退休的权利也被剥夺。2002年就撰文自称“终身荣誉”像“一只花瓶”的秦伯益院士,72岁时申请退休,得到特批才得以“梦想成真”。年已八旬的院士沈国舫对此羡慕不已,中国林业大学就很舍不得他这个院士。

  科技不比人文,80岁时多已不再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准。有的“大牛”甚至过了四五十岁就主动告别科研,因为最具原创性的年龄已经过去。院士作为一种荣誉并无大碍,一旦与行政权力无缝结合,学术逐渐靠边,权力日益凸显,难免会扭曲整个学界的激励机制。

  对此,政府与学界并非完全没有认知和防范,目前两院的规则是:80岁以上的院士,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再参与新增选院士的评定,基本不再承担国家大的科研项目。但这种退休,并没有触动院士身上背负的巨大学术权力。

  所以,院士制度改革的关键并非退休,而是退出与去权力化、去行政化。退出是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哪怕你曾经做过重大贡献,一旦不再具备相应的研究水准,或有违背学术伦理的重大事故,便当退出院士团体。更根本的改革,是切断院士与行政权力的各种纽带,使学界建立起基于学术的共同体,发展出基于学术的理性评价规范。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所拨出的科研经费,才可能更有效地用对地方。

  当然,万事开头难,剥离附着在院士身上的各种物质利益和行政学术权力,让院士从行政岗位适时退休是第一步。这一步,相信2014年可以拿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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