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西藏自治区纪委在拉萨举办全区纪检监察系统“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王拥军在出席会议时强调,“反腐败斗争中西藏没有任何特殊性”。10天之后,西藏盐业总公司程润社、扎西德吉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消息率先出现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一栏。至此,这个于2012年年底首次披露官员“落马”消息的通报平台,写上了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落马”官员的名字。

反腐·排名

四川“老虎”最多广东湖北“苍蝇”密集

  从被通报官员的总体数量上来看,广东41名、湖北36名、福建32名,位居前三,四川、江西、山西落马“老虎”最多。今年来接受调查部级高官19人,超过去年总和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一栏,进入公众视野的第一则通报是一条转载于新华网的消息。2012年12月6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后,这个被舆论称为“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通报平台,在案情公布上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26日,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521名官员被先后点名通报,其中包括2名副国级官员和37名省部级官员。

  从被通报官员的总体数量上来看,广东、湖北和福建三省最多,分别有41、36和32名官员出现在案情发布栏,而海南、四川、湖南三省被点名通报人数也在25人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被点名通报的官员虽然只有27人,但在“贿选”事件中仍有大批未被通报具体姓名的官员接受调查。例如今年1月25日,湖南省检察机关便根据前期调查情况,依法对原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在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之中,来自四川省或曾在四川工作过的达到5人,排列在所有省份的第一位。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原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被先后通报,而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和谭力,被通报时虽已在海南任职,但均在四川有过较长时间的从政经历。此外,江西和山西也是“老虎”较为密集的地区,各有3名“老虎”被查。

  无论是反腐查贪的频率,还是落马官员的职级,中央纪委今年以来的反腐力度都高于去年。仅今年4月就有88名官员被中央纪委通报,这也创下了所有月份的通报纪录。伴随着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的“落马”,今年接受组织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数量达到19人,超过了去年的总和。

反腐·巡视

首轮巡视结束“落马”官员覆盖全国一半省份

  自去年5月17日中央派出巡视组开始,“落马”名单上官员出现的频度呈现愈发密集的态势。前两轮巡视11个省份,已有10省份“大老虎”落马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以及巡视制度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17日,仅有5名十八大后接受调查的官员被中央纪委网站通报。而自去年5月17日中央派出巡视组开始,“落马”名单上官员出现的频度呈现愈发密集的态势。截至去年9月底,中央第一轮巡视接近尾声时,落马的官员已覆盖到全国一半省份。

  前两轮工作中,巡视组共考察了湖北、内蒙古、贵州、重庆、江西、广东、安徽、山西、湖南、云南、吉林等十一个省区市。目前,除吉林以外,其他十省区市皆有“大老虎”落马。

  不少“老虎”均是在巡视过程中被发现。依据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发布的2013年巡视工作综述,“中央纪委已对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巡视也被视为发现“苍蝇”的重要途径。山西是2013年中央第二轮被巡视省份之一,根据今年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情况显示,山西省透露处分厅局级干部数量增长100%,处分县处级干部数量增长36.9%。

  又如,今年3月至6月,湖北省省委8个巡视组分别对荆州、鄂州、宜昌、武汉、黄石、襄阳、荆门和孝感8市市本级进行了巡视。通过巡视,发现了一批面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湖北省由此成为今年“拍苍蝇”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今年第二轮巡视启动后,中央巡视组的足迹将覆盖到全国31个省份,舆论分析认为,伴随着巡视工作的推进,更多的问题官员将被“揪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在巡视动员会上强调,第二轮巡视将强化震慑,发挥利剑作用,使顶风违纪者收敛,让伸手的人收手。

反腐·老“老虎”

追责老“老虎”“落马”省部级官员9人过60岁

  十八大以来37名部级以上高官落马,2名50岁以下,最年长的66岁。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衡阳贿选案成十八大以来首个因玩忽职守落马的部级高官

  十八大后掀起反贪腐风暴以来,已有37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26人介于50至60岁之间,9人已过60岁。这其中,最年长的是已经66岁的湖南省原政协副主席阳宝华。

  多名老“老虎”接受调查,是新一轮反腐一大特点。

  接受组织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之中,共有包括杨刚、李崇禧等共计11人在政协系统任职,该系统落马的还有副国级官员苏荣。反腐专家杜治洲此前向北青报记者分析,“按照当前中央对于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一些以往看来是‘软着陆’的安排,也不能逃脱对过往问题的追责。哪怕是退休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仍旧会被追究相应责任。”

  被追责的老“老虎”之中,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的“落马”是颇为典型的案例。

  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纪委通报了震惊国人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及其处理结果。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也被“双开”,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中央纪委网站此后援引《中央纪委监察报》的文章观点称,“对主管人大代表选举的领导干部而言,中央纪委的严厉追责也是鲜明警示:领导干部应该带头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捍卫宪法的尊严,确保选举公开公平公正,一旦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即便任期内能瞒天过海,离任后同样会被严厉追责。”

反腐·国企

治理垄断国企“群体性腐败”30余名厅级以上高管落马

  23名厅级以上国企一把手落马。石油、钢铁、电力、通信等多个行业均有高管落马,中石油以5名高管的“业绩”位居央企反腐首位

  除了治理党政机关的“问题官员”,中央纪委的反腐之手也指向垄断国企。

  今年5月,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王岐山强调,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党内职务和责任,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

  这次座谈会也被视为中央下决心治理国企系统腐败的强有力信号。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国企系统被称为反腐“重灾区”,石油、钢铁、电力、通信等多个行业均有高管落马。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30余名厅级及以上国企高管中,23人为企业一把手。

  本月8日,中央纪委刊文披露,因掌握企业资源、资产、资金的管理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发生于国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的行为主体,一般为国企领导或是派驻机构中的负责人。

  此外,国企内部腐败人员容易在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利益同盟,从而呈现群体性腐败现象。

  在针对中央直属企业的“治腐”行动中,查处5名“问题高管”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排在首位,而中央纪委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则呈现“连锁效应”。

  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因涉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调查。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国玲先后被通报。不久,中石油前任董事长、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反腐·内部人员

改革内设机构问责纪检系统内部人员

  中央纪委两名官员落马,地方纪检监察系统有5名工作人员被通报,落马部级高官中,有3名与纪检系统有过交集

  今年5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以来被公布调查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内部机构最高级别官员。10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通报。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多次强调,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这在新一轮反腐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今年3月的中央纪委机构改革中,中纪委增设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司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解决“灯下黑”问题。该监督室专门负责监督纪检监察干部,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直接分管。该机构主要受理与纪检监察内部人员有关的信访举报处理、线索调查和训诫惩处。随后,多地纪检部门跟进调整内设机构。

  在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之中,申维辰、李崇禧、金道铭等三人与纪检系统有过交集。从地方层面来看,包括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察局对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黄振民、福建省烟草公司纪检组长孙佳和、广西国土资源厅纪检组原组长罗卫国和福建省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原纪检组长黄达源等5名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也被通报。

  就在昨日,中央纪委通报消息称,四川省纪委监察厅已于近日制发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纪检干部准入制度,稳妥探索淘汰退出机制”。对于纪检系统工作人员而言,“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将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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