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会群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个人简历资料 柴会群作品集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个人简历资料

　　柴会群，男，现为《南方周末》记者。

　　《丈夫拒签致孕妇死亡再调查》

　　文章选读：

　　2007年11月21日，22岁的孕妇李丽云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死亡，由于“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医院准备实施的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该事件被媒体命名为“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社会各界围绕医院“见死不救”背后的法律困境展开深入探讨。手术签字制度为此饱受质疑。

　　该案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去年年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中有一条规定是，因抢救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该规定被认为与“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密切相关。

　　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真相却显得扑朔迷离。就在各界围绕手术家属签字制度是否合理之际，肖志军很快被证实并非李丽云丈夫，其“家属”地位并不存在;而被报道“难产”的李丽云，后被证实系入院求治感冒。

　　那么，李丽云究竟因何而死?剖腹产手术是否必要?2008年1月，随着李丽云父母起诉朝阳医院。解答谜团的重任，落到了法院和司法鉴定机构身上……。

　　《农民李建平的艾滋乌龙史》

　　文章选读：

　　天水市清水县金集镇瓦寨村村民李建平，能说会道，头脑灵活，曾经是村子里响当当的人物，他十二年前就盖起了瓦房，早在大哥大时代就用上了手机。出事之前，还在天水市麦积区做着贩土鸡的生意，一天能赚二三百块，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命运因为当年震动天水市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急转直下。2003年下半年，瓦寨村一个叫李卫东的人，生病住进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于多日高烧不退，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艾滋病，再一问，原来卖过血。

　　那个时候，艾滋病虽然已不陌生，在天水却并不多见。防疫部门反应迅速，立即对可疑人群抽血调查，主要目标锁定瓦寨村一带有卖血经历的人。很快，瓦寨村又查出三名艾滋病毒携带者：李卫东的媳妇、李建平、村里另一位卖过血的村民。

　　李建平从没卖过血，不是疾控中心的重点调查对象。但作为邻居，他出于同情，在李卫东生病期间曾照顾过对方几天，李建平承认那时还是“艾滋盲”，担心因此染病，便主动要求抽血检查。

　　约一周过后，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家里，郑重向其告知：经检查确认，你得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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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会群

　　做了这么多年新闻，总体感觉，调查报道没有捷径。

　　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就在于它迥异于曾经发生的事。因此，寻求新闻真相的方法，也不可能有固有不变的规律。

　　在我看来，一些优秀同行总结出来的经验，当然有其可借鉴的一面，但是，如果后来者视之为铁律，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想肯定是错误的。一些看似百试不爽的经验，很可能在下一条新闻中失灵，甚至走向反面。而且，一些经验往往只适用于某个人，换个人可能就不行。

　　有一位很有名的调查记者前辈，在采访中橇开一个在我看来不可能撬开的证人的嘴巴。我曾向其请教，结果他跟我卖关子，说我得请他喝酒他才说。我到现在也没请他喝酒，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有他的绝活，但是反过来，他这绝活几乎肯定不适合我。但是，我想我身上也有他所不具备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新闻是活的，做新闻的方法也是活的，一些方法，会与不会不太重要，会的话也许会省一点力气，不会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一些笨法子往往更有生命力。

　　几条小经验

　　不过，就我这些年做的新闻而言，如果非要说一点什么经验，倒也有几条。

　　第一，尽快赶到现场。这一点我们容易以为仅仅是对跑突发记者的要求，但我认为对调查记者同样如此。而且，由于一般调查记者容易对此忽略，所以反而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必然伴随着新闻封锁。如果不抢在封锁的出现和加强之前完成采访，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当然，这些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但是你付出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就要大得多。

　　第二，不要参加新闻发布会。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某地发生新闻，官方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与会记者留下名片，然后一一给其单位打电话搞定。这当然是个极端案件，但是，对于调查记者而言，在新闻发布会上投入时间确实是一种浪费。它不仅提供不了多少有效信息，而且你完全可以从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发布会上的内容。

　　第三，找到受害者。一个新闻事件由三种人构成：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通常而言，这三种人当中，只有受害者有可能提供给你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帮助。受害者有时候不愿意说话，这通常是因为受到某种压力所致，分析他受到的是何种压力，然后去开导他，告诉他你可能会帮到他，最终让他开口。

　　第四，也是我在这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要说的，找到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

　　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涉及的人物往往有几十个，但真正核心的往往就那么一两个。找到这一两个人，让他们开口说话，我们的报道就成功了一大半。

　　对于专业调查记者而言，我说的这些几乎是废话。谁都知道去找核心人物，问题在于，谁是核心人物，并不是每个新闻事件中都清晰明了，需要剥开表象，才能发现和找到他;另外，投入到核心人物身上的时间和精力，需要跟他的价值相匹配。因为你前期的所有采访工作，很可能都是为这个核心人物所做的铺垫，但是，经常出现的情景是：你因为采访对象众多而忽略或低估核心人物的价值。核心人物如同球场上那个临门一脚的人，前面的工作很重要，但是，读者要看的是射门。

　　找不到书记找他爹

　　2008年，作为新闻多发地的安徽阜阳，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叫李国福的退休干部，因为举报区委书记张治安被抓，然后死在了监狱。这件事后来被媒体炒作为“白宫事件”，而张治安更是被称作“白宫书记”。

　　表面上看起来，“白宫事件”的核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李国福，另一个是张治安。但是问题在于，这两个都不可能说话。前者已经死了，后者不愿出来。当然，有一位同行出人意料地采访到了张治安，这很难得。不过，可以预见，张治安只不过说几句辩解的话，他不可能提供记者想要的东西。后来，张治安也被抓了，意味着再不可能采访到核心人物。

　　于是，记者们就只能在外围努力。事实上，张治安背后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阜阳的颍上县，做了许多极为夸张和极富特色的事。而张治安的行为，只不过是这个家族旧习的延伸。这些料，有同行通过大量扎实的采访都已搞到，依靠这些料，记者完成可以写出一篇好看的报道。不过，其中也存在风险，因为这些采访都是从侧面完成，找的也大都是与张家有旧怨的人，他们很少拿得出过硬的证据，而张家除了张治安，其他人还都在台上。

　　我在采访中发现，阜阳张家的核心，其实是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这个人身上充满了故事——事实上确实有人给他写过一本书。但是，包括我在内，开始没有哪个记者想去采访他，听了无数传闻后，我们都以为他是魔鬼一样人，采访他无异于去送死。

　　我是在最后时刻决定采访张家顺的。我那时已经走投无路，因为同行跟我拿到的料差不多一样，而他们发稿却在我前面。

　　但是，当我见到张家顺时，我才发现我去晚了。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人，他比我接触过的任何官员都要坦率。而且，他当时正因为儿子被抓深陷痛苦当中，他需要找一个人向其倾诉。而我可能是最适合的人。

　　我跟他谈了三个小时，后来又去了一次。这一次他已经有所警惕，但是已不重要，我拿到了我想拿到的料。

　　于是写稿时，我的主角已经不是“白宫书记张治安”，而是“颍上教父张家顺”。后来我的一个阜阳当地媒体的朋友跟我说，在网上看到那篇稿子后，他和他的一个同行对视了一下，然后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去买报纸去啊……

　　不要有偏见

　　2006年，陕西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案，农民邱兴华半夜跑到山上，杀了十来个道士和香客，而他杀人的动机就是怀疑老婆和道长不干净。我介入这个事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周，起初很是头大，因为媒体前期的报道已经非常充分，报道的空间很有限。

　　这起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无疑就是邱兴华本人，但问题在于谁也找不到他，警方也找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跟核心人物最为接近的次核心人物，这个人是谁呢?是邱兴华的妻子。应该说，在我找邱妻之前，几乎所有的深道报道记者都找过她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显然低估了她在这个事件当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据我所知，一些同行是带着偏见去见她的，他们之前已经相信她跟那道长有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问题及收获也就可想而知。我找到邱妻的时候，发现这是个很温和、很聪明的女人，这打消了我先前的疑虑。最重要的是，她是对邱了解最多、对邱杀人前的行踪也了解最多的一个人，发现这个重要人物之后，我先后去采访她三次。后来，通过邱妻，我又找到邱的哥哥，这也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人物。有了这两个人，我基本可以成稿了。

　　发现核心人物之后，要全力投入采访。对于核心人物，我认为最好采访三次。第一次是了解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是与其建立信任关系，以便为下次采访打好基础;第二次是全面突破，从其身上挖到核心事实，不忽略任何一个情节;第三次就是查缺补漏。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实践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有的核心人物，你往往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或者他只有一次向你吐露心声的可能，因此要尽力抓住，尽可能地多采访。在邱兴华案中，如果说我比一些同行做得更好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我对邱妻采访得更细、更多。需要说一句，当时记者们在县城所住的宾馆离邱家有80公里，而且大都是山路，每次都需要包车去，我想这也可能是其他同行只去一次的原因。但问题在于，他们把省下的钱和精力投入到其他人身上，而这些努力证实大都是无用功。

　　当然，邱兴华的稿子最后能比较成功，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因于运气。在采访过程中，邱兴华被抓住了。而且，我出人意料地采访到了他。

　　天上掉下刘锡伟

　　在做完上面这条稿子之后，邱兴华案进入诉讼阶断，常理而言，新闻步入尾声，调查记者的使命到此结束。但是，邱兴华的杀人动机却仍是个谜，因为警方已经证实邱妻的清白，但邱却坚持原来的说法，并将其作为杀人的惟一动机。

　　于是我决定再赴陕西，这次所在关注的，是邱妻本人。

　　这个想法缘于小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潘在《水浒》中是个次要人物，可是在《金瓶梅》中却是绝对的主角，作者将潘金莲从《水浒》里抽出来，讲了一个更为精彩的故事。因此，核心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不是绝对的，因为视角的不同，次要人物有可能转化为核心人物。在邱案的前期，邱兴华无疑是核心人物。而在案件后期，邱妻的重要性已经超过邱兴华，成为新的核心人物，而邱兴华则成为配角了。

　　阴差阳错，我的这个想法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我在采访过程中有了一个更为重大的发现：邱兴华很可能是个精神病人。这个发现归功于我找到的另一位人物：精神病专家刘锡伟。

　　在我接触刘锡伟之前，他已经在网上发过几篇文章，并曾去北京为邱兴华呼吁。但包括媒体在内，没人理他，有人还怀疑他是不是本身就有精神病。

　　但是，当我发现刘锡伟的行为与中国司法精神鉴定体制乃至刑法18条密切相关时，我想我找到了新的核心人物。于是，我修正了起初的主题，用邱兴华的精神病将刘锡伟和邱妻串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我介入之前已经有了联系。这样，稿子有了一个新的主题——邱兴华的精神病，支撑这个主题的两个人物、两条线索。

　　而我原来的想法，现在看来也并非不可行。后来我发现，我的同事、前新京报调查记者杨继斌围绕着邱妻写了一篇非常棒的文章，他所写的正是当初我想写的。据说那篇文章获得当年新京报的年度奖。

　　以上便是我做调查新闻的一点点经验。当然，正如我开头所说，所谓的经验只代表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绝不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我看来，要想做好调查报道，保持激情和好奇心，克服惰性和恐惧感，比研究一些所谓的经验方法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