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毒地举报人 人人都可以做到监督

在“靖江毒地”事件发生两年多后，江苏省靖江市政府开出一张30万元的支票，用于奖励“毒地”污染举报人周建刚。重奖30万元，对周建刚而言是“意外的惊喜”，也创下国内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最高纪录。

“靖江毒地”事件曾引起社会强烈关注。2015年9月，云南商人周建刚在网上公开举报称，靖江的一个养猪场地下填埋了上万吨危险废弃物，而危废的主要来源是两家上市公司。经过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北京青年报》刊发《养猪场地下的秘密》系列报道。2015年12月，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督办此案。这也是第一起三部委联合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案。

2016年12月，江苏省泰州市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检方以污染环境罪起诉周某等3名涉案人员。此外，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调查，促成涉案公司签订1.9亿元环境修复协议。

11月16日，北青报记者在北京对话周建刚。他表示，举报事件影响其两年多，最近他拿到相关补偿、赔偿和奖励，“对我个人而言， 毒地 事件算是翻篇了，画上一个句号。我会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而环保公益的事会一直坚持下去。”

谈毒地

毒物已挖出 毒地还在“疗伤”

周建刚是“靖江毒地”事件的举报人，也是受害者。2015年2月，他买下靖江的一个养猪场，在厂房内居住一段时间后，突然暴发皮肤病，去医院就诊后，得知是环境刺激导致。经过调查，周建刚发现养猪场前身是化工厂，厂内地底下埋有上万吨危险废弃物。此事经其举报被公众所知。2016年3月，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接受北青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有关部门在“毒地”挖出疑似危废5900多吨。

北青报：最近一次去原养猪场是什么时间?

周建刚：今年10月份。最近的3个月，去过两三次。

北青报：那块地现在是什么情况?

周建刚：举报事件后，政府介入进来，把地下的有毒物质挖出来清理了。整个地块有质的变化。地面上安装了专业的、用于修复土壤的大型设备和管道，还种了很多树和草。原来的建筑都铲掉了，只保留了一栋办公楼，因为不涉及“埋毒”，所以保留了，作为办公用房。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值守，监控设备运转。毒物已挖出来了，毒地还在“疗伤”。

北青报：靖江市政府和环保部门方面，有跟你交流过“毒地”的修复情况吗?

周建刚：回靖江那边后，我把我关心的问题都详细问过。有的问题，他们作了书面答复，有的当面解答。据我了解，政府找的检测机构，以及后期做土壤修复的公司，都是在国内排前列。治理方案也向我介绍过，是在做专业化的治理和修复。

北青报：这块地现在的归属是怎样的?

周建刚：我回去以后了解到，这块地有一个修复的观察期。站在支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污染的角度，我已经主动放弃流转使用权，这块地归还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交由政府，继续对土地进行修复和观察。

谈奖励

重奖30万元 对我来说是意外惊喜

“毒地”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块被靖江市政府以“紧急避险”为由接管，地上建筑物被拆除。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周建刚一直在观察污染治理的进展，也一直在和当地政府交涉补偿问题。近日，双方达成协议，靖江市政府补偿周建刚300多万元，另外，政府对他举报污染的行为重奖30万元。

北青报：让出地块，当地政府是否对你做出补偿?

周建刚：近3个月，我放下公司所有事情从云南回到靖江，跟当地政府直接沟通。过去沟通不是特别顺畅，总是通过第三方，有些信息不对称，所以直接沟通比较好。回去后，我跟靖江市环保局等部门沟通，了解到过去相互之间有些误会。案子发生后，政府人员的全部精力都在治理污染和排除险情上，忽略了对我个人财产、资产的处理。后来，他们也作了部署安排，认为应该进行补偿。这次回去，整体沟通情况还是通畅的。各部门人员和领导提到这个事情，都比较积极，和我深度沟通。这块地原来不值钱，现在值钱了。政府做出的相应补偿，也是通过正规的评估程序做出的，给我补偿300多万元。从我的角度来看，只要是规范的，我都接受。

北青报：对你举报环境污染的行为，靖江市政府奖励30万元。奖励是以什么形式给你的?

周建刚：这次回去后，政府方面讲，从发现污染到排除险情，我做了很大贡献，政府很认可，很明确要对我重奖，各部门决议后，决定奖励30万元，后来开给我一张支票。支票是单独的，跟其他款项分开，上面有我名字。因为眼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没搞授奖仪式。我觉得，这种奖励方式对我已经是最好的认可。没必要浪费精力和资源搞仪式。这个双方都达成了共识。

北青报：我记得靖江市环保局去年曾奖励你3000元，按照《江苏省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奖励办法》规定，这是最高奖励标准。你怎么看这次重奖30万元?

周建刚：3000元，是靖江市环保局对我打12369举报热线的奖励。这次30万元，奖励的主体是靖江市政府。我自己理解：政府通过我的举报，通过调查，切切实实地排除了一个重特大隐患。另外，我一直配合政府对污染地块的处理，所以有了后面的30万元。这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鼓励。重奖30万元，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惊喜。这个奖励，钱多钱少，对我而言不是很重要。我能感受到，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这是个重大进步，也是目前国内对环境污染举报做出的最高奖励。

北青报：补偿和奖励，弥补了你的损失吗?

周建刚：如果算细账，可能算不完。我觉得这些数额的高与低不是特别重要。有了补偿，有了奖励，我已经感到很欣慰。我能感觉到政府在处理问题时比较积极，比较阳光的态度和意识。我也不想让这个事拖太久。

谈案件

“内心原谅了”污染制造者

2016年12月，江苏省泰州市检察机关对“靖江毒地”案提起公诉，检方以污染环境罪起诉周某等3名涉案人员。此案一审已经开庭，尚未宣判。

北青报：在这起环境污染公诉案件中，你是什么角色?

周建刚：我是被害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成为原告的理由是，我在财产、身体、精神等各方面受到损害，是“毒地”的受害者。

北青报：你见到被告人了吗?有没有交流?

周建刚：在法院，庭前沟通的时候见到过部分被告人。周某快70岁了，很慈祥，也很坦诚。

他讲了一些过去的情况，表达了歉意。他表示，该承担的他会承担。从某种角度讲，“毒地”的发生，也有一种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我对他也有同情，内心原谅了他。

北青报：经司法机关协调，涉案公司签订1.9亿元环境修复协议。你对这个协议了解多少?

周建刚：据我的了解，这个协议比较简单。1.9亿元，主要用于排除污染和土壤修复的各项支出。

北青报：这个案件审理到哪个阶段了?之后还会参与吗?

周建刚：一审还没有判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我和被告达成了庭前和解。一方面，我对被告出自内心地谅解了，被告也对我两年多消耗的精力做出赔偿，也是对我投资和治病等方面的一个合理补偿。达成和解后，我就撤诉了，退出案件，不再参与。

北青报：对大环境有什么感触?

周建刚：感觉这两年多，国家层面对环境问题更加重视。“靖江毒地”案，是三部委第一次联合挂牌督办的环境污染案。我能感觉到国家层面有一个高度的关注。近两年，国家在环保方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重拳出击，有阳光积极的一面，对老百姓、对全社会都是好事。

谈变化

随手拍污染 打12369已成习惯

两年多来，周建刚的病没有痊愈，一直在治疗当中。和过去相比，他从环保一窍不通的商人变成积极的环保志愿者，随手拍污染、打12369，已成生活习惯。

北青报：两年过去，你自己有什么变化?

周建刚：我原来是一个对环保一窍不通的商人，现在我时刻关注环保问题。在生活中，看到哪里的烟囱冒黑烟、河里冒污水、垃圾满地，我都会神经质、条件反射式地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发微博，或者向环保部门反映。12369是我经常拨打的电话。这已经成为习惯。

北青报：你的身体状况怎样?

周建刚：案发前我身体很好，就是因为在养猪场住了一段时间，暴发严重的皮肤病，免疫力低下。这两年我不停治疗，一直在用生物制剂，现在也配合中医等手段调理身体。两个月前，我的病情比较严重，现在相对平缓，但还是没有百分之百根除。手背、背部等部位还有一些癣块没有消除。

北青报：“毒地”事件对你还造成什么影响?

周建刚：心理上，前期我有比较大的压力和紧张情绪。经济上，这两年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经商的活动，对公司影响很大，因为看病，我也耗费巨资。现在看，这事能得到政府的认可，能把“毒瘤”排除，以前所有的压力都得到释放。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对我的影响跟这个结果比，不值一提。

北青报：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变化?

周建刚：事情最开始，好多人不了解内情，不理解我，都以为我捅了篓子，以为我跟政府作对。随着媒体的报道，随着官方发声和对我的肯定，现在大家对我有更多理解。我也认识了更多爱好环保的朋友，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环保人士。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我原来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变得更加支持环保。

北青报：你后来再去靖江，当地人对你怎么看?政府官员对污染事件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周建刚：当地人对我更加认可。用他们的话讲，我们是更有知识的人，才能发现污染，他们自己不懂，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确实没办法。我能感觉到环保教育和引导的重要性，有关部门加强环保教育和引导，比治理环境还重要。因为前者能让更多人重视环境，那么，污染事件会越来越少，有可能发生的污染，可以掐断在萌芽状态。这一次回江苏，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让我意外。首先，他们对污染的态度很明确，污染确实发生了，全部按规范化的标准严格去做。我在江苏期间注意到，环保部门对类似环境案件的反映，都表现出积极处理的态度。

北青报：算是翻篇了吗?

周建刚：对我个人而言，“毒地”事件算是翻篇了，画上一个句号。我会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而环保公益的事会一直坚持下去。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个人生活和公司正常起来。未来有更多精力了，我会在云南做一个环保教育方面的公益机构。期望有一天能实现。

北青报：这件事社会一直关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周建刚：媒体和环保公益机构，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过我帮助。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环保人士还发起募捐和借款活动，帮我渡过难关，这些都是我无法用“感谢”两个字表达的。但我还是要说声“很感谢”。我会跟所有环保志愿者一起走下去。环保事业，对我而言才开始。